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納有缺陷的生命——訪“優秀家庭”銀獎得主何少蘭家庭
根據香港教育局的統計數字，在2017/18學年，全港公營中、小學中有超過4萬名SEN（Special Education Need，特殊教育需要）學生，這還不包括已評估的幼稚園學童，及私立、直資、國際學校𥚃的SEN生。每一位SEN兒童的背後，都是一個不幸的家庭。對何少蘭來說，這種不幸是雙倍的：她的兩個兒子——大兒子余誠患有過度活躍症（ADHD）、小兒子余祖堂患有自閉症及輕度智障。
幸運的是，這樣的家庭，在香港特區政府提供的綜援、傷殘津貼、恩恤安置公屋等福利和社會支援下，仍然可以過得有尊嚴。兄弟倆各自找到適合自己的學校，畢業後做著自己喜歡的工作，弟弟祖堂十幾年如一日堅持上溜冰訓練班，加入HKSAM（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在國際特殊奧運會上奪得6塊金牌、1塊銀牌。
在2018年香港“優秀家庭”評選中，何少蘭家庭獲得銀獎。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時，單親媽媽何少蘭沒有任何怨天尤人的話語，在她看來，生活沒有對錯、沒有好壞，幸福從來不是必然的，如今能夠擁有的一切，既是恩典、也是自己和孩子們認真努力生活的結果。
文｜本刊記者 羅影
不放棄
多少次，迎著冷眼與嘲笑，
從沒有放棄過心中的理想。
余誠很小就被診斷為過度活躍症（ADHD）。這種病症患者腦下垂體中某種分泌物比普通人多，導致他們始終處於很興奮的狀態，坐立不定，難以專注，情緒極易激動，俗稱“多動症”。如今，大多數香港人對ADHD這個詞並不陌生，特區政府、教育局對此也有充分的宣傳和相應的支援。但在20年前，香港社會對此接受度比較低，ADHD兒童的表現和行為常常招來怪異的目光，很多人認為這樣的孩子是“傻”、“沒規矩”、“沒家教”，甚至指責家長“唔識教就不要生”，這令何少蘭十分苦惱。
入學後麻煩更多。在一間普通主流小學裡，余誠很快被訓導主任“標簽”，經常被當眾批評、罰站，學校負責人甚至毫不客氣地對何少蘭說：“你明知道小孩有病，就不應該送到我們學校來，我們一班40幾人，老師不是只管他一個。”因此，余誠那時候很不喜歡上學，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哭。媽媽用盡辦法，收效甚微，有一次，何少蘭自己也忍不住哭了，對兒子說：“為什麼媽媽說什麼你都不聽？是不是故意跟我作對？”沒想到，余誠答道：“你估我想嗎？”
余祖堂參加國際特殊奧運會速度滑冰比賽
這句回答讓何少蘭很震動，她思考良久，慢慢更深入地理解到孩子的辛苦，“他是真的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他沒辦法，他也不想這樣做。”在自責不夠理解孩子之餘，何少蘭向教育統籌局（教育局前稱）求助，教統局介入評估後，將余誠轉學至一所寄宿制特殊學校。
這所專門為有情緒問題學生而設的特殊學校位於大嶼山石壁，遠離市區，從小三到小六長達4年的寄宿生涯裡，每個周末，何少蘭帶著弟弟、背著哥哥喜歡的食物和玩具，從天水圍搭車到東涌，再轉大嶼山巴士，下車之後還要步行15分鐘，去寄宿學校探望他，4年裡從不間斷。
小學畢業後，余誠嘗試入讀主流中學，可惜仍然不能適應團體生活。有一次，在和同學打鬧時情緒失控，他心裡知道必須要控制自己，於是緊緊抓住窗花，試圖讓自己冷靜下來。沒想到，老師和同學們居然認為他想跳樓，於是立刻報警，召來警車和救護車，將余誠送到屯門醫院精神科。儘管何少蘭告訴校方，自己了解兒子，他膽子小，不可能做出跳樓這種事，但學校為了避免承擔風險，還是堅持把余誠送去醫院。何少蘭至今還清楚地記得當時場景：余誠一進入病房，就被好幾位醫生捉住，嚇得往床底下躲，不停地高聲叫嚷“媽媽好衰”。何少蘭忍不住眼淚，但什麼辦法也沒有。余誠很快被轉入青山醫院（精神科醫院），住院半年多。這段時間對何少蘭來說很難熬，由於怕引起激烈情緒，院方不允許探視，何少蘭只能每天晚上在電話裡安慰兒子。
熬過這段艱難時光後，余誠又轉了一次校，最終找到了一間適合自己的學校——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談到這間學校，何少蘭至今都覺得幸運和感恩。這是一間專門為有行為或情緒問題的男生而設的學校，從社工到老師、校長，都既專業又有愛心，懂得如何處理這些學生的問題。何少蘭回憶道，校長對孩子們很好，有時會自己煲糖水給學生做下午茶，學生們管她叫“阿媽”，好多學生入讀這間學校之後都有了很大進步，“當年的學校社工我們到現在都仍有聯絡”。
與命運和解
風雨中抱緊自由，自信可改變未來。
