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洋奴化” 走向值得警惕
香港反對派長期以來都與外國政治勢力保持緊密關係，但如果說過去還只是偷偷摸摸的話，那麼從去年底至今年初開始，市民便發現，由於香港政治形勢穩中向好持續向好，反對派漸失民心，轉而更大力度地，甚至公開地乞憐於外部勢力，一些反對派不僅外訪次數大增，更是堂而皇之地與外國勢力及政客會面，要麼要求外國干涉甚至是制裁中央及特區政府，要麼要求外國議會成立委員會，要麼干脆在政黨內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
顯而易見，香港的反對派正在進一步朝劣質化方向發展，並呈現三個特徵﹕一是與外國勾連的“制度化”；二是政治立場的“極端化”；三是主權原則的“洋奴化”。這種趨勢將會隨著今明兩年的兩場重大選舉的進行而進一步加劇，而如果反對派依靠極端路線並獲得更多議席，則未來將再難返回原有發展狀態。因此，必須對反對派勾連外部勢力的言行予以必要的遏制，既要從法律制度上體現威懾力，更要從現有行政措施上予以必要的打擊。
文｜香港 司馬平川
與外部勢力勾連舉動頻頻
回歸至今的21年來，反對派的發展經歷過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回歸初的五年，反對派沿襲回歸前英國人制定的政治主張及其發展路線；第二階段是2003年至2012年，這是反對派強化民粹主義和極端主義以誤導香港民意發展的過程；第三階段則是從2013年至2018年，這是反對派嘗試更為極端的暴力行動的幾年，從“佔中”到“旺暴”，反對派試圖徹底改變香港的政治生態及格局；第四階段，也即當前的狀態，這是反對派在香港政治形勢穩中向好持續向好的背景下，為欺騙覺醒的市民，糾結“本土對抗”及“議會對抗”，並投靠境外勢力，試圖主導香港政治發展的階段。
因此，在過去三個月時間裡，市民可以看到一連串的不尋常舉動﹕
今年2月中，媒體報道，陳方安生、公民黨、香港記者協會及45個所謂的“公民組織”，“上書”英國議會，聲稱馬凱以及“DQ”等事件“證明香港政府已不在乎國際的看法”，更“證實英國政府無法保障本港的權利及自由”；因此“建議”英國政府為上述事件“發聲”，以及英國有必要成立一個獨立於現時“英國國會跨黨派中國事務小組”的“委員會”，就本港情況作全面關注，並定期提交報告，以“監督《中英聯合聲明》的實施情況”。
今年2月28日，反對派“學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赴英，再次到倫敦大學學院（UCL）發表政治意味極濃的“演講”，主題為“萎縮中的空間”，並貫之以“香港自由社會的司法與社會主義列寧主義國家的動態關係”主線。而此人去年就曾以“前所未有的兇猛風暴：最近的憲法爭議”為題在同一所大學發表類似言論。
去年12月7日至17日，公民黨郭榮鏗專程到美活動10天，閉門會見美政商界及法律界相關人士，並“拜訪”相關智庫、金融機構等。其對外宣稱訪美是為“遊說美方繼續維持香港單獨關稅區政策”，但實際上到底是何緣由，見了誰、做了何種政治交易，則一概無人知曉。
去年12月4日至10日，民主黨的涂謹申以出席會議為由亦到美活動7天，其對外宣稱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正副主席及委員會面，“就香港問題交換意見，讓他們更了解香港最新的情況”。其實，涂謹申早被港媒揭露為美“保護”的對象，其所謂“交換意見”也被香港市民質疑為以“告洋狀”進行利益交換。
去年12月3日至8日，香港眾志的羅冠聰、周庭二人竄美活動，表面上是替黃之鋒“領獎”，但實際上是進行另類活動。4日更與美民主黨眾議員麥克高文（Jim McGovern）會面，亦與前副總統拜登有過接觸。之後被安排到喬治城大學發表題為“香港步向獨裁”（The State of Hong Kong’s Authoritarian Turn）的演講。
去年12月20日，民主黨成立所謂“國際事務委員會”，以便堂而皇之地勾連外國勢力。
在過去三個月，反對派人士到英美等地進行活動次數難以統計，如此密集的外訪動作絕非偶然。有政治分析人士認為，反對派是得到了外國勢力“政治顧問”的指導，正按部就班地進行一場新的政治動員以及路線調整。未來，反對派將持續呈三個趨勢發展。
香港市民對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多有不滿。圖為某港媒批評郭榮鏗、涂謹申竄訪美國的宣傳畫
反對派劣質化發展的三個趨勢
