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香港回歸祖國22周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35周年。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外交家周南先生，曾任中英香港回歸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他既是《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人，又擔任了過渡時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重任，見證並參與了香港回歸的全過程，他更像是香港的一位知己至友，始終牽掛著香港回歸後的繁榮穩定。
近日，本刊記者在北京拜訪了已是耄耋之年的周南，欣見他身體硬朗、精神矍鑠。在長達一小時的交談中，周南思路清晰、對答敏捷。他回憶起香港回歸談判過程中鄧小平如何高瞻遠矚、深謀遠慮、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一幕幕場景，仍然栩栩如生。
記者：我們知道您非常關心香港，到現在還堅持閱讀香港的報刊雜誌。香港回歸22年了，您如何評價香港回歸以來的發展成就？如何看待“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在香港的實施？
周南：我記得在1997年香港剛回歸的時候，一些西方政客和“學者”紛紛唱衰香港，都說香港的“一國兩制”行不通，是烏邦托；有的還寫書，題目叫什麼《香港的滅亡》《香港的末日》等等。
經過20多年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完全科學的，不但完全行得通，而且行得很成功。“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說明它是富有生命力的，它還將在實現祖國全面統一的事業中繼續發揮作用。它也以新的思維採取和平方式為解決國際爭端樹立了榜樣，所以“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還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和歷史意義。過去那些“唱衰論”者，有的已噤若寒蟬，不吭氣了。也有的公開承認了錯誤，說當初是因為對形勢的估計不正確，說錯了話，因而出現偏差等等。“一國兩制”在香港落地生根，固若金湯。不是少數“不安定的因素，搗亂的因素”通過製造點“亂子”就能動搖的。那種想搞亂香港，進而顛覆和分裂中國的內外部搗亂分子的確是打錯了算盤，真可謂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他們未免太低估了中華民族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統一的堅強決心。
記者：您作為香港回歸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見證了香港回歸的崢嶸歷史。在這一過程中，您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和至今難忘的細節嗎？
周南：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是《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的時候，另一個是在1997年7月1日當天英國向我們正式移交香港政權儀式上。當我看到英國的米字旗緩緩地降下來，我們祖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真是熱淚盈眶，百感交集。想起從鴉片戰爭以來一個半世紀西方欺負我們，中華民族受屈辱的歷史終於徹底結束了，自己能夠參與並見證這樣偉大的歷史進程，真是三生有幸。
記者：您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參與了香港回歸的全過程，對於他的領導方式有何親身感受？
周南：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整個香港問題的解決，自始至終都是在小平同志親自領導指揮下完成的。他的總體思路是要保證香港持續的繁榮與穩定，他強調指出：穩定又是繁榮的基礎，沒有穩定也不可能有持續的繁榮，因此保證持續穩定則成為第一要務。他不但著眼於解決眼前的問題，而且對於香港回歸後局勢的可能發展及應採取的對策做出了英明的預測和囑托。
記得早在撒切爾夫人來訪之初，大概是1982年春天，小平同志在一次研究如何解決香港問題的高層會議上總結了三句話。即（一）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整個香港地區和設置特區的框架內來做。（二）香港回歸後在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前提下，可以保留香港的資本主義不變。（三）要根據會出亂子這種可能來安排一切。如果發生大的風波，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將不得不做出新的考慮。
按照我個人的觀察和體會，小平同志在解決香港問題全過程中，始終念念不忘和高度關懷的是他深刻地認識到在香港社會存在內外的“搗亂因素”，它們是要活動的，是要製造“亂子”的。所以他強調：要根據“會出亂子”的可能來“安排一切”，實際上也是這樣做的。
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同時，他就提醒人們：“應該想到總會有人不打算徹底執行”。其後，他又多次指出，“某種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會有的”“這樣的因素不會來自北京，卻不能排除存在於香港內部，也不能排除來自某種國際力量”。他還指出：“製造動亂是很容易的”“但決不要使他們成氣候”。“小亂子”不可避免，要爭取不出“大亂子”，同時要做好應對大亂子的準備。
