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必急於參與CPTPP
美國“退群”後的“縮水”版“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已經正式生效了。一些專家主張中國儘快申請加入這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視之為緩解當前貿易戰衝擊和自我提升的有效平台。但只要冷靜審視，就不難發現，中國沒有必要急於申請加入CPTPP，中國更應該做的是有條不紊推進“一帶一路”布局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
文| 北京 梅新育
2018年3月9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秘魯等11國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簽署“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圖：新華社）
TPP/CPTPP問題頗多
備受新一屆美國政府排斥
這些專家之所以主張中國儘快申請加入CPTPP，與他們當初極力渲染TPP對中國經濟衝擊巨大、主張中國儘快申請加入TPP的原因一樣，都是建立在這樣一個隱含的假設基礎之上：美國決策推進的東西都是正確的，都是必然成功的。但實際上，這個前提假設是違反事實的。雖然中國不可低估美國的綜合國力，但要擺脫習慣性過度高估美國能力的思想誤區，認識到美國決策層並不是那麼英明神武，不少對外決策摻雜了決策者太多個人私利動機、未必非常嚴密，在TPP一事上就是如此。
對於多數出身法學專業教育背景、甚至有律師執業經歷的美國政治家和高官而言，與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幹出實實在在成績相比，制定新的法規、貿易協定更能發揮他們的“比較優勢”，創造更大的政績。為什麼奧巴馬在他總統任期結束前急於大力推動TPP？因為那時他已經進入執政“跛腳鴨”階段，擔心自己淪為美國史上像樣政治遺產最少的總統之一，製造政績的心情分外迫切。至於新的法規、貿易協定的執行成本和真實效力如何，已經不是他重點考慮的問題。
正因為如此，儘管當初奧巴馬政府極力倡導並簽署了TPP，但此後，TPP就淪為新一屆美國總統大選中兩黨競選人爭相與之劃清界限的競選“票房毒藥”，難以擺脫數年之內可能都無法在美國國會通過的命運。無論美國之外的TPP倡導者如何表達不滿，甚至發出了“對於美國的朋友和夥伴來說，批准TPP是衡量美國信譽及其認真看待程度的試金石”（李顯龍2016年8月1日華盛頓演講）的警告，都無法改變這一點。經過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美國朝野對TPP的唾棄，經歷了特朗普上台之後主動退出TPP，倘若還以為CPTPP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當初美方主導制定的、因而註定是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是行得通的，那就多少有點可悲了。
我們更要看到，對於中國而言，急於主動申請參與CPTPP是自降身價，不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經濟貿易體系中的地位。美國“退群”後的CPTPP共有11個成員國，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文萊、墨西哥、智利、秘魯，覆蓋人口近5億，成員方GDP總量佔全球13%。讀者可能認為上述數字非常巨大，但相比而言，中國有近14億人口，是CPTPP成員方人口總和的2.8倍；GDP在全球佔比2017年就達到了15%（美國為24%），是日本的2.5倍，比CPTPP成員方總和還高出近兩成；出口額佔全球出口總額比重在2017年達到了12.76%，大約是日本的3倍。早在當初奧巴馬政府力推TPP時，美國國內商界政界中就不乏人士認為TPP要想在經濟上成功，關鍵在於邀請中國參與；現在更是如此。我們何必要以大就小自甘被動？
TPP/CPTPP美日之外成員國
經濟收益不樂觀
進一步分析TPP/CPTPP對其成員方的潛在收益，冷靜審視，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美國沒有“退群”的情況下，除美日之外的TPP成員國未必能夠通過這一協定獲得很多經濟利益。
美日之外的原TPP成員國大體可以劃分為兩類：資源出口國，包括澳大利亞、新西蘭、智利、秘魯、文萊；後起製造業國家，包括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此外，加拿大資源豐富，但也有先進製造業；新加坡則是城市國家。在TPP/CPTPP框架下，可以得出以下判斷：
一方面，資源出口國不可能通過TPP/CPTPP框架顯著促進其資源出口，從而在這一輪初級產品熊市中改善其貿易地位。因為美日是高度成熟的發達國家，由於產業結構等原因，同樣多的經濟增量下，成熟發達國家創造的資源需求比新興市場經濟體少。因此，他們如果要促進自己的資源產品出口，更需要的是與中國建立更穩固更緊密的貿易關係。
另一方面，後起製造業國家難以通過TPP/CPTPP獲得很多產業轉移和貿易轉移的利益，即使在美國不“退群”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原因如下：
第一，他們既離不開中國的中間品和設備，又面臨美國“再工業化”目標和國內相關產業的阻擊。
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現代產業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規律、美國之外其它TPP成員國國家規模就決定了它們不可能大面積吸走中國的產業鏈。這樣，後起製造業國家在傳統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最終組裝環節的生產要想實現最高效率和最低成本，就離不開中國的中間品和廉價設備，須知2013年中國裝備製造業產出就已經佔到全世界1/3，是第二名德國的2.5倍。而且，根據筆者的整理，這些年越南對美紡織服裝出口迅速增長，而中國對越南的化學纖維長絲、化學纖維短絲等中間品出口增幅也很大，實際上就是越南依靠中國的紡織產品製造服裝對美出口。
