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合格載體

　　澳門特別行政區回歸后近20年來「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不僅令澳門人嘗到了新制度、新理論的優越性及其伴生的居民福祉的躍升，而且也讓國家在新全球化時代擁有同現代資本主義、特別是西方世界打交道的更強底氣。

一、回歸價值的再認定

　　1999年12月20日，澳門政權順利交接、平穩過渡。這是祖國日益強大、「一國兩制」方針明確指引、以及澳門各界居民合力開拓的積極成果。回歸成功率較高，它不僅造就了一個全新政權的到位，而且也適時推動民心回歸的達標，這些意味著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新興政權、新型社會制度載體，是在一個高起點上起步、在高目標期望值上奠基，故稱其具有不俗的抗風險免疫力，理應成立。

　　總體觀察，高穩定、高開放、高和諧、高寬鬆以及高形象、高獲益均可從政法、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得到印證。澳門事實上正經歷著歷史上、國際上罕見的根本性變革，基本法講的「五十年不變」，是指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制度保持不變，而代表人類文明進步的「變」、增多民眾基本福祉的「變」，則越多越好、越快越好，這一切都要從回歸說起。

　　回歸是國家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的憲政行為。無論就性質還是實際影響，都是國內外罕見的重大政治變革，也可以講，是在新思維主導下實現的文明轉換過程：行政、立法、司法等公權力機關的原有殖民管治形態被徹底終結，代之以體現民本民主、創新創世的「一國兩制」新政權；居民的公民身份和基本權利行使更加全面、充分，社會發展的動能被直接或間接地激發了起來。所以說這是改朝換代、改天換日，名副其實，絕不過分。

　　歷史經驗表明，新興事物的出現、成長、壯大，不可能不遇到阻力。作為新型發展模式、新興社會生態，特別行政區同樣遭遇過存在於不同階段、不同領域的新舊之爭，傳統與新生事物之爭以及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解上的保守與開明之爭，如今澳門特區第4個依法施政期即將結束，但「不做不錯、做少錯少、做多錯多」這項源於舊體制、舊機制的消極文化，似乎依然較為普遍地在政府體系內存在甚至蔓延。

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意義，絕不是其體量細小所能局限的，其和諧穩定、長治久安，對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均屬探索前行，具有不可低估的國際影響。圖為慶祝澳門回歸十九週年藝術推廣巡遊

二、獨特罕見的歷史文化基因

　　歷史是一面鏡子，要以史為鑒。明確清醒的歷史觀表明，發展離不開時間、空間兩大維度上環境因素的發揮。澳門是海洋文明的早期傳遞者。帆船時代，澳門曾是天然國際良港，也是明清時期實行海禁唯一保留的廣州港外港，三大東西方航線的開拓，表明它是早期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貿易樞紐。與此同時，500年前的15、16世紀，葡萄牙是世界上航海第一強國，其觸角、影響遠達歐洲之外的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它是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對外擴張的先行者，賴以成功的兩個主要因素是較為先進的武裝船隊和傳播天主教的精神征服。

　　1557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葡人抵澳並隨之將其擴建成遠東葡萄牙海上帝國的指揮控制中心。從政治上講，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澳門，16世紀中葉以後被葡萄牙逐步佔領，絕不是民族的光彩，但歷史已證明，澳門的被動開放伴隨著中國千年農耕文明向歐洲為代表的海洋文明的認知轉變，以及東西方文化的全面對接與積極互補。

　　澳門是古老中華文明的忠實繼承者。開埠5個世紀，澳門本地華人始終是社會主體，華人居民語言文字、傳統禮儀、習俗風情以及對國家的效忠，始終是澳門社會的主流。中華文明傳承不僅未曾中斷，反而增添了澳門特色。明朝中後期，中國封建制度出現老化，傳統農耕經濟在國際快速崛起的海洋經濟衝擊下漸呈跌勢，清初極盛一時的康乾盛世無以為繼。以鴉片戰爭為標誌，中國人民經歷了水火兩重天的社會現實：一方面國勢漸微，國人遭遇史上罕見的民族災難，另一方面民族覺醒急劇加速，中國同時進入抗爭期、探索期。