小平同志的作風是只抓大事，不管小事。從回歸歷程的不同階段他親自過問的事情可以看出，他重點抓的問題都是同他的總體思路密切相關的。
1984年9月，周南與英代表團在中英關於香港問題協議草簽儀式上交換協議文本
回憶在整個二十三輪談判階段，他最關心並親自出面過問的是兩項，即（一）駐軍問題。記得是1984年初，外交部草擬了一份關於同即將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的會談方案遞上去，他只在關於駐軍項下批了一句：“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最後還是他當眾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才鎮住了英國人，暫時不敢再提反對駐軍的事了。他後來講到駐軍時指出，駐軍不僅是主權的象征，也對想製造動亂的人起震懾作用，“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二）他不顧英方的糾纏和反對，堅持要在過渡期設置中英聯絡機構並進駐香港。他曾指出，目的也是在萬一“出了亂子”時，可以就地及時通過中英雙方協商解決。很明顯，這兩項都是從防止動亂（或稱“出亂子”）的考慮出發的。
到了草擬基本法階段，他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到兩點上：（一）要制定有利於香港持續穩定的政治體制。他指出，特區的政治體制必須是有利於保持社會穩定的，這點很重要。他說決不能照搬西方“三權分立”和政黨政治那一套。他也不讚成立即搞“普選”的主張。他質問說，我們講要搞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嗎？要搞也只能是採取“循序漸進”的辦法。最後決定政體也是採取“行政主導”的方式，而不是什麼“立法主導”或“司法主導”的方式。（二）要理順中央和特區的關係。要體現“一國”前提下的“兩制”，主體與局部的關係，要明確中央的主導權。他反對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曲解為“完全自治”，似乎香港的事中央可以完全“大撒手”，一切都不要管的謬論。他嚴肅地提醒人們：“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為什麼？就是因為如他所指出的在香港內部和外部都存在“動亂的因素、搗亂的因素”。他們要時不時地鬧事，製造動亂。他指出“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關於中央是否會進行干預的問題，小平同志不是採取回避的態度，而是從正面指出，不能籠統地反對干預，而是要加以分析，中央對於一般事務不會也沒有必要加以干預。但是香港會不會發生損害特區甚至危害國家利益的“大亂子”呢？如果出現了，你是干預還是不干預呢？如果發生大動亂，或者“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以反顛覆和反分裂為宗旨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也是根據他的這些指示精神制定的，只是時至今日，仍有待於落實。
到了過渡時期後一階段，跑來個彭定康，悍然推翻中英雙方已達成的協議，推行所謂加速民主進程的“三違反”方案，小平同志十分敏銳地指出：這是英國以“民主”為借口，要在回歸後繼續操控香港政局，對英國人一點也軟不得，要責問他們中英協議還算不算數。如果不算數，我們就另起爐灶。我過去講的必要時考慮在另外時間和以另外的方式收回香港的話，今天仍然算數。中方按照小平講話精神，採取了“以我為主，面向港人”的方針，通過組織籌委會預委會等各種方式，擴大了愛國統一戰線，團結廣大港人共同奮鬥，終於在英方不合作的情況下實現了香港的平穩過渡。
回顧香港回歸的進程，不能不敬佩小平同志作為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對於香港局勢的極其深刻的認識和由之而來的英明預見和精準決策。實踐反復證明，時至今日他的這些重要指示並沒有過時，而是仍然具有深遠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本刊創刊一周年時，周南特為本刊題字“雛鳳清於老鳳聲”
周南：我是個樂觀主義者。要看到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或“遏制”中國在本世紀內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有如此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香港特區只要能夠全面準確貫徹落實基本法，包括早日落實第二十三條立法，堅定有序地做好加強國情教育和去殖民地化的補課，並以小平同志一系列有關指示為基礎，結合形勢發展，不斷創新治理理念，在經濟方面進一步發揮與內地互補的優勢，積極參與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中去，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則香港發展的前景肯定是美好的。儘管在前進的道路上，還會出現這樣和那樣的阻力，在強大的祖國的全力支持下，堅定信心和定力，排除一切干擾，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8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史帥、周琦、李博揚、連柳蕙、張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