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其大體為大人」——淺論遺體捐贈對醫學教研的重要性

　　「從其大體為大人」出自孟子《告子章句上》。大意是能遵循仁義之心，處處為別人著想的人，可稱為大人。故此，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尊稱那些願意在死後捐出身驅來支持醫學教育、研究及培訓的無私人士為「大體老師」，因為他們遺體的捐獻並非為己，而是為了下一代醫護能更好地學習大體解剖學而將離世後的身軀予以提供學習幫助，所以「大體老師」是對捐獻者最合適的尊稱。

「大體老師」是令人崇敬的無私奉獻者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在過去40年一直致力推動「遺體捐贈計劃」。由於香港大學的一、二年級醫科學生都必須上解剖實驗課，且需要花費幾個月時間進行人體解剖來學習人體結構。醫學院需要投放大量資源和空間去處理遺體，包括專業的防腐師團隊、裝設特製抽風系統的解剖床、提供適合儲放一定數量的遺體和棺木的空間等，這是因為我們深信透過解剖人體來學習人體結構，遠較圖集或模型更為真實及可靠，亦可從中認識到每個人體都是獨一無二的。在解剖人體時，學生雖已熟記書中知識，但很多時候還是未能在真實的人體上找出各個解剖結構，那是因為書本和電腦上的圖畫和真實的人體結構存在一段距離。而這正是醫科學生未來在手術台上面對真實病人時將須面臨的考驗。

　　遺體解剖對醫學教育與研究的貢獻是無容置疑的，不僅有助發展及改良技術、也令外科手術更有效安全。然而我們寄望醫科學生從人體上學到的遠遠不只是解剖，而是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要激勵他們反思生死的本質。透過這種與死亡的近距離接觸，激發學生探討死亡的意義，更深入認識生命，進而反思自己希望經歷怎樣的人生。

香港大學特意選定每年的3月3日為「港大遺體捐贈日」，以其三三不盡之意，宣揚跨越生命界限，延續知識傳播的大學精神。圖為致力推動遺體捐贈計劃的香港大學曹世華教授（左）及陳立基副教授（右）

　　每每我們迎來一批新的「大體老師」時，無論是大體解剖課堂或研究實驗工作坊，為了向他們表達感恩的心，我們都會舉行致敬儀式。我們會提醒所有參與的學生、教授、或醫護工作者他們眼前的「大體老師」的無私奉獻。他們也曾跟我們一樣呼吸著、生活著、愛與被愛著。他們的遺願就是希望我們善用他們的身體學習，讓我們將來可以更好地照顧病人。當我們收到「大體老師」家屬的分享，寄語醫科學生能好好利用他們摯愛的身體去學習，我們都會與學生分享，讓他們知道眼前的是一位無私的偉人，在生前他作出了一個自喻平凡卻與普羅大眾看法截然不同的決定，而捐贈者家屬亦對學生抱有期望，希望他們將來能成為更好的醫護工作者，所以希望學生能更加珍惜每一次從無私奉獻者身上學習的機會。

　　「大體老師」是同學醫學生涯中的第一個病人，他們願意為了醫療教育，捐獻出自己唯一的身體。而這樣的善行並非為了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協助醫科學生能成為更有學識和同理心的醫生，促使他們能幫助更多的病人。在學習以外，學生更應體會這種無私的精神，學會尊重將來面對的每一位病人，為他們的生命負責。

遺體捐贈的現狀及港人對遺體捐贈的看法

　　港大醫學院始於1974年接收第一具遺體捐贈以供醫療教育及研究用途。中文大學則在2011年推行同類型計劃。計劃推行初期反應一般，每年只有1至2具遺體捐贈。但是由於兩所大學的努力推廣，近年遺體捐贈數量大增，在過去幾年，香港大學及中文大學每年都能收到最少幾十具遺體。

　　當然我們不只盲目追求數字，而是更著重關注計劃項目的理念推廣及整體結構：從登記者、捐贈者家屬的考慮為依歸而制定的程序；每年醫科專業的收生人數、研究用途的安排需求；以及存放空間的多寡等多方面考慮來決定實際接收遺體捐贈的數量。不過公眾對計劃推行的正面評價及支持也是始料未及的。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於2014年8月進行的一項遺體捐贈意向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對遺體捐贈普遍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調查以電話抽樣形式成功訪問了800多位年滿18歲的香港居民，逾80%受訪者曾聽過遺體捐贈，而在聽過遺體捐贈的人士當中，有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願意捐贈遺體。推動受訪者願意捐贈遺體的原因，包括希望能幫助到有需要的人，為醫學教育及研究作出貢獻，在離世後仍有所作為等。

　　這項數據著實令人鼓舞。相對於同時期進行遺體捐贈意向調查的其他國家，港人在捐贈遺體的態度上顯得更為開放。Rokade & Gaikawad（2012）的調查顯示住在印度馬哈拉施特拉邦的民眾因為未曾聽過遺體捐贈，受其宗教信仰影響，或擔心自己的遺體在處理時不獲尊重等原因而減低遺體捐贈的意願。於625名受訪者中，只有19.5%願意捐贈遺體予解剖研究學習用途。Halou et al.（2013）則指出分佈於希臘5個主要城市的1,700名受訪者中，只有5%表示願意成為遺體捐贈者。

