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化政策的幾點思考
翻新超過3年的尖沙咀星光大道在2019年1月重開，吸引了很多香港市民和遊客到場拍照參觀。看著維港風景，沿著這條海濱長廊漫步，筆者感觸良多。這條原屬於地產項目的長廊，充滿著香港電影文化的元素。一個個掌印，一個個名字，一個個雕塑，這些巨星都在國際電影界留名，展示著香港文化輝煌的一面。然而，曾經紅遍東南亞的香港電影、香港音樂、香港本土文化，什麼時候開始漸漸淡出大家的視線？過去數十年，香港的文化藝術政策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未來的文化政策又欠缺什麼？對此，筆者進行了初步梳理和思考，並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和建議。
70年代香港電視、電影和流行歌曲蓬勃發展塑造出香港本土文化，80年代後香港體育館、演藝學院、香港文化中心等紛紛建成。圖為曾被認為是香港流行音樂領域聖地的紅磡體育館
文化「零政策」到消極不干預
「文化」這個詞其實很抽象，小至飲食習慣、服飾特點，大至國家情懷、民族哲學等，都能被視為文化，但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文學、藝術、音樂、電影等較為狹義的「文化」政策。
香港回歸前，幾乎沒有整體的文化政策，也沒有一個統籌香港公共文化服務的部門。所謂的「文化藝術政策」，零散分布在不同部門之間，沒有具體目標，沒有長遠規劃，沒有太多定義，更沒有資源分配計劃。
這可以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前。由於當時香港和內地沒有關禁，內地的藝術團體可以自由在香港演出，香港因此沒有自身文化特色。兩地設立關禁後，彼此的社會制度和文化取向出現不同，香港開始出現本土的文化風格。粵劇和電影獲得民間廣泛認同，新馬師曾、紅線女、任劍輝、白雪仙等粵劇名伶輩出，《帝女花》、《紫釵記》等經典名劇家傳戶曉。香港電影出品公司的作品暢銷海外華人地區，很多導演、製片人、演員紛紛從內地來港，掀起香港國語電影的熱潮。
不過港英政府對社會採取的是「消極不干預」政策，除非影響公共安全或社會秩序，否則政府都不會干預或重視文化發展。
「積極不干預」到本土意識抬頭
20世紀50年代後期，港英政府決定興建香港大會堂，後來博物館、公共圖書館和演藝場館等先後建成，香港市政局和市政事務處等政府部門在文化藝術的推廣工作上，開始扮演一定的角色。「積極不干預」政策開始為香港民間文化團體發展奠定基礎。
到了70年代，香港步入國際城市的初階，工業發展讓香港社會富裕起來，刺激民眾對流行文化商品的需求。粵語電影《七十二家房客》和電視劇《啼笑姻緣》掀開了粵語文化黃金時代的序幕，流行樂壇百花齊放，港產片大賣東南亞，「東方荷里活」享譽全球。電視、電影和流行歌曲蓬勃發展，結合中西方流行文化技巧的作品塑造了香港本土文化，民眾也開始有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80年代後，港英政府大力推動文化基建，伊利沙伯體育館、香港體育館、高山劇場、演藝學院、香港文化中心等紛紛建成，區域市政局和藝術發展局也相繼成立。香港有了國際城市的市容規模，但推動文化建設的效果似乎仍然存疑。
回歸後這些年
香港回歸後，特區政府部門改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接替了市政局的管轄。但「康樂」仍然優先於「文化」。千禧年後，香港藝術發展局重新定位，新成立的文化委員會也就文化政策及資源調配的優先次序，向政府提出有關文化藝術發展的政策建議。不過，「藝發局」的角色更像是文化藝術活動的主辦方，而不是一個促進發展藝術的機構，而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城市，文化藝術的長遠規劃政策一直被忽視。
筆者小時候喜歡畫畫，小學時曾有好幾個同學經常一起結伴寫生，後來大家升讀中學，愛畫畫的同學都不畫了。同學說：「媽媽說的，畫畫賺不了錢，還不如多花點時間讀書，以後讀金融。」後來高中選科，其中一門選修科筆者選了藝術，但在近兩百人的年級裡，只有不到10人選擇藝術科，而選讀經濟的則高達近百人。
對香港學生來說，畫畫、跳舞、唱歌、學樂器，那只是一種「興趣班」；對家長而言，那是一種「娛樂」，一種「消遣物」，一種「消費品」。而基於商業考量，政府往往將文化藝術看作是一門生意，一種賺錢的工具。
近20年，很多工業城市開始老化，工廠從一線城市遷居二線甚至三線城市。於是，文創產業成為這些城市經濟轉型的重要驅動器，「文化區」的概念成為城市發展的大趨勢，很多國家和地區都開始有自己的「文化區」和長遠文化政策規劃，以「硬件」推動文化發展。
然而，在這方面，香港是後知後覺的。從港英政府過渡到特區政府，很多負責文化政策和管理的高層管理人員都不是文化藝術專業人士，當局甚至更偏向於聘請海外管理人員和顧問，導致香港本土文化藝術長期不被重視。
1998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宣布發展西九文化區計劃，擬發展一項集文化、藝術、潮流、消費及大眾娛樂為一體的綜合文化主要場地，核心設施包括劇院、博物館、演藝場館、劇場及廣場等，以提高香港文化的水準和世界地位。但這個「文化區」怎麼做？做什麼？由誰來做？社會上一直沒有共識。直到近年，西九文化區才開始有了雛形。
