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於擔當使命 締造廉潔之都——專訪廉政公署首任社區關係處處長余黎青萍
香港的廉潔指數多年處於全球前列，是當之無愧的全球最廉潔經濟體之一。而上世紀60、70年代的香港，卻一度貪腐成風，滿目陰翳。香港的廉潔程度出現如此巨大的轉變，廉政公署（ICAC）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就像廣告中所說“香港，勝在有你同ICAC”。2019年適逢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5周年，廉政公署首任社區關係處處長余黎青萍接受本刊專訪，講述了廉署成立初期的故事。
文｜本刊記者 王昊 陸建峰
余黎青萍
麥理浩赴病床前邀姬達掌廉署
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由於香港人口激增，社會資源有限，不少人為生計和優先獲取公共服務而行賄公職人員，各行業貪污猖獗。基層人士對此雖心存不滿，但無奈於社會風氣如此，只能逆來順受、敢怒不敢言。至上世紀70年代，時任總督麥理浩上任後大力肅貪，其中最為出名的便是前總警司葛柏貪污案。意想不到的是，葛柏竟在受調查期間出逃英國，香港社會一時嘩然，也導致長期以來民間對貪污積怨的集中爆發，民間一度發起“反貪污，捉葛柏”大遊行。余黎青萍指出，面對群情洶湧的民間積憤，麥理浩隨即委任時任最高法院高級副按察司百里渠就葛柏潜逃一事展開調查，以及就香港的貪污問題和相關法例進行研究。百里渠此後接連提交兩份報告書，他在第二份報告中明確指出：“有識之士一般認為除非反貪污部能脫離警方獨立，否則大眾永不會相信政府確實有心撲滅貪污。”正是這兩份報告直接促使麥理浩下決心成立一個獨立於政府架構的部門專職反貪。
這個部門應該由誰來領導，麥理浩首先想到的就是被後人稱作香港廉政之父的前民政司姬達。“事實上姬達當時已經離開政府，準備投身商界。當時又恰巧姬達生病住院，所以麥理浩就到病床前邀請他。”余黎青萍說，“姬達痛恨貪污，原本就非常希望政府肅貪倡廉，所以他欣然接受了麥理浩的邀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廉政公署成立了，當時叫“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姬達就是首任專員。
廉署甫一成立便透過高度獨立的運作，執法、預防及教育“三管齊下”的策略推進肅貪倡廉。余黎青萍說，執行處負責執法，直接打擊貪污，同時也發揮阻嚇作用，讓人不敢貪污；預防工作由防止貪污處負責，主要工作是堵塞各種漏洞，讓人沒機會貪污；教育就是讓人認識到不該貪污、也不願貪污，這是肅貪倡廉的最高目標，社區關係處就是負責全民教育的部門。
多種形式宣講肅貪倡廉
余黎青萍1974年3月9日進入廉政公署，一共在廉政公署工作了6年時間。她說，自己在香港擔任公職40年，最自豪的就是曾加入廉政公署。剛進入廉政公署時，社區關係處尚未成立，她的職務是特別助理，主要是社區關係類相關工作的籌劃。按照姬達的想法，公署成立初期，負責打擊貪污的執行處必須首先建立威信，所以各方面的資源要向執行處傾斜。其他部門免不了先受點委屈。“當時這個部門僅我一人，連秘書都是兩星期之後才到。除了沖咖啡之外，布置辦公室、聽電話、打字等工作都是我一個人做。”此後，廉政公署新設了7個分署，社區關係處也擴充到200多人，平均年齡僅26歲。
廉政公署因其前無古人的性質，成立初時，社會看法非常複雜。余黎青萍說，一種看法來自心懷不軌的人，當然希望這個部門早點消失；另一種看法屬於觀望態度；還有一種看法多是來自基層市民，因為他們飽受貪污風氣之苦，所以很希望廉署能夠成功。在這種複雜社會態度下，余黎青萍的工作除了紙面工作外，更多的是外出溝通、宣講，既能講解肅貪倡廉的理念，也能為公署的工作收集社會意見。“姬達親力親為外出宣講，我就在旁陪同。這種宣講活動，他一年要出席200多次。當時我們夜以繼日，披星戴月。記得那時我剛剛結婚，白天向公務員宣講，晚上回家吃過晚餐後，又要去青年中心、社區中心、大學宿舍等與青少年和基層人士溝通。我們就是希望青少年和基層人士能夠明白，他們現在是無奈行賄，如果大家都能拒絕行賄，滋生貪污的土壤就會慢慢消失，香港就能夠建設成廉潔的社會。而廉政公署就在背後支持他們拒絕行賄。”她說，“當時我們有一句肅貪倡廉宣傳口號就是‘有道理變無道理，輪到你都唔到你’。”
除了親身講解，當時的廉署還利用廣播、電視，製作戲劇、電視劇集、相聲等多種不同形式，向市民宣講廉政公署的工作和肅貪倡廉的理念。她笑言道，自己親戚的孩子兩歲時，外婆給了1塊錢買零食，他當即說要去廉署舉報行賄公務員，“你看當時廉署的宣傳有多深入人心，連小孩子都記得這麼清楚。”
香港成為高度廉潔的社會，廉政公署發揮了重要作用。圖為廉政公署總部大樓（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社會反響複雜 工作繁重困難多
