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回顧了兩岸分隔70年來大陸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的重大成就，全面深刻地闡述了大陸立足新時代，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五項重大政策主張，以歷史思維、戰略思維、辯證思維、創新思維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與新論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大陸對台工作的大政方針，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此次講話內容非常豐富，其中最大亮點是習總書記首次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豐富和平統一實踐”的主張，引發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的強烈反響和熱烈討論。
文｜北京 王治國
國家發展和兩岸關係發展的必然要求
探索台灣方案是國家發展的時代要求。中共十九大報告從全局高度和長遠角度，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作出了戰略部署，確立了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目標。自此全國各項工作緊緊圍繞國家發展的新目標，按照一張圖、一盤棋、一攬子的戰略布局逐步推進。對台工作作為新時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時刻服從和服務於國家整體發展戰略，也就意味必須不斷與時俱進，並按照國家發展部署逐步加以推進。
1月2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圖：新華社）
兩岸關係的深入發展需要加快解決雙方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問題。《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兩岸關係在經濟文化社會交流交往方面取得了巨大進步，特別是2008年以來，實現了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開啟了兩岸同胞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局面。但與此同時，兩岸政治關係的發展卻遠遠落後於其他方面，絕大多數的兩岸政治分歧問題都尚未得到解決，而這也成為影響與制約兩岸關係各個方面繼續深化發展的關鍵癥結。要解決該問題就必須加快兩岸政治對話協商，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台海的真正和平穩定與可持續發展。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的主張可謂應運而生。
台海形勢發展
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供成熟條件
國家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累積為探索台灣方案提供了重要參考。《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始終高度重視推動國家統一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創新。特別是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思想的指導下，大陸對台工作的重要理念、目標任務、原則方針和主要措施等更加全面和明確，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國家統一理論，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更為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門地區實行“一國兩制”後相繼取得舉世公認的巨大成功，不僅保持了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而且使港澳居民享有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自實行“一國兩制”以來，香港在發達經濟體中始終位居前列，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進一步鞏固；而澳門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躋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一國兩制”港澳模式的成功實踐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積攢了豐富而寶貴的實踐經驗。
兩岸力量對比的差距不斷拉大為探索台灣方案奠定了實力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大陸綜合實力穩步提升，國際地位不斷升高，並正在從“站起來和富起來”步入“強起來”的發展階段。大陸對台灣已經擁有了絕對優勢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軍事實力以及國際影響力，大陸處理台灣問題的工具箱不斷豐富。尤其是從當前及今後一段時期看，這種“大陸強台灣弱”的態勢仍在不斷的發展與強化中。國家綜合實力的不斷增長為加快兩岸關係發展，推進兩岸政治對話協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實力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告台灣同胞書》40周年紀念會上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出“探索‘兩制’台灣方案”。圖為福建廈門的“一國兩制 統一中國”戶外標語
島內民意出現了有助於加快兩岸關係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告台灣同胞書》發表40年來，隨著兩岸交流交往的不斷深入，島內民眾對大陸及兩岸關係的認識和看法漸趨理性和客觀。近年來島內民意跟蹤調查顯示，島內民眾認同“台獨有害且做不到”“台獨影響兩岸紅利”“預期未來台灣將被統一”的比例不斷提高，而且島內民眾也“不再像過去一樣視‘統一’為洪水猛獸”。特別是中共十九大以來，大陸緊緊圍繞“平等待遇”問題，大力推動貫徹落實“31條惠台措施”和居民居住證政策，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島內民眾尤其是台灣青年群體，形成了新的赴大陸求學求職求發展的“大陸熱”。這些為大陸加快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以及推進兩岸政治對話協商提供了一定的民意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形勢下島內仍有部分民眾對大陸充滿疑慮，對兩岸關係發展充滿迷茫，甚至對統一充滿敵意,而這也需要大陸加大力度予以引導。通過推進兩岸政治對話協商，可以讓更多的島內民眾真正了解大陸的發展、了解兩岸關係、了解統一的真相。習總書記此次講話提出的“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正是針對島內民意所存在的種種疑惑和錯誤認識所進行的政策說明與鄭重保證，大大有助於打消這些民眾對統一的恐懼心理和不安全感，對推進和平統一進程具有深遠意義。
發展了兩岸協商談判的政策主張
創造性提出了兩岸“由下而上、共議統一”的對話協商新模式。過去兩岸正式的對話協商主要有四種形式，一是兩岸授權特定民間組織以民間名義進行協商，比如兩會商談、兩岸紅十字會商談等；二是兩岸進行的部門之間的對話溝通，比如馬英九執政時期建立的國台辦與陸委會的聯繫溝通機制；三是國共兩黨領導人的會談，比如國共論壇等；四是兩岸領導人的會晤，比如“習馬會”。這四種形式都是“由上而下”進行的兩岸對話協商。而習總書記此次講話首次鄭重提出“兩岸各黨派、各界別推薦代表人士進行民主協商”的倡議，是一種“由下而上、共議統一”的新模式，為兩岸當前或未來在台灣執政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下，繼續推動兩岸關係深化發展和推進兩岸政治對話協商，新打開了一扇大門，豐富和發展了兩岸協商談判的主張。而習總書記這項倡議也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關懷，正如習總書記所講，“‘一國兩制’在台灣的具體實現形式會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會充分吸收兩岸各界意見和建議，會充分照顧到台灣同胞利益和感情”。
強化了大陸推進兩岸對話協商的主動性和主導性。一方面，講話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具體的時間表，但提出的“不能一代代傳下去”、積極“把握現在、開創未來”、“爭取早日解決政治對立、實現台海持久和平、達成國家統一願景”等主張，無疑都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希望及早解決台灣問題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及全國各族人民期盼兩岸早日實現統一的熱切希望，勢必將極大地促進今後一個時期的大陸對台工作，不斷向前推進和平統一進程。
另一方面，講話在充分認識兩岸關係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統一進程可能遭遇艱難險阻的基礎上，提出了“前進道路不可能一帆風順”、要“久久為功”等論述，顯示今後一個時期大陸處理台灣問題將繼續“扎實推進”且主導性更強，在推進統一進程的速度與質量選擇上也更加注重“統一的質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過程中大陸高度重視防範“台獨”及“外部勢力”等內外因素干擾。針對中美博弈加劇，美國加大打“台灣牌”的動因不斷增強；以及民進黨當局借機加大“倚美抗中”，破壞兩岸政治互信基礎，加緊限縮兩岸交流，“獨化”島內社會等動向，習總書記的講話堅持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鮮明表達了“不懼且不容‘台獨’分裂以及外來干涉”的態度立場，並再次重申“願意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問題專家）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2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李倩妍、周琦、史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