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香港保衛戰期間「國軍來援」的初步考證

　　開埠百餘年來，香港一直過著相對承平的日子，社會上雖偶有發生動亂，但規模不大，持續時間也不長。百餘年來香港發生的真正戰爭是1941年12月8日至25日抵抗日軍進攻香港的18天香港保衛戰。多年來，筆者一直以「十八日」戰爭為研究對象，筆者也很關心這期間究竟有沒有「國軍援港」一事，以及「獨九旅全部挺進九龍」之說，甚至「邱吉爾寧降日不受華援」云云傳聞，在參考過中、英、日文獻資料後，筆者嘗試剖析「國軍來援」的種種真偽。

開埠百餘年來，香港一直過著相對承平的日子，發生的真正戰爭是1941年底抵抗日軍進攻香港的18天香港保衛戰。圖為香港中環和平紀念碑

　　1898年英軍進佔新界時，曾遭遇到新界以鄧族為首的鄉民自發性武裝抵抗，雙方各有傷亡，但僅持續了6天，而且是局限於大埔、林村和上村一帶，屬於地區性的武裝衝突；1956、1966年及1967年的動亂，是政治及社會問題所激發的民眾與執法警察之間的對抗，屬於騷亂或暴動；百多年來香港發生的真正戰爭是就是18天香港保衛戰。有關香港保衛戰的書籍並不少，英文著作以英國檔案文件及曾參與該場戰役的英軍的回憶錄寫成，內容多集中於各場戰役的描述；至於中文書籍，大多以3年零8個月香港人所受苦難為主軸，或集中論述淪陷期間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的抗日游擊活動。

「邱吉爾寧降日不受華援」查無可證

　　1941年12月8日，日本出兵香港，短短6天內，整個新界和九龍皆落入日軍之手，隨著最後一批印度兵從九龍撤離，戰爭立即進入第二階段。日軍於同年12月18日登陸香港，與英軍展開最後決戰，其時國民政府駐港最高軍事代表、身在港島的陳策得悉日軍登陸後，挑選了1,000名國軍官兵為敢死隊，一同抗擊日軍。這些軍人是在廣州失陷後，退至香港邊境而被港英政府解除武裝並囚禁的。陳策相信日軍登陸後，香港保衛戰將進入巷戰階段，這隊敢死隊必能發揮極大的作用。不過，英方卻不給他們發配槍械，理由是中日俱是黃種人，辨敵不易。同時，節節敗退的英軍也期待鄰近的國軍派出支援，南北夾擊日軍，縱然不能擊退日軍，也能達到竄擾敵後的效果。

　　事實上，早在當年12月12日九龍淪陷後，陳策便不斷向重慶軍委會及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及廣東省主席李漢魂求援。12月13日，余李均有回應，援港大軍的先頭部隊張瑞貴部三個師已抵樟木頭。蔣介石也在12月16日致電陳策，大意是說，「國軍主力已陸續南下，促請英軍，苦力支撐，必能洞解重圍」云云。可是，事情往往不如人意，12月21日下午，重慶的英國使館發出電報，說國軍最快也要在10日後才能抵港，在此之前外援無望。英軍將領莫德庇和時任港督楊慕琦認為日軍很快會包圍中區，攻防過程中會傷及平民，因此向倫敦請示，建議在戰況未到最壞之前跟敵人談和，但倫敦卻沒有回覆。港督只好以所謂「大英帝國之榮耀」鼓勵各個戰鬥單位繼續防守。

　　不過據陳策回憶，邱吉爾並不想國軍救援香港，在香港危殆時他曾密令楊慕琦，說寧可向日軍投降，也不可使香港落入中國人手中，理由是香港降於日本將來尚可收回，否則就等於把香港交還中國。在此，本文旨在討論一個可能改變香港保衛戰歷史評價的問題──究竟有沒有「國軍援港」一事？

