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漂」在港狀態的社會學分析及政策建議

　　雖然香港的大專院校動輒以過十萬獎學金吸引內地生來港讀書，更令他們抱有日後高薪厚職及「曲線留學」的無限憧憬，但卻欠缺讓他們融入香港的板斧。內地生藉留學之故，已把前腳伸進香港，卻在政策、工作和社交等方面嘗盡閉門羹，入不了中堂，後腳仍踏在原地。對於留學生而言，香港只是開啟了半邊門。這半開的大門造成了「港漂一族」的處境：進則艱難，退亦可惜。本文試從社會學視角分析為何內地來港學生無法全面融入香港生活。

香港的大專院校有能力吸引內地生來港讀書，卻欠缺讓他們融入香港的板斧。圖為申請入讀香港大學的學生及家長

半開的大門

　　香港大專院校內流行一種說法，認為內地生與港生能夠互相學習、互助互補，可是這只是一種尚待實踐的理想。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說過，兩地教育的合作，最重大的得益不在課程和知識的互補，而在內地和本港學生的交流和相處；在跨文化的衝擊下，內地和本港的同學可以學會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互相鼓勵；在溝通和待人接物方面，也有改進，認識更多事情，培養更廣闊的視野。

　　然而，筆者的研究成果卻對這種教育理想主義提出了挑戰。在筆者所編《同族異客》一書內的《你、我、他：探討中國留學生在大學宿舍的人際關係》一文中可以看到，內地生與本地生互相分隔，溝通方式差異、交友圈子不同、各種社會既定的「先入為主」等因素讓內地生獨立於本地生的圈子之外。有受訪學生不諱言：「有好幾個電影學院的同學都只有內地朋友，他們就經常這樣坐在一起，都沒有跟香港同學玩的。」彷彿內地生和本地生，在校園中是互不相干的「你」、「我」、「他」。

　　社會學認為，每個人都視別人為群體的一份子（People do not see individuals as individuals, but as members of agroup）。香港人常常抱有一種既定的、對內地客的成見和誤解，事實上，大部分內地生的生活習慣和行為舉止並不像香港人心目所想的糟糕，只是香港人在接納內地生方面並未曾真正放開懷抱，再加上一些新元素的出現，比如兩地婚姻之普及、愈來愈多中產人士的工作地點在內地、跨境學童的增加，等等，進一步加劇了香港人對「同族異客」的漠視。

　　「港漂一族」並不刻意孤立自己，只是無法融入社會、無法適應香港的生活。他們的經驗恰好呼應了20世紀80年代後國家與香港的互動：國家改革、香港回歸以及政策開放的「天時」；香港教育制度、言論自由的「地利」；卻面對香港經濟發展帶來的偏狹、文化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因而排擠和歧視內地人。

　　留學生發現了「香港」，同樣讓港人在他們身上感受了「中國」，他們自身也因感受了「香港」而改變了他們心中的「中國」。「港漂」擁有香港和內地生活經驗，他們認識到兩地在政治、法制、經濟、言論自由與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差異，出入截然不同的系統，他們會反思、比較兩個社會，善用從內地及香港學來的知識再加以融會貫通，應用在未來棲身之所，對自身及社會皆有幫助。因文化混成 ﹙hybridization﹚而創意 ﹙creativity﹚，這類「雙棲族」可能在創業途中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突破。這批至少已達五萬人的內地新移民將成為香港社會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淬練一個新的香港」，甚或將來可能會改變整個中國發展的軌跡。

建立橋樑與中介機構

　　正如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古學斌所言，移民本港的人很多，現時大概4成本地居民不是香港出生，可是「香港社會卻甚少紀念他們」。本地社會把內地留學生排斥於他們的社交、生活、婚戀圈子之外，這種隱性的社會屏障（social exclusion）源於文化價值、社會結構、經濟利益和心理恐懼。這種隔閡令內地生不能融入也不想融入本地生活，於是萌生去意或只工具性地留港讀書。

　　社會學者羅拔·金·墨頓（RobertK. Merton）的「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prophecy）」理論，說明信念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變成事實。換言之，我們愈相信「自己友」和「內地人」的差異，便愈激發歧視非本地生的行為甚至制度，讓我們有意無意排斥他們，結果他們更難以融入香港，這樣更印證我們本來心中的印象。當中有小部份人排除萬難，亦有嶄露頭角的初創企業家，可是直到目前社會仍無視這種社會屏障帶給他們的痛苦與挫折，直到最後「港漂」選擇離開香港。求學香港是很多內地生的夢，很多人不惜花費繳交學費，在最好的年華裡來港學習，繼而努力在港找尋工作。香港社會受惠於內地尖子的人力資源，內地研究生亦幫助大學研究以競爭國際排名，政界、商界及學界三方持份者受惠於此，卻都沒有充分了解外來生的困難，沒有深思如何幫助他們融入香港，也沒有提供相應的心理輔導和求職轉介。

