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三動向欲謀區選
踏入2019年，香港將進入新一輪選舉周期：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2020年的立法會換屆選舉，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以及2022年的特首選舉，直至2024年，每年都有一場大選舉，而且還有新界東的立法會補選，以及可能因為一些突發情況出現的補選。其中，打頭陣的是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
對反對派來說，這次區議會選舉殊為重要，其內部已喊出“絕對不容有失”。一方面區選是明年立法會選舉的“前哨戰”，區選結果將影響反對派的地區樁腳及部署，更可能出現聯動效應；另一方面近年反對派面臨所謂“民主低潮期”，社會泛政治化氣氛有所緩和，反對派不但在政治行動上動員乏力，而且不斷流失選民支持，在接連兩場九龍西立法會補選中落敗，更反映反對派的聲勢正急遽滑落，因而將區議會選舉視為關鍵一役。
經歷了兩場九龍西補選的敗選教訓後，反對派近期明顯調整了區選部署，並且呈現出三個動向。
文｜香港 韓成科
反對派為謀區選，呈現三個動向。圖為某屆區議會選舉時街頭的候選人廣告
參選人喬裝打扮
落區不提抗爭和“佔中”
反對派在區選策略、地區工作策略調整中的一個重點就是，改變以往一味打政治牌、抗爭牌，以激進抗爭形象示人的策略，將有意參選人喬裝打扮，將激進社運分子包裝成沒有政治背景、“重視”地區、“扎根”民生的所謂政治素人。其中剛過去的油尖旺大南區區議會議席補選，更充分反映了反對派這種區選新策略。
由於當區議員莊永燦病逝，油尖旺區議會大南區需進行補選，由莊永燦徒弟、經民聯的李思敏與反對派推薦的“社區前進”李國權競逐。本來，這是一場傳統意義上的建制派與反對派對決。如果是以往，身為激進社運一員的李國權，肯定會大打所謂抗爭牌，將地區問題、社區議題政治化，繼而全力政治攻訐對手，並且不斷挑動地區上的政治氣氛，而李國權也會強調其“佔中”、社運、激進背景。然而，這次反對派的選舉部署卻大不一樣。
首先在個人形象上，李國權不再以“佔中”人士包裝，相反外表打扮斯文，一副社區文青的樣子，更加大力標榜其社工身份。在選舉議題上，幾乎清一色是地區議題、民生事項，如果將其名字掩去，隨時令人誤以為有關候選人代表的是建制派。在選舉單張上，宣傳的不是抗爭、政治議題，而是“扎根地區”、重視民生、“社區充權”等等，這些都是非傳統的反對派模式，也與李國權的背景不同。
據傳媒揭發，李國權是一名激進社運青年，他在2016年接受網媒專訪時就透露，自己是邊緣青年，生活相當頹廢。2014年李國權亦有參與違法“佔中”，更聲言這是他“人生重要一章”。當時金鐘清場，他就企圖做騷，聲稱要坐等被捕。他又揚言被捕不是愚蠢行為，而是具有很重要的象徵意義云云。非法“佔中”慘淡收場後，李國權也沒有關心過社區，而是在2016年與其餘17個社工組成“社福同行”參加特首選委會選舉，企圖在特首選舉中成為“造王者”，但最終李國權又落選而回。在政治路上跌跌碰碰之後，突然又加入了由前工黨主席胡穗珊創立的“社區前進”，並且投入了大南的地區工作為之後的參選做準備。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看，李國權都是熱衷於搞政治多於服務地區。
但在補選期間，他的形象卻一百八十度轉變，變得不談抗爭、不談政治，形象變得“溫和溫情”，連“佔中”經歷都不多說，顯然是出於選舉策略需要。不單是李國權，大批反對派的地區新人都採取了相同模式、相同的宣傳、相同的包裝、相同的社區介入手段，這正是反對派一種新的區選策略，就是故意淡化政治，主打地區事務，對於政治議題則儘量回避，當中主要出於三個考慮：