　　澳門是中國近代史上先進啟蒙思想的孵化器。它不僅為鄭觀應、孫中山等大思想家、大政治家的革命與改良主張提供寬鬆的環境，也為開風氣之先、開探索之先、開創新之先的嶺南文化的全面拓展構建了一個主要的策源地。20世紀初的「五四」運動和隨後成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現代史的發端，從此，中國人民全面覺醒並進入有組織打倒列強和國內外反動派的歷史新時代。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是中國人民驅逐列強、實現「站起來」目標的標誌，隨後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規律雖然付出過不小代價，但所奠定的制度基礎是牢固的。

　　歷史上，澳門是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的匯合點：葡萄牙是最早向外擴張的西方資本主義，但國力有限，難成大業；中國雖資本主義發育較晚，但體量巨大，傳統優勢不減。在當下，澳門則是最大、最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與經濟、法制、語言、文化、民風仍獨具一格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結合部。故澳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意義，絕不是其體量細小所能局限的，其和諧穩定、長治久安，對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均屬探索前行，具有不可低估的國際影響。

三、兩大基本社會制度對接的一個典型戰場

　　今天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推行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起步點，中國大地40年的巨變，標誌著國家已經實實在在「富起來」，即全國範圍內達到中等收入平均水平的小康目標已基本實現。它改變了14億中國人民的命運，改變了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改變了人類文明史過程。當然全面實現「強起來」的發展目標任務更艱巨，未來30年，中國人民必將以更大作為展現於世。

　　改革開放和國家巨變令歷史遺留的港澳等問題的解決具備了條件，國家及時推出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新政，成為兩大社會制度對話對接、對壘對決的智慧選擇。澳門體量不大，但所承載的驗證使命，卻具有難以估量的進步意義和全球價值。

　　「一國兩制」無論從道路、理論、制度還是文化領域來觀察，都具有史無前例的創新特點，這「一國」是實行單一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古老又新生、超大體量、具有中國化當代馬克思主義作為行動指南的東方大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這表明，何時何地設立特別行政區是國家行為、國家決策，當然以國家認定必要為標准。這表明國家原有主體部分繼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認定局部特殊地區設立特別行政區的前提，這在國家內部是前所未有的求同存異、對立統一，擴大來講，容忍局部特殊地區實行不同於國家主體部分基本社會制度的原有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世界範圍內前所未有的求同存異、對立統一。

　　「一國兩制」也是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故通常講「一國」是前提、是基礎，沒有「一國」就沒有「兩制」，「兩制」的存在具局部性、特殊性、過渡性。「兩制」不可能永恒化，更不宜妄圖影響或改變「一國」的憲制地位。從規模來看，現有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面積只佔國家主體部分1/92,000，人口只佔1/200，即使加上海峽對岸的台灣，面積也只佔國家主體部分的1/270，人口只佔1/46，仍然是少數。顯然，作為命運、利益共同體，雙方有必要、有條件共商共建、共享繁榮，這是其一。其二，原有特殊歷史背景下形成的制度差異及社會制度不同、法治制度不同等，可以在50年裡保持不變，讓未來發展成效來做檢驗，孰優孰劣，讓事實來回應。

澳門是最大、最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與經濟、法制、語言、文化、民風仍獨具一格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結合部。圖為2018澳門國際馬拉松比賽現場

四、小舞台大劇目：成功實踐典範

　　毫不誇大地說，「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模式業已橫空出世：多重利好因素疊加——跨越式發展、跨制度創新——正效應與受益面全面擴大——正面形象廣泛認同。

　　穩定和諧是發展前提，良政善治是發展保障，寬鬆包容是發展優勢，自主開發是發展關鍵。政府與社會是構成澳門成功實踐的雙行驅動動源，是左腿與右腿、左手右手的關係，唯功能正常發揮方可認定為健康實體。政府要有准確的定位意識，特區是中國特區，「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機組成部分。維護好中央政府管制權威和中央全面管制權是題中之義，堅持民本善治不容錯位，社會要有正確歷史觀、時代觀、開拓觀、創新觀，民生改善與民主維護、公民意識與文化自覺兼顧。