弟弟余祖堂比哥哥余誠小4歲。祖堂出生的前一天，何少蘭突然高燒40度，祖堂一出世也高燒40度，診斷為腦膜炎。雖然不久後治愈了，但何少蘭一直擔心孩子有什麼問題。怕什麼來什麼，祖堂在2歲時被評定患有自閉症及輕度智障。
要照顧一名SEN兒童，已足夠耗盡一位母親的全部時間和精力，兄弟倆都有問題，令何少蘭一度覺得“生不如死”。但她很快調整心態：抱怨是沒用的，對孩子沒有任何幫助；作為家長，如果你自己都接受不了孩子，你根本不可能教得好他。於是，何少蘭通過各種方式去認識自閉症，上網看資料，去圖書館找書，學習如何與這樣的孩子溝通、如何引導他們的行為。
升小學時，雖然醫生評估認為祖堂在正常和輕度智障的邊緣，可以讀主流也可以讀特殊學校。但從哥哥的經歷中吸取教訓，何少蘭決定讓弟弟從一開始就讀特殊學校，回想起當時的決定，何少蘭覺得非常正確。祖堂從小一到中六都在天水圍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讀書，這間由政府資助的特殊學校專門招收輕度智障兒童，是整個天水圍區的SEN支援中心，學校裡全部老師都受過專門訓練，有自閉科老師、有專業的言語治療師，“他們教這些SEN學生好有方法，又有系統”。
媽媽和哥哥在機場迎接祖堂參賽歸來
祖堂一路讀得很開心。小二時，媽媽為他報名參加了學校的滾軸溜冰訓練班。報讀這個班的初衷是為了改善平衡力。平衡力差是自閉症兒童的典型特徵之一，由於前庭有缺失、感覺統合失調，所以他們很難做到手眼腳平衡協調，比如兩只腳一起跳起，對一般人來說很簡單，但對自閉症兒童來說，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第一堂溜冰課，媽媽陪著祖堂一起上，因為太害怕，他一路緊緊扯著媽媽，不停地埋怨道“媽咪好衰、我好憎媽咪”，後來，校長過來笑著說，“祖堂媽媽辛苦了”。校長原先是天水圍區教官，曾帶領過少年領袖訓練團，自己也玩滾軸溜冰，於是，下半堂課，就由校長親自帶著祖堂上。
余祖堂的繪畫作品
出乎意料的是，祖堂居然可以慢慢學到，開始逐漸掌握平衡，而且越來越有興趣，多年來一直堅持訓練，小六時成功加入HKSAM（香港智障人士體育協會），後來又成為特殊奧運會香港代表隊隊員，參加過在韓國平昌及奧地利舉辦的冬季國際特殊奧運會，在速度滑冰項目上共拿到6塊金牌、1塊銀牌。
以生命影響生命
走過泥沼，終見曙光。
照顧兩個兒子的這些年裡，充滿了迷茫和無助，幾乎每一天都是負重前行，但何少蘭從沒想過放棄。祖堂的很多訓練，一開始都要媽媽陪著一起練習，比如為了鍛煉腿部肌肉的“跳樓梯”，祖堂跳50下，媽媽也跟著一起跳50下，直到他自己跟媽媽說：我可以做到了，不用陪了。“其實我膝蓋不好，前幾年膝蓋痛，下樓梯都困難，”儘管如此，何少蘭沒有任何埋怨，“只要能夠幫到他、培養起他的自信心，我做什麼都行”。
兄弟倆當年讀書時並不在一所學校，何少蘭參加了他們各自所在學校的PTA（家長教師會），在許仲繩紀念學校，何少蘭甚至做到了PTA主席。PTA瑣事繁多，特別忙，但何少蘭覺得值得：“能夠參與他們在學校的生活，我自己能多了解他們，他們也會更有安全感，更有信心。”
對於兄弟倆，何少蘭一直包容、鼓勵；兄弟倆也都很體諒媽媽，與媽媽的關係很親近。余誠在中學時喜歡一個女生，也會跟媽媽講自己的感受；祖堂更是事無巨細都要與媽媽分享。何少蘭記得，有一年祖堂過生日，自己特意帶他去買生日禮物，“他本來很喜歡LEGO，早就念叨著要買一套LEGO飛機模型，到了店裡一下子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套，可是他拿在手中看了很久，卻又放下了，轉去看別的，越看越小盒，最後拿了一個LEGO小車仔，說買這個。我問為什麼？他說，我擔心你錢不夠。我給他看錢包，證明錢確實是夠的，他又說，那你把錢都拿來買這個就沒錢吃飯了。”說起這件事，何少蘭既感動又心酸。那套LEGO最終還是在何少蘭的堅持下買了，拼好後在家𥚃擺了很多年，直到最近兄弟倆都工作後才收拾出來，捐給了慈善機構。
兄弟倆一畢業工作就都不再問媽媽拿零花錢了，有時還會反過來問媽媽“夠不夠錢花”。去年母親節，兒子主動提出請她吃自助餐，讓何少蘭倍感欣慰。20年來獨自撐起的家，現在終於有兩個成熟懂事的孩子與自己一起分擔，對於普通的父母來說，這可能是一件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但對何少蘭來說，這一切在最初幾乎是不敢想象的。
笑言自己“終於熬出頭”的何少蘭，如今的願望是：“希望香港社會今後在這方面（對SEN兒童的理解與支援）能夠更開放，讓這一小群SEN學生不再被‘標簽’、能夠變‘普通’，像普通人一樣交朋友、有正常的社交圈子。”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4月號
責編：趙珊、莫潔瑩
編輯：周琦、史帥、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