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規劃為香港帶來調整產業結構新機遇

　　珠三角的發展是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同時，珠三角本身也因改革開放而經歷了巨大的轉變：珠三角9市基本上都在這一過程中完成了工業化，躋身全球主要製造業生產基地，出口競爭力強大，擺脫了外資加工貿易的限制，開始走上自主發展的道路，從趕超發達國家的模仿階段，轉變為後趕超的本地化創新的發展模式。港澳從來都是珠三角社會文化經濟的組成部分，特別是香港，在內地改革開放40年中深度參與，與珠三角的轉變互為因果，互相促進。

大灣區規劃 重新整合「9+2」

　　香港回歸後，除了「一國兩制」的政法制度差別外，與內地差不多已融為一體。雖然港深兩地尚比不上廣州－佛山同城化的一體化進展，但每天四、五十萬人次以上的過境人流，標誌著兩地經濟社會的深度融合。

　　假使沒有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珠三角9市與港澳在現時融合狀態和市場化的推動下，仍然會在各個領域加快整合，趨向於形成「大珠三角11市」的大都會區。但若缺乏規劃，資源分配難以協調，不易完全發揮轉化區域內人口經濟規模和多元化蘊含的巨大效益潛力。大都會區的發展需要在不同領域同時有著競爭與合作的發展動力，一定的規劃協調可更有效地推動發展的質與量同時並進。

廣州、佛山與深圳正是從傳統工業化趕超戰略進入後趕超階段，已摒棄傳統舊有發展模式，進入自主開拓科研、產業與市場的發展空間。圖為廣州TIT創意園某公司的辦公室

　　在珠三角主要城市中，同城化的廣州、佛山、深圳，正是從傳統工業化趕超戰略進入後趕超階段，再沒有以前如加工貿易或傳統製造業發展那樣依賴外資、依靠模仿的路徑圖，而是自主開拓科研、產業與市場的發展空間。例如電信與手機的三網合一、四網合一至物聯網的範疇；無人機的軍民兩用和多科技的組合；新能源汽車打破近百年汽車發展的科技與機械平台；落戶於江門、中山的中高速鐵路車輛的製造，風電發電機組及產業鏈，等等，形成一條深廣科技創新走廊。在這些產業和市場中，珠三角未必可領先全球，卻完全能夠在全球科研和產業前沿與發達國家的企業和生產體系正面競爭，相關持份者爭取的不單只是中國內地市場，而是全球市場，乃至5G帶來的全球跨產業的巨大待開發的市場。

　　深廣科技創新走廊的突出優勢之一，是作為創新科技產業基礎的半導體研發、設計與生產能力。一方面，深圳等地聚集了中國最大的半導體設計群體，正在挑戰在美國國防系統以外全球最大半導體設計群體的台灣。另一方面，廣深兩城除原來深圳的8吋晶圓廠外，還有3座全球一線12吋晶圓廠在建設，未來一兩年內便可投產，使深廣兩地變成中國內地乃至全球最集中的12吋晶圓廠的生產基地。晶圓廠與半導體設計，再加上勞動密集的封裝測試企業，便形成完整的半導體產業鏈。在內地正處於半導體產業大投資與大發展的階段，這裡的投資規模將佔全球一半。

　　此外，深廣更有相類產業的配套，包括強大的電子製造業和機械業，及廣大的應用市場。深廣佛的產業基礎，包括上述前沿產業和傳統製造業能力、產業多元化與市場的緊密結合，有利於把不同的功能系統深化並與其他功能系統整合，形成新的產品和服務，便不僅止於現時國際市場推崇的產品初試製造與測試能力，而是有著深厚的科技、生產與市場能力，可孕育新的產品、服務與產業，面向中國內地、傳統發達國家，以及正在拓展的「一帶一路」廣大市場。

　　相對於珠三角9市，特別是深廣佛，香港在科研、技術方面沒有優勢，生產能力更已蕩然無存。即便在金融方面，涉及科技創新與製造業、乃至基建等的金融服務，包括融資，香港也已沒有突出優勢。此外，香港亦缺乏本地創投資金，能夠提供的主要是制度、場地，以及由國際專業服務商提供的高端專業服務。

　　過往二三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香港產業逐漸空心化，發展較快的主要是金融與房地產，與珠三角的科研與生產關係脫節。香港原有的生產性服務業，如航運、物流，亦逐步為深圳所替代，在大灣區框架下，香港的結構發展趨勢與珠三角9市並不存在互補協作的關係。香港本身的發展亦開始感受到缺乏新經濟增長點的支持、金融房地產化帶來社會經濟雙極化矛盾惡化的衝擊。中央政府推動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超越過往大珠三角區的消極被動，對於深廣帶領的珠三角以及港澳這兩個特別行政區，正好是重新整合、提升發展的恰當歷史時機。

「兩制」互補 達至雙贏

　　從表一可以看出，現時香港與深廣佛比較，優勢僅限於人均本地生產總值，這代表著多年發展的積累，其他方面都遜於深廣佛，且近年來差距在擴大。規模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香港已只與深圳或廣州這樣的單個城市才可比，廣佛結合便遠勝於香港，更不用說珠三角9市整體。零售消費反映社會的經濟信心，旅遊代表社會經濟的開放度，本地出口顯示出本地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在這些方面，香港都已大大落後於深廣佛。