這些年，香港特區政府在文化藝術方面的投資和撥款大幅上升，但光有數字上的變化是不夠的，文化界倡議多年的「香港文化局」至今仍然沒有成立。
「文化局」政策立足香港 面向世界
香港要成立「文化局」，不僅僅要立足香港，更要面向國際。
2012年，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的梁振英曾提出重組政府架構，在「五司十四局」中新增包括文化局等部門，但方案因未能在立法會通過而沒有了下文。
文化素質培養需要整體環境氛圍配合。如果香港成立文化局，首先要做的就是整合統一目前的文創產業和文化事務，並讓不同文化藝術界別的專業人士參與其中，透過民間主導的方式，進行發展策略研究，為香港訂立長遠文化政策規劃。
教育方面，香港是亞洲教育水平最高的地區之一，但藝術口味卻一直迷戀國際化。香港要改變「藝術僅僅是消遣」和「香港本地沒有藝術」的思維模式，當局應加強香港本地藝術管理人才精英的培訓，並結合香港本土特色和優勢，鼓勵文化工作者以專業視角教育影響觀眾，以及研究打造本地國際品牌。同時，當局要更積極推動藝術教育，並與學校及家庭建立文化藝術教育夥伴關係，鼓勵家長支持孩子的文化藝術教育，以學校為平台，推動藝術融入社區。
基建設施方面，西九文化區應成為香港日後「文化區」的新地標，成為香港本土文化藝術展示和發展平台，當局也應該加強公共圖書館、博物館、藝術館及其他文娛表演場館等的專業管理。香港更應設立「文創基金」，鼓勵本地文創產業多元發展，並增撥在流行文化及本土小眾藝術方面的投資和支援。
此外，香港共有480個全港性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項目，當局一方面應大力宣傳，讓更多人認識香港的傳統特色；另一方面，也要積極進行保育，好讓這些式微的行業和非遺項目，得以繼續傳承下去。
西九文化區是一個大契機。雖然有聲音認為，政府、商界和民間的期望不同：當局希望推動文創產業；商界傾向於透過合作從中獲利；文化界則更希望政策能以人為本做實事。但如果三者之間合作得好，或許能讓香港社會凝成一股強大的力量，把這個城市真正打造成一個文化城市品牌，同時又能從中創造更多商機，創造更多人流，帶動旅遊業和零售業等其他行業。
官商合作 創造新機遇
有人一提到「官商合作」就會卻步，甚至認為「官商」聯手一定會「勾結」。事實並非如此。
再回到星光大道的例子。2003年非典型肺炎（沙士）肆虐，香港經濟跌入谷底。就在香港人士氣最低落的時候，發展商新世界出資四千萬港元修建星光大道。那就像黑暗裡的一盞明燈，激勵著面對困難的香港人咬牙奮鬥，更提醒著港人我們曾擁有的輝煌，不能忘記過去老一輩常掛在嘴邊的「獅子山精神」。
如果當初發展商只是把它當作一條普通的海濱長廊，或許它仍能吸引很多遊客前來拍照，但肯定不會如今天這條「電影歷史長廊」那麼有歷史感和教育意義。香港的電影業從本地紅遍內地再走向世界，那是香港文化發展歷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章節。關注香港電影的遊客可以在這裡找到過去的回憶，不熟悉香港電影文化的人，也能從中受到啟發，增加對香港電影的認識。
政府希望推廣香港，如果能加以善用民間、尤其商界的資源，或許可以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疊加效應，在弘揚香港本土文化和推廣城市品牌上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星光大道，就是官商合作成功的典範。
再舉一個例子。得益於香港沒有外匯管制、不干預創作自由以及交易低稅等優勢，香港一直是亞洲最重要的國際藝術品交易中心。世界頂尖級的巴塞爾藝術展收購香港國際藝術展，蘇富比和佳士得等拍賣行也將其亞洲總部設在香港。數以萬計買家前來購買藝術品，很多海內外遊客都特地前來觀展。香港堪稱亞洲藝術交易平台的「老大」，不過，在一個個閃爍的國際藝術展裡，香港似乎更多的是個「旁觀者」，而不是真正的「參與者」。為什麼？
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在全球化影響之下，香港的文化藝術也無可避免受到全球化影響。不難發現，在大型國際藝術展覽中，真正擁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本地藝術作品始終屬於少數，很多全職藝術家努力一輩子都衝不出本地畫廊，甚至難以創作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
香港要做的不是「人有我有」，而是應該創作出屬於自己、有香港代表性的文化作品，成為香港文化工作者的品牌。譬如，香港曾有很多原創設計作品，老夫子、王小虎、麥兜等漫畫角色，既吸收了國際都市的特色，又融匯了中西文化的創意。香港本土藝術要走向國際，更需要政府與商界的合作。商業宣傳可以增加知名度，但香港的文化政策更要變，政府要擔當推動者的角色，鼓勵藝術發展本地化，協助香港藝術文化工作者發揮自身獨一無二的優勢，這樣才能在國際市場上參與競爭。
香港已經迎來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文創發展必將是這個持續發展的大出口，幾乎沒有之一。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鳳凰衛視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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