當初，美國在TPP面臨多重目標的相互衝突：如果它想儘可能迅猛地激勵產業和貿易從中國流失以削弱中國，那麼它就應當推行儘可能寬鬆的原產地規則；如果它想保護國內相關產業、推進本國“再工業化”，那麼它就應當推行嚴厲的原產地規則。在相互衝突的目標擠壓之下，美國政策的空間實際上不是太大。從公布的材料來看，後來TPP通過的原產地規則比較嚴格；相應地，激勵產業從中國流失的動力也就不是特別足。CPTPP繼承了TPP這方面的規則。
墨西哥這樣的後發製造業國家未必能夠充分利用TPP/CPTPP給其創造的產業轉移機會和潛力。原因是該國政府行動能力虛弱，民間、企業效率低下，不能很好地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投資。當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之後，墨西哥希望藉此吸引外資、特別是東亞資本轉投墨西哥，在墨西哥生產，以利用墨西哥進入美國市場的便利優勢。但實際結果是經歷了數年這類投資增長之後，資本流向就發生了逆轉，以至於當時的墨西哥政府居然威脅要起訴中國“偷走了”它的外資和貿易。
第二，從長遠來看，TPP/CPTPP框架下貿易轉移帶動後發製造業成員國發展的戰略面臨美國進口能力和市場容量的制約，因為美國無法擺脫“特里芬兩難”的困局，即擴大進口與美元穩定不可兼得。相比之下，中國可持續擴大進口的增長空間要大很多。
同時，在TPP/CPTPP框架下，後發製造業國家還會經歷先進製造業部門被淘汰的進程，導致其產業結構有所降低。類似機制在新世紀初俄羅斯、巴西的“去工業化”中已有體現。實際上，在2015年，僅僅是由於東盟內部深化市場一體化，降低區域內部貿易壁壘，就已經導致越南國內外資汽車廠商相繼關閉，把在越南國內組裝生產改為進口。
第三，在TPP/CPTPP的金融市場開放框架下，馬來西亞、越南、墨西哥、智利、秘魯等後發成員國金融穩定性面臨更大外部衝擊和不穩定風險。在這個問題上，當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實際開始執行同年年底，墨西哥就爆發金融危機，就是一個典型案例。
美國決策不乏“顧頭不顧尾”
易致貿易夥伴期望落空
而且，美國決策不乏“顧頭不顧尾”之處，某些外交和貿易政策相互矛盾，往往導致希望從美國市場受益的貿易夥伴期望落空。菲律賓曾有不少人竭力主張參與TPP，美國外交系統也向菲律賓宣傳這樣做的好處；但就在菲律賓新總統杜特爾特2016年6月30日就職之日，美國貿易代表邁克爾．弗羅曼宣布了一項打著“正義”旗號卻有損菲律賓貿易利益的新貿易政策。《華爾街日報》網站當年7月28日刊文認為這項新政策可能導致菲律賓旅行用品出口年增長減少約1億美元，進而危及菲律賓今後5年創造7.5萬個旅行用品相關就業崗位的計劃。
這項新政策的名義是“有效促進一些全世界最貧困國家人口擺脫貧困並加快經濟增長，同時減少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支出”，其措施是調整美國普惠制，柬埔寨、海地等43個最不發達國家在向美國出口手袋、錢包和其它旅行用品時不必再支付最高可達20%的關稅。此舉受益國家都是該行業的小角色，如柬埔寨生產的旅行用品（主要是雙肩包）僅占美國市場的0.4%，非洲在美國旅行用品市場份額約為萬分之一；遭受打擊者則是最有競爭力的生產國，在旅行用品行業佔據較大市場份額的發展中國家（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泰國）因此必須重新考慮自己擴大投資的計劃。 杜特爾特上台之後為什麼大力與中國合作？正因為他看到了這一點。
更值得越南等國警惕的是，當初，他們為與美國達成TPP協議，不得不接受了美方開出的一系列可能給其國內政治穩定埋下隱患的條件；即使TPP在美國國內如期完成國會審議並通過，這些隱患遲早也會爆發；TPP若長期懸置，可能在這些國家國內引發新的政治鬥爭，昔日拍板接受美國TPP政治條件的領導人可能成為眾矢之的。為此，他們其實應該為美國“退群”離開TPP而慶倖。
中國當務之急是
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布局
和RCEP談判
即使不考慮CPTPP內容基本上承襲自TPP，而TPP從一開始就是為了遏制中國而設計；我們急於申請加入CPTPP的現實經濟利益也沒那麼多，因為美國並不在這個協定內，即使特朗普卸任之後美國也不太可能加入這樣一個自己不在其中扮演主角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我們想通過在美國之前加入CPTPP來緩解貿易戰衝擊等設想並不現實，我們推進國內經濟改革的效果也不需要非得通過加入CPTPP才能實現。別忘了，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爭先恐後與TPP劃清界限的並不只是特朗普一人，特朗普的政敵、對手全都無一例外。曾經以奧巴馬政府國務卿身份力推TPP的希拉里也明確放出了“永不支持TPP”“現在反對TPP，大選完也會反對，當選總統後也將堅持反對”的狠話。時任國會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也打消了奧巴馬在2016年11月份總統大選結束後將TPP付諸國會表決的希望。
相反，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中國的貿易夥伴，有條不紊推進“一帶一路”布局和RCEP談判都是更好的選擇。在深化與貿易夥伴經貿合作方面，中國已經不止一次表現出更強的洞察力和執行能力，更能夠給貿易夥伴提供穩定可預期的貿易環境。當初，從中國國內開始研究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構想到決策層拍板、與東盟簽約，不過是兩三年時間，令比中國早10餘年提出東盟自貿區構想卻始終不能達成協議的日本驚呼不已。
有條不紊推進“一帶一路”布局和RCEP談判，對中國而言是更好的選擇。圖為“蓉歐快鐵”開通一周年時，在荷蘭南部城市蒂爾堡舉行的慶祝儀式（圖：新華社）
所以，如同對當年的TPP一樣，對現在的CPTPP，我們應該重視，但不需過度重視，在世貿組織規則下讓CPTPP與RCEP等其它區域自由貿易安排並存共進才是更合理的辦法，實際上也是中國的一貫主張。
（作者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2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史帥、李倩妍、周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