　　表中並未列出人口規模的比較，原因在於香港人口管制趨封閉，在常住人口的700多萬以外，暫住與流動人口受到抑制；相反，珠三角為內地的開放區域，對港澳居民的進入沒有限制，對台灣及外國的限制較寬鬆，且一直以來鼓勵引進勞動力與人才，該區域的常住人口雖為五六千萬，但實際活躍人口可在一億以上，且與內地的無縫連接（包括高鐵因素），人口資源條件可隨經濟及社會需要而靈活調整，對社會經濟的作用遠大於香港。

　　由於內地的固定資產投資的統計沒有香港可匹配的數據相比較，故此表中亦未列出。珠三角固定資產投資在2017年達25,000億元人民幣之多，龐大的投資，是當地對未來信心和努力經營的結果，也是當地社會經濟可持續以高速增長的基礎。

　　表一所體現出來香港與珠三角廣佛深圳的優劣差別，實際上是由於香港在過去兩三年拙於發展、耽於消費，而珠三角則奮力猛進，並不局限於所謂西方工業化的規律——工業化之後為服務業、金融化、大眾消費主義所替代，因此，香港與珠三角的發展路徑、方向便已迴異。

　　粵港澳大灣區提出的發展規劃，不是雙方的同途化，而是在「一國兩制」、兩地條件差異之下，尋求「兩制」互補、協同發展，以達致雙贏，既不應是一方壓倒另一方，也不應是一方拖累另一方。從這個出發點，大灣區發展規劃應該突破原來的情況，以創新思維來重新定位珠三角與港澳的合作與整合。

香港須重新定位

　　大灣區的重新定位，關鍵是確定香港與深廣佛以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優劣對比。

　　第一，香港是最開放、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無論是金融、貿易、產業、醫療、教育，或科技知識，乃至城市規劃、生態環保和文化保育，香港都比內地任何城市更容易與國際交流。然而，香港的經濟結構需要調整，金融體制要廣化、深化，不能只服務房地產、股票及相關市場，在保險、債券融資、科技、基建融資和國際金融﹙包括非英美、非SWIFT體制，例如伊斯蘭金融﹚等方面要努力擴展，從而可以與珠三角經濟的升級轉型同步，並起促進作用。其中尤為重要是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建立全球網絡，協助國家推行非SWIFT的CIPS國際交易支付體系，與國際其他非SWIFT體系合作。這方面的發展，亦即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結構提升和制度創新，並善用香港和內地在「一國」之內「兩制」之間的對冲作用。

　　伴隨著金融體制的轉型升級，香港需要全方位、全價值鏈的配套服務，包括教育和更為開放的人才市場，吸納國際人才，建立與國際各主要中心的制度、與企業和人才的緊密聯繫和合作。香港要朝開放型和創新取向的知識社會轉向，需要智慧城市和包容性社會制度作為基礎。香港憑藉國際化和長久積累的制度條件，要在大灣區示範社會經濟體制的優化改革，體現出深化改革的全面性，觸及深層物質與思想結構。

　　第二，香港不可能再工業化，限於土地、已經去工業化的根基、缺乏大量投資。在深廣佛的科技化工業化的快速進度面前，香港沒有任何競爭優勢。因此，香港要參與工業和科技發展，從而鞏固本地科研知識的持續發展，方法是與深廣佛合作，連接上珠三角的工業升級轉型產生出的價值鏈的轉變與發展，把珠三角科技與工業發展的價值鏈擴展至香港，形成區域性體系，讓香港機構與企業、個人能積極全面參與。香港的科研、教育體系擔當著配合與分工的作用，緊密結合，發揮雙方長處的優勢效果。

　　第三，香港要考慮突破現時有限的土地供應制約。澳門與珠海橫琴的合作、深圳與汕尾的特別合作區都是可供參考的例子。香港拓展內部城市空間受制於各種既得利益，政治和社會代價頗大，故此，最佳方法是填海，成本代價最低的是香港海域外的填海。例如新民黨葉劉淑儀議員提出的在桂山島填海並採澳門、深圳之例讓香港主理發展。這樣的域外填海需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涉及重大工程。填海的規模不應小，也可借此推動香港發展戰略的改善。

　　對於深廣佛和珠三角其他城市，大灣區的發展應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體化，重心是營造連接性高的區域大都會區。通過兩制對冲，將兩制下的資源結合起來，產生協作與協同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大灣區對外為一整體，各自分工不同，自有偏重。這將有利於區內新舊產業的全價值鏈布局，也促使在珠三角的產業鏈接上香港及海外的國際化價值鏈部分。廣深科技創新走廊須把香港納入，至少是把香港個別的科研機構、教育培訓機構和個別的科技創新企業納入，形成跨越地域的科研知識合作體系。為此，香港與內地的科研經費可跨境使用。各種政策制度，包括入境和在香港工作批准，都須與此配合。香港的科研、電信、網絡、文献、知識產權等軟硬件也須無縫接合。

　　換言之，以香港（或港澳）與珠三角9市的連接都要重新檢討、調整。或許公布大灣區發展規劃會是一個適當時機來開展檢討、調整的工作。

作者係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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