第一，與外國勾連的“制度化”。正如前文所述，長期以來反對派與外國勢力尤其是美英勢力過從甚密，但對外依然是遮遮掩掩，即便是被傳媒撞破，也會含糊其辭，要麼說是“朋友會面”，要麼是“禮節會面”等等，極少人敢承認與外國勢力的緊密聯繫。但這種被反對派內部形容為“不必要的被動”立場，已經發生了變化。民主黨去年底成立“國際事務委員會”（“國際委”），便是一個明證。
作為香港首個政治組織，設立“國際委”性質之惡劣非比尋常，它標誌著反對派政團試圖以更主動的做法，去拓展“外圍空間”，除了進一步獲得更多外國資金援助和政治支持外，更要以此來掌控香港的政治話語權。據民主黨資深人士表示，“國際委”的設立是便於與外國保持更為緊密的關係，而提出設該委員會的，最先是來自與外國在港機構人員高頻接觸的核心成員。而大多數人都相信，若沒有外國人員的“建議”與“鼓勵”甚至是“利益相誘”，他們是不可能作出這一決定的。民主黨做了，公民黨、工黨乃至其他的香港地方政治組織如“議會陣線”、“香港本土”等，亦極有可能跟從，以至“制度化”地與外國勢力勾連，成為一種非法性“常態”。
第二，政治立場的極端化。走更極端“本土”的立場，對於反對派來說並不是什麼新聞，但相較於過去的簡單化、民粹化的“極端”，未來反對派政治立場的極端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僅在政治議題，而且在經濟民生議題上，都採取“封堵”的政策與立場；二是手段不僅僅限於街頭對抗，未來幾乎在所有層面，不論是在立法會還是所謂“公民組織”，不論是對國民身份議題還是基建發展問題，都將呈現與政府全面對抗的趨勢。
之所以有此變化的根本一點在於，反對派內部各政團要在有限的選票基礎中，進一步擴大支持盤。例如，一些傳統“泛民”的人看來，黃之鋒、羅冠聰或劉小麗等人，能夠輕易地獲得選票，原因是他們掌握了所謂的“民主定義”的話語權，再加上言行舉動表現極端，以及與外國勢力的“勾連合謀”，成功塑造了“民主先鋒”的形象。因此，未來政黨要有發展、要有更多的議席，立場就必須與“本土派”更近，否則將被“邊緣化”。未來兩場選舉，反對派會否再製造出新的“旺角暴亂”或是“二次佔中”，值得警惕。
第三，主權原則的“洋奴化”。過去20多年來，即便經常有一些出格的言論，但反對派仍然可以視作是認同回歸後憲制基礎的政治勢力。然而，這種對憲制認同的理性路線及做法，隨著非法“佔中”的出現而坍塌。隨之而來的是，被煽惑起來的“分離主義”聲音，以及在大學校園裡被一些勢力刻意挑動的“港獨”言論，反過來牽著反對派政團鼻子走。從2014年非法“佔中”開始至2018年的整整四年時間，不斷冒出的“港獨”組織，幾乎佔領了反對派的輿論空間。反對派中幾乎人人皆視“本土自主”為政治及選票工具。
反對派希望成為外國勢力“一份子”
因此，不論是跑到外國叫賣“重修基本法”，還是與外國駐港機構代表大談“獨立是選項”，反對派已經丟棄過去成功獲得選票的政治保守立場，轉化成人人爭奪最激進立場的“偽先鋒”角色。對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的原則問題視如兒戲，更有甚者，站在外國的立場去審視或指責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香港眾志叫囂“取消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一些受操控的“公民組織”更是不斷發起“港獨”遊行，而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更以特區政府沒有禁止華為產品，提出所謂的立法會“質詢”。這些洋奴、傀儡的嘴臉，表露無遺。
反對派已經不滿足於當外國勢力的“政治代理人”，而是希望成為外國勢力的“一份子”。今明兩年的兩場地區直選大戰，將是外國勢力直接插手、干預甚至操控反對派的高峰期，也極有可能是“港獨”等分離勢力叫囂、施暴的高峰期，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即便基本法23條立法仍未完成，有關部門也應當在現有法律框架下採取必要的舉措，該檢控的就要檢控，該“DQ”的必須“DQ”，及時遏制及阻嚇這股逆流。
（作者係香港資深傳媒人）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3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倩妍、史帥、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