　　飄者，無根。我們應讓「港漂」明白，香港是一個可安居樂業的地方，把另一邊門打開，讓他們像上一代的移民一樣根植香港。觀點不同可以討論，言語不通可以學習，習慣差異可以適應，到底如何跨越內地生與本地生之間的楚河漢界，繼而把本地社會的另一邊大門打開？雖然水是水、油是油，但調和融合功夫所須的是社會研究及政策檢討，以改變現狀。我們應該打破這個從利益衝突到互不信任的惡性循環，探索共融相處之道，衝破本地生和內地生的「我們」（in-group）與「他們」（out-group）的界限，放下差異，包容同族。

　　有鑒於此，香港急需政府和大學攜手建立一些「橋樑與中介」的社會機構，以幫助非本地學生建立社交圈子和適應香港為宗旨，讓他們感到自己是香港大家庭裡的一份子。我們需要睿智的社會政策，帶來重建社會（socialreconstruction）的契機，政府或院校可以資助他們的社交活動，提供交流機會，讓本地人和內地生共聚一堂。這個平台旨在製造時間和空間，讓本地生和內地生平等互信地溝通，透過互相認識大家的想法和習慣，並從協作過程中消弭彼此心中錯誤的印象（wrong images in mind）。更廣義而言，這些機構旨在協助制定人口、民族和種族融合政策，以減少來自中國內地、印巴和其他地方的新移民面對的困難。

筆者建議讓內地學生藉着舍堂生活營造第二個家的歸屬感、培養第一重人脈關係和歸屬感。圖為香港大學生的宿舍生活

對於支援內地生的幾點建議

　　對於內地來港學生的支援，筆者有四項建議：

　　第一，先安居而後樂業。筆者建議讓內地學生藉着舍堂生活營造第二個家的歸屬感、培養第一重人脈關係和歸屬感。欠缺舍堂生活的內地來港學生常抱怨，內地學習時「住宿舍的，大家一齊就好像一家人一樣」、「互相遷就，有時候你幫我、有時候我幫你」，可是在香港發現「現在沒能一起住，感情再好，都只是很低程度」、「好疏遠的關係」，缺少一個公共空間給他們建立社交圈子，讓他們和來自本地、內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師生相處。因此，筆者建議營造空間讓他們找到一個安心交友學習的地方從而培養「家在香港」的感情。

　　第二，減少語言障礙。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來自內地的學生主要說普通話及操地方方言，絕大部份不懂說廣東話，可是本地學生的普通話又不純正，致使雙方無法正常交流，少數留學生受到孤立。雖然廣東話是香港大眾的生活語言，但學院內的溝通和教學不能忽略在場非本地生的感受，筆者鼓勵本地教授和學生多用大家共同理解的語言，如英語或普通話跟非本地的學生交流。

　　第三，正視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內心的保守主義和利益心結。香港人基於「靜態社會的迷思」，並不歡迎新來港人士，也忘記香港從來都是一個移民社會。呂大樂稱這種想法是「自成一體的香港社會」，80年代初香港人「形成一種自衛（從另一個角度看是排外）意識⋯⋯既然有『他們』湧入香港，『我們』的概念（或者應該說是『我們的利益』的概念）便迅速強化、成形⋯⋯香港人感覺受到威脅而需要自衛」，卻不理解「香港的人口從來就受到入境移民影響⋯⋯移民、偷渡客都不是陌生概念，而是日常生活的經驗」。故此，香港社會和本地學生歧視「港漂一族」源於利益的衝突，害怕「他們」進佔「我們」的利益，排拒「同族異客」。這種保守主義和利益心結是香港社會的深層結構，是社區、政府、社福機構以及社會學要解的結。正是基於這種利益心結，香港不容忍移民、反對外傭或其他國籍或種族人士入籍香港，視內地學生為「他者」，更有網上言論把內地來港者比喻為到處破壞、蠶食港人利益的「蝗蟲」。筆者看到，挑起族群之間不滿的是赤裸裸的資源競爭，借以兩地的文化矛盾和身份認同差異，批評「新移民」接受政府發放6,000元、內地客來港搶購嬰兒奶粉、內地富豪來港「炒樓」、「雙非」孕婦來港生子等等。情緒之論只會撕裂兩地人，筆者衷心希望兩地言論能克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並解決問題。

　　第四，政府應設立專局研究及處理人口、種族、宗教、族裔關係及移民課題。這個部門需專責促進21世紀面臨的全球人口移民及多元文化的互動互融，檢討本地社會現狀及潛在機遇，發掘打開另一半門戶的可能性，並制定及落實政策。

陳國賁係陳氏社會研究學院創辦人及主席

張立健係歐盟伊拉斯謨計劃全球研究碩士生、

陳氏社會研究學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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