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應以“改革者”和“建設者”的姿態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粵港澳三地百姓嘗實惠、得便利，已經感受到大灣區建設與他們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關。建設大灣區，香港是應然當然的主體和主角，其角色已不止於“聯繫人”和“中間人”。無論是特區政府還是業界，都應以更加創新的意識去探索發展新路向，在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略中展現更大勇氣、擔當“改革者”，在與內地城市優勢互補時呈現更大魄力、擔當“建設者”。
文｜香港 劉洋
以“改革者”角色
為國家改革人才發展機制提供示範
在2018年8月15日召開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全體會議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小組組長韓正表示，作為國家戰略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舉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對大灣區建設的目標以及粵港澳三地各自的定位有非常清晰的闡述。香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通過政策創新和突破，全力促進與廣東自貿區對接，逐步實現人流、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這“四流”的互聯互通，為國家改革開放向縱深推進提供實踐範本。
“四流”互通的關鍵和基礎是人。只有人才源源不斷地來到香港，並實現在大灣區內自由流動，才能為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提供堅實的基礎。隨著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順利開通，以及其他連接粵港澳三地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投入使用，粵港澳居民往來的硬件條件更加便利。中央政府也出台了不少具體措施，包括推出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政策等，都是尋求政策創新的範例。
在促進人員往來方面，香港還可以做更多。香港特區政府也強調在這方面要有新思維，突破現時制度上的一些限制。2018年8月28日，特區政府公布首份香港人才清單，包含11項香港經濟發展最需要的專業，可以說是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人才赴港工作的正確一步。但這份人才清單只是便利了相關人才入境，在吸引人才來港“安居樂業”方面，特區政府還需要更進一步，例如為這些人才提供稅務優惠，延長這些人才及配偶的父母探訪時間期限，為企業在招聘、培養和留住這些人才方面的支出提供稅收和財政支援等。只有誠心誠意“築巢引鳳”，才能讓人才心甘情願地移居香港，並在大灣區實現自由流動，從而在國家改革人才發展體制機制的過程中起到示範作用。
“四流”互通的關鍵和基礎是人。至6月6日，港珠澳大橋邊檢站出入境旅客已突破1,000萬人次（圖：中新社）
以“建設者”姿態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一帶一路”建設
《規劃》明確指出大灣區建設有利於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以及有利於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國家改革開放40年之後，香港切實需要從連接內地與海外的“聯繫人”這一傳統角色中尋求突破，以“建設者”的心態投身大灣區建設。
作為“建設者”，香港應與大灣區內其他城市進行充分合作和良性競爭。通過分享大灣區內各個城市的資源要素和產業市場優勢，實現自身乃至大灣區的經濟轉型和多元化發展。《規劃》提出，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打造高水平開放平台，對接高標準貿易投資規則，加快培育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香港可以發揮熟悉國際商務邏輯和擁有優良營商環境等方面的優勢，吸引外地企業到香港成立地區總部，成為東南亞乃至亞太區商業樞紐，從而引領大灣區成為“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和樞紐。
此外，衆所周知，普通法體系是規範整個海洋世界與國際經濟秩序的基本法律邏輯。作為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的地區，香港具有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是中國這個大陸法國家不可分割的領土並保存了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另一方面又和整個海洋世界分享著同樣的普通法秩序。可見，香港恰好是我們國家海洋區域和海陸中間區域向外的重要接口，可協助國家更緊密地跟世界海洋區域相聯繫。通過香港，中國內地就有了一個與海洋世界形成無縫連接的接口，既影響國際資本市場，也從國際資本市場汲取巨大的力量。
在中美貿易、科技、知識產權等領域的摩擦還會持續的背景下，作為獨立關稅區和自由港的香港，無論是在地緣還是制度方面都具有其他內地城市不可替代的優勢地位，將可以依托大灣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
在3月於香港舉辦的“明日生活x創科大灣——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x傳統行業升級展覽”上，11家創科公司向觀眾展示了他們為大灣區設計的明日生活（圖：新華社）
打造科技產業化的領先能力，
帶動大灣區成為世界級科技創新灣區
以製造實體產品為主的科技企業近些年逐漸再次吃香，其中的代表包括蘋果、特斯拉和華為、小米等。這些企業的明顯特徵是從高校產業研發到轉化為產品，再從產品大規模量產到消費者使用，通過整個人類社會的各種分工合作，形成了一個“端到端”的長價值鏈。在這個長價值鏈上，企業和資本的角色不再起主導作用，反而是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以及產品實現量產這兩項因素才是絕對關鍵。
在產品實現量產的能力方面，中國當仁不讓是全球做得最好的，其中，深圳、東莞、惠州、中山等大灣區城市更是獨領風騷。例如蘋果手機最主要的代工廠就是深圳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有5,000多名工程師，專門幫助解決產品設計完成後到實現量產這一過程中的問題。而類似深圳富士康這樣擁有複雜高端製造能力的企業，在大灣區內還有很多。
說到這裡，香港的角色就呼之欲出了，即打造科技產業化的領先能力。如何打通科技創新與社會投資之間的通道，加强投資人和高校科研機構人員之間的聯繫，跨越研發活動和產品開發之間的鴻溝，應成為香港特區政府未來在科技創新領域施策的重點方向。為此，特區政府應該大幅增加對科研及產業創新的稅務優惠，引導私營企業和創投基金改變市場資金流向，通過提供種子資金、商業顧問、創業教育等方式，對成果轉化進行個性化精準化支持，例如協助開發和證明商業概念，確定合適的目標市場，以及實施知識產權保護等。
《規劃》提出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支持粵港澳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協同創新平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如果能夠充分發揮大灣區科研能力強的特點，配合華為、廣汽、美的等高端科技製造業企業，結合“互聯網+”、人工智能、雲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再加之“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所帶來的廣闊市場，香港在打造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同時，勢必可以帶動大灣區建設成為世界級科技創新灣區。
（作者係希德律師行法務總監、
香港與內地法律專業聯合會副會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7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史帥、周琦、李博揚、連柳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