余黎青萍回憶，當時不單工作繁重，也遇到了不少困難，需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她坦言，最大的困難來自於社會上一些不理解的聲音，比如有些人對廉署持質疑和恐懼的態度，認為廉署權力過大，甚至還批評廉署是“秘密警察”。另一方面，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廉署表現出了強烈的敵意。比如有時外出講解，聽講者的態度和行為充滿了刻薄、蔑視和傲慢。她回憶說，姬達為人樸實，能夠步行抵達的地方就不坐專車。某天兩人步行外出，在皇后大道等紅燈過馬路時，一輛警車從面前經過，當時車內的人應該是認出了姬達，在車里向外吐口水，態度非常不友善。當時姬達常勉勵同事們，千萬不要因為外界的謾罵就覺得很辛苦，這是“靜默的革命”，是種潛移默化的文化和風氣上的革命，每一位進入廉政公署的人都是一個光輝的武士，“所以當時為了鼓勵同事們，我們去找一些武士公仔，每一個分署都擺一個，看見公仔就能想起姬達的勉勵。”
除此之外，當時執行處的工作也遇到了困難，市民不敢舉報貪污就是其中之一。反貪污調查工作中，知情者的親身舉報至關重要，既能提供詳細線索，又有證人。然而正如百里渠在第二次報告中指出，當時社會上有種說法，將貪污比作巴士，如果你試圖舉報貪污，那麼巴士就會將你撞倒、撞傷，甚至撞死，你的事業亦將終結，所以永遠不要站在巴士前面。余黎青萍說，當時很多人就是因為害怕遭報復而不敢舉報，對於解決這個問題，社區關係處也發揮了一些作用。比如在宣講的過程中，強調廉署的保密工作可以信賴，無須擔心遭到報復。分署成立後，一定設置裝有隔音板的房間，保證舉報者和工作人員在私密的環境下交流。在密密實實的保密措施和有效的宣傳下，廉政公署於成立首10个月裡接到涉及貪污的舉報多达5,958宗。
與市民接觸、宣講也是廉署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圖為廉署開放日，工作人員向市民介紹廉署的工作（圖：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反貪成績斐然 獲公眾認可支持
雖然工作面臨巨大的困難和壓力，但廉署上下一心、堅韌不拔，付出的努力終於得到了收穫。1975年初，廉署成功將葛柏由英國引渡回港受審並定罪，贏得社會的普遍讚譽，此後又向已潛逃的警務處刑事偵緝處前總探長呂樂發出資產限制令，隨著一隻隻“老虎”、“蒼蠅”的落網，廉署贏得了社會的認可，得到了公眾的信任與支持。
然而就在廉署剛剛樹立起威信的時候，卻遭到了一次重大的打擊。1975年，有販毒集團在油麻地果欄販毒，主犯被拘捕後，要求指證貪污警察。姬達在1976年的廉署年報中，也表明警隊是未來兩年廉署的反貪重點，表示要將警隊內的貪污集團連根拔起。1977年，廉署掀出警隊內龐大的貪污集團。同年10月，數以千計警察帶槍上街遊行，抗議廉署針對警察反貪，還有警察衝擊廉署辦公室。時任總督麥理浩為平息風波頒布“局部特赦令”，不追究在1977年1月1日前未被廉署立案調查者。余黎青萍說，其實姬達認為特赦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覺得不需要氣餒，畢竟貪污集團被瓦解了。“公布特赦的那天是周六，當晚9點多我致電姬達，他只說叫我看電視。到了10點，電視播出麥理浩宣布特赦。當時我就哭了出來。”她說，第二天自己走遍7個分署安撫同事，鼓勵大家不要放棄、不要失落。她表示，出乎意料的是，去分署途中，在車上播放的廣播節目裡，聽到的都是市民為廉署打氣、加油的聲音。更沒想到的是，分署同事竟然與她互相鼓勵，“我想這就是因為我們都認同肅貪倡廉的理念，都將它視作是自己的使命。”此外，特赦公布之後，姬達也會見了所有工作人員，勉勵大家不要氣餒，最終成功穩定了廉署士氣。此後，廉署堅定扮演肅貪倡廉的角色，先後偵破了黎民祐貪污案、油麻地果欄案、香港電話職員貪污案等一系列涉貪大型案件，影響深遠，為香港締造廉潔的環境奠定了基礎。
葛柏潛逃，令民間對貪污的積怨爆發。圖為上世紀70年代，香港市民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遊行
“三管齊下”策略可供內地借鑒
內地的反腐行動近年來開展的轟轟烈烈，更系統、更有力的腐敗懲治和預防體系也正在建設中。余黎青萍表示，內地“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力度，自己由衷的高興。但從反腐倡廉角度來看，內地可借鑒香港“三管齊下”的策略，著重培養公眾對抗貪污的意識。打擊貪污只能發揮阻嚇作用，預防及教育工作同樣重要。只有令公眾徹底改變對貪污的態度，才可令反貪工作成效持久。
回顧廉政公署走過的45年，余黎青萍表示，廉政公署的使命不單是“反貪”，而是肅貪倡廉，推進積極、至誠、厚道，正義的社會文化，以建立廉潔自奉，依法守規，誠信至尚的個人操守。香港的廉潔指數多年在全球排名前列，是當之無愧的廉潔之都，余黎青萍認為，創造這個傲人成績絕非偶然，來自於廉署人員的奮鬥以及社會各界的支持。然而想要維護傲人成績，也絕不能單憑廉政公署1,400名工作人員，仍有賴社會的支持，各界人士既要敢於挺身而出舉報貪污，也要做到守法自律、堅持誠信，勇於擔當。
對於廉署未來的工作，余黎青萍說，當今社會充斥物質誘惑，加上社會貧富差距加大，對於廉政工作來說，隱藏著的挑戰，與當年不相上下。廉署的“光輝武士”們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不要辜負香港市民的期望。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3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史帥、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