　　港人對遺體捐贈日漸接受，除了本著幫助別人的一顆善心之外，與我們著墨宣傳計劃的理念，以及經由較輕鬆的活動與公眾推廣討論「生命教育」不無關係。我們尊重生命，敬重「大體老師」的無私奉獻，更看重如何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領悟生命及死亡這沉重的課題。因此致敬儀式、家屬文章分享、以及學生完成解剖課後需要撰寫的反思文章的安排，不僅為「大體老師」及其家屬能得到心靈上的慰藉以及感到被尊重而做，亦是為培養醫科學生的人文價值而做。

　　我們亦希望透過香港大學的「大體老師」遺體捐贈計劃來推動香港公眾的生命教育，所以我們特意選定每年的3月3日為「港大遺體捐贈日」，以其三三不盡之意，宣揚跨越生命界限，延續知識傳播的大學精神。在過去幾年的「港大遺體捐贈日」，我們舉辦過《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首映場暨映後座談、「思別雅座」（Death Café）、「生死教育藝術工作坊」、「大音希聲」（Soundscape of Body,用光影聲音把我們獨一無二的身體以創新的方法呈現出來）等，以多種形式呈現生死教育的課題，帶領大眾一起重新思考、認識及欣賞生命。我們也於2015年，結集了醫科學生、「大體老師」家屬及學者感言，出版了「大體大得——遺體捐贈感思文集」，向大體老師致敬，此書亦有幸獲得了2017年的香港出版雙年獎的生活及科普類的出版獎。

每次我們迎來一批新的「大體老師」時，無論是大體解剖課堂或研究實驗工作坊，為了向他們表達感恩的心，師生們都會舉行致敬儀式。圖為《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電影劇照

拓寬生死教育受眾的年齡層

　　每每在活動或傳媒報導過後，收到索取表格的查詢電話及登記表格都以倍數增加。我們樂見這些數字的增長，因為見證了遺體捐贈計劃的推展與成長，也成功地讓公眾對計劃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前線接觸到的有意願登記人士當中，大多為曾經懸掛在生死邊緣的病人、經歷了喪親之痛的病患家屬或上了年紀的公公婆婆。他們總會說：「人都就走囉，邊度用得著就用啦！幫到人咪仲好。而家諗定先。」這是他們在與死神打交道後的頓悟：生死有時，遊走死亡邊緣後，更懂得好好規劃活著的時間。不過後續的困擾便是提醒他們與家人作良好的溝通：「我百無禁忌，不過費事同仔女講，佢地未必贊成，我身體自己嘅，死咗捐出去咪唔駛煩到人。」雖然登記者對於後事安排的想法開放了，但並不代表對公開地討論死亡及後事安排的忌諱就有所減少。我們確實也遇到過因家人未能接受遺體捐贈最終未能按先人意願完成捐贈程序的案例。因此，對於生死教育的推廣，我們期許把目標推前至青少年及中年群眾。在現行的香港法例下，除非死者遺囑清楚寫出遺體捐贈的意願，否則近親或遺囑執行人可以決定死者的遺體處理。即便死者生前已登記遺體捐贈，通報或遺體捐贈的文件辦理仍需在親友不反對的情況下才能完成。所以年青的一輩對於遺體捐贈的理解與接納也是非常重要的。「大體大得——遺體捐贈感思文集」的出版，成為我們向年輕群體推廣的橋樑。現時很多中學都提倡生死教育，如能定期到學校辦讀書會，以這本文集作為起點，與學生們來一場以生死為命題的交流，相信能更好地在青少年心中播下反思生活的種子。

硬件配套有限令接受捐贈有限

　　雖然港大醫學院有穩定的「大體老師」供求以作醫學研究及教學之用，唯實際接收有心人士的遺體捐贈時間，很大程度上會受制於當時的儲存空間。我們的計劃承諾在「大體老師」功成身退後，負責安排火化及相關費用。按香港法例規定，遺體必須要放入棺木內方可安排火化。因此接收一具遺體捐贈，除了儲存經過處理的遺體外，還需要騰出空間存放與遺體一起運送來的棺木。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們會因為有限的儲存空間而暫時停止接收遺體捐贈。我們的希望是，公眾能夠明白醫學院的遺體捐贈計劃有這樣一種限制，縱使遺體或未能成為「大體老師」，我們還是完感受到那心願的偉大和無私。

擬訂有關指引保障遺體捐贈

　　目前與醫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部門辦理、簽署遺體捐贈文件，主要靠雙方溝通協商。但目前文件的處理程序指引未算詳盡，偶會在文件處理上未能達成共識，或需要多點時間商議，因而對捐贈者家屬造成困擾。若醫管局及食環署能制訂一套更清晰的《遺體捐贈指引》，協助前線員工與我們一起處理遺體捐贈，將能更有效。

　　筆者期望更有效率地推廣遺體捐贈，讓此計劃成為醫護專業和公眾溝通的橋樑，除了讓公眾認識遺體捐贈的精神意義和實務內容，建立醫病之間的互信基礎外，亦能帶領他們反思生命，認識死亡，珍惜當下。

作者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副教授、「香港大學遺體捐贈計劃」項目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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