一是一些激進組織包括“佔中”後成立的各個“傘後組織”，在上屆區議會選舉以政治議題大舉落區參選，結果大敗而回，幾乎全軍覆沒，令反對派發覺在區選主打激進路線是“此路不通”。儘管是激進社運人士，參選亦需要喬裝打扮，不能再以社運鬥士面貌示人，目的是要魚目混珠，欺騙選民，在保住反對派基本盤之外，吸納一些中間甚至是“淺藍”票源。
二是隨著確認書制度的全面落實，“港獨”“自決”分子要混水摸魚參選，很難通過門檻，所以一眾“自決”“佔中”分子為了參選，紛紛改換門庭，不再打出“自決”的招牌，不再高舉“傘後組織”名堂，而不少激進社運青年更以不同的社區組織身份及面貌參選，以求“入閘”。
三是近年政府及一些慈善團體為支援基層市民，在社區上設立了大批資助計劃供團體申請，引來一班“傘後組織”垂涎，為了取得這些資源，他們成立不同的新地區組織，有聚焦社區參與，有協助市民家居維修，有為居民提供社工服務等等，通過這些組織取得資源從而開展地區工作。因此，反對派的地區工作及區選策略亦要作出改變，變得更非政治化、更似建制，企圖實現反撲。
針對幾大政治議題發難
為區選造勢
反對派在區選上故意淡化參選人的政治色彩，強調地區、民生議題，但同時，反對派亦不會放棄擅長的政治操弄，仍然會繼續炒作不同政治議題，包括反《國歌法》、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反對大灣區規劃、反對填海造地，以至以預算案沒有大手派糖為由，對預算案進行拉布，等等。反對派的目的是要在立法會上阻截政府施政，令多項經濟民生政策無法落實，讓立法會再次出現拉布空轉，在社會上激化對立及怨氣。
下一步，反對派將會針對各個政治議題以“賊佬試沙煲”方式接連發動政治行動，繼3月底發起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後，反《國歌法》、反大灣區規劃相信也會接踵而至，反對派目的就是通過炒作不同爭議，測試市民對於哪些議題反響較大，再進行集中炒作，在社會上不斷點燃各個政治火頭，以圖一直延續至11月區議會選舉時。
反對派也會加緊與外國勢力聯繫，落力配合外國勢力介入港事，反對派認為必須通過與外國特別是與美、英、歐盟的政府及議會合作，才能向中央政府施壓，才能迂回滿足自己的政治主張，在社會上製造爭議。同時，也不排除有激進組織在區選前發起大型暴力抗爭行動，例如戴耀廷早前已建議在香港發動一場“港版黃背心運動”，模式不再是長期“佔領”，而只是在星期六、星期日出來抗爭，以此將抗爭持續化，令區選變得高度政治化，以催谷反對派支持者出來投票。
反對派區選參選人改打地區民生牌。圖為在香港某公園休息的老人
戴耀廷“風雲計劃”縮水
與反對派分途布局
戴耀廷的“風雲計劃”儘管遭到傳統反對派政團的冷待，但他似乎未有放棄，現時“風雲計劃”的規模已經大為縮水，由原來提出要徵召300名“風雲戰士”，變成只剩下幾十人繼續參與，當中大部分更是主張“港獨”“自決”人士。據傳媒報道，“風雲計劃”在九龍西主要由一班“九龍角落”的成員負責，包括前學聯秘書長李軒朗，以及前學民思潮成員黃梓甄及潘智鍵、關顥揚、姜偉耀等人。在新界西，則由“自決派”的朱凱迪負責。
顯然，戴耀廷的“風雲計劃”已經與原來版本有了很大不同，再不是主張大規模參選，而是採取與傳統反對派分途布局、互相配合的策略，變相擔當反對派政團的“助攻手”。“風雲計劃”的成員主要去一些沒有傳統反對派人士競逐、或反對派政團不敢競逐的選區參選，一方面是希望藉此“偷雞”，通過大包圍參選企圖攻取若干議席；另一方面也讓建制派參選人“首尾不能相顧”，令建制派在應對傳統反對派的同時，難以騰出手來支援其他選區，以此達到全面配合反對派的區選部署。
（作者係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高級副總裁、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4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史帥、周琦、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