　　國家強調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建設，澳門突破產業結構單一化、畸形化仍舉步維艱；國家強調發展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澳門作為聯繫葡語世界一個主要支撐點受到廣泛認同，但澳門沿襲的歐陸法制體系的本地化、高效化仍待關注與推進；作為傳統且受認可的國際自由港和移民型城市，作為聯繫兩大社會制度的窗口，澳門社會結構的升級轉型或深度調整，任重道遠。

五、遵循基本規律

　　「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事實證明，『一國兩制』是解決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必須把維護中央對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這是中共十九大對「一國兩制」作出的最新、最權威的認定。

　　國家十分重視並強調特別行政區的成功實踐，並明確提出了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要求。政治上要堅持上述「兩個最佳」、「一個必須」、「兩個雙不」；經濟上要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搭好中國發展快車；文化上要提升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歷史與時代觀念，要堅持深度改革開放與新事新辦、特事特辦的意識。

　　結合上述要求，衡量「一國兩制」實踐是否到位、是否成功，恐怕不能不顧及：一是國家設定的預期發展路徑與方向；二是廣大居民理解的適度與充分，以及行動的跟進與及時。就澳門特區4個五年依法執政期的社會現實，衡量其「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基本指標，至少包括以下幾條：1，國家恢復行使主權、全面管制權落實到位；2，特區新興政權行使高度自治權有效不越位，民本不官僚；3，社會和諧、包容穩定等文明指標常態化、有感化；4，經濟持續走強、民生持續走高；5，治港港人、治澳澳人愛國愛港、愛國愛澳核心價值觀形成主流；6，特區正面積極形象被國人、世人普遍接受認可；7，新時代新征程上，新思維新作為成為自覺追求與新常態要求；8，年輕一代接班人培育受到重視並具可比性成效。

　　在這8項驗證指標中，前兩項屬於正確處理中央與特別行政區關係，亦即「一國兩制」的「一國」內涵與要求，第3、4、5項屬於客觀、科學認定特區「一國兩制」實踐中，政治、經濟、文化協調發展的要求，第6、7、8項是對特區實踐驗證的幾項可比性指標。

　　中國發展、全球受益，中國成功、世界共享。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不變，但要有全球思維。國家近年反復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它是歷來中華文明倡導的「世界大同」的具體化，像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前景越來越清晰一樣，在經濟、科技日新月異創新發展，與各國思想家、政治家共同倡導下，它並非一個可望不可及、不可實現的古老目標。

　　「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可或缺的主要組成部分之一。其提出與實踐業已初獲證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基本社會制度，並非只能對抗、對立，兩者應該也可以求同存異、化異趨同；應該也可以平等尊重、互利共贏；應該也可以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應該也可以以柔克剛、上善若水；應該也可以共商、共建、共享，在前進中各展優勢，在競爭中接受選擇。

　　總之，特別行政區的初步實踐已充分證明，具有創世驗證價值的「一國兩制」是人類文明史上最大的對立統一，最理想而客觀的矛盾轉化，最好的低投入高產出價值規律，最能體現兼容並包、愛心永駐的社會關愛，最有現實說明力和最廣推介意義的認知體系。

六、結語

　　中國40年跨世紀的改革開放是歎為觀止、彪炳千古的震撼性大事業，已經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並改寫了國際文明史。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這篇大文章仍需傾國之力、傾國之智方能完成。

　　發展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已經踏上成功實踐之路的澳門特區，有望在業已選定的成功路上疾步前行，創造出「一國兩制」實踐的2.0版、3.0版。澳門屬於中國，同國家發展保持同向同步，理所當然。

　　「如果說20世紀是社會主義拯救了中國，那麼21世紀則是中國拯救了社會主義。」這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一項突破性高端判斷。根據對現存兩大基本社會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深度思考與感性體驗，人們似乎也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說19、20世紀是現代資本主義代表的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那麼21世紀各國人民將見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代表的東方文明在全球範圍內的導航與保障；如果說全球最大的中華民族巨輪有望在21世紀中葉駛達偉大復興的勝利彼岸，那麼全新設計的澳門號「一國兩制」新船將會是編隊同期抵埗當之無愧的一員。

　　繼續保持高品位、高質量發展，並強化對自身發展規則認知和行動自覺，這是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實現兩個一百年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與時代要求，當然也是當代澳門人以實際行動「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的最大幸福感、獲得感、成功感的滿足過程。

作者係澳門理工學院教授、理事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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