「邱吉爾寧降日不授華援」的說法查無可證。圖為開戰前駐港英軍正在摩星嶺炮台訓練

　　據陳策所記，12月13日援港大軍的先頭部隊張瑞貴部三個師已抵樟木頭。蔣介石也在16日致電說，「國軍主力已陸續南下，促請英軍，苦力支撐」，可港英沒有等及援軍便投降了。陳策歸咎邱吉爾密令楊慕琦，寧要香港投降日本，也不要香港落入中國人手中。如陳策此說屬真，則整場「十八日戰爭」的歷史評價將要重寫，最重要的是，英國將是香港失陷的最大罪人。英國政府放棄支援香港在先，又不把香港宣布為「不設防城市」，將香港推到抵抗日軍的前沿，並要守力不足的香港軍民為所謂「帝國榮譽」、為拖延日軍南下而付出慘重代價。英國政府拒絕國軍援救在後，如香港堅持到國軍來援，最終可能不會淪陷，則香港18日的頑抗才有意義，楊慕琦的堅拒不降才不見私心，香港人也可在付出沉重的代價後，免卻3年零8個月被佔領的「吞聲忍語」。簡言之，英國政府應援不援，不守卻守，見援則拒，造成香港軍民重大死傷，這無疑是犯了戰爭罪行。

　　然而，陳策的說法可信嗎？首先，是有關「邱吉爾寧降日不受華援」一事。我們遍找與邱吉爾有關的資料，旁及英國政府的檔案，都沒有查找到相關的文件，以支持其說法。至於國民政府方面，我們也找不到有「邱吉爾寧降日不受華援」的官方記錄。陳策本人在1949年就去世了，應不可能知道邱吉爾的真實想法，這段紀錄應為後人所加，最繪聲繪影，也最詳盡，應數國民政府前立法委員簡又文的說法：「其後我又聞得一種特殊消息，在棄守之前，港督與邱吉爾通電話，告以陳策將軍協助及華軍來援，將可久守。而邱卻令其投降。問其故，則答如降於日軍，將可收復；若落在中國人手，將不可收復云云。此事後郭德華君為余所述，謂為隨策叔出險之西人所言。」

　　很明顯，簡又文是道聽而來。1941年12月25日，陳策夥同3名中國人和12名英國在港軍官，從香港仔登艇成功逃出香港。「邱吉爾寧降日不受華援」一說便是由逃亡的英國人告訴郭德華，再轉告簡又文的。另外，詹德能在《陳策和徐亨香港突圍記》中也有相近的記載：「英國首相邱吉爾曾密令港督楊慕琦，寧可向日軍投降，不可使香港落入中國人之手。理由是，降於日本人，將來尚可收回，否則等於把香港交還給中國。此一鮮為人知的國際秘密，由在陳策領導下突圍的英國軍官所透露，且言之鑿鑿地說，香港棄守前夕，邱吉爾與港督楊慕琦最後通電話，邱吉爾就是如此指示。香港迅速棄守投降的謎底就在於此。」

經筆者研究，國軍救援香港一事可信度不高。圖為當時日本陸軍少將岡田梅吉（右）在香港總督府投降

國軍或曾部署出兵香港

　　其次，首先有關國軍援港真偽的問題。答案是既肯定，但又非絕對的。事實上，日軍發動對香港的進攻之後，確曾有國軍南下援港的紀錄。據《香港之戰1941-1945》，當時港島的電台一直有報道國軍已在香港100里外，正南下救援香港，這使香港軍民增強了抵抗的信心。而戰後日本的資料也顯示，確曾有個半師的中國軍隊正向香港開進，日軍嚴陣以待，在新界東北部署軍隊待防，只是其時日軍也預計這部隊能到達香港的可能性極低。

　　而謝永光在《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一書中，用了整整一個篇章討論此事。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引述了第七戰區一八六師師長張澤深的回憶：「司令長官余漢謀將軍對此（按：即援港）消息樂於接受……計劃如下：『以獨九旅全部挺進九龍，減少日軍攻香港的壓力，以六十三軍一五三師攻擊增城石灘之敵，一八六師攻擊石龍至樟木頭之敵，又以一五一師之一部攻佔樟木頭至深圳之敵，並策應獨九旅之作戰。各部必須破壞廣九鐵路沿線之橋樑，阻止廣州之敵加入香港地區之戰鬥。』該計劃蒙蔣委員長核定，即付諸實行候命攻擊。」可惜，「我師由粵北良口地區利用黑夜行軍，開進龍門，這時是12月24日，翌日打算向石龍推進而就攻擊之位置，不如意之事突發了，我們於25日深夜接到命令，這一切作戰行動暫停待命，26日命令再指示，香港英軍已於25日向日軍投降，各部隊恢復原位，一場大進擊的好機會變成泡影了。」根據謝先生的資料和分析，國軍的確有援港的行動，並曾在22日派軍機空襲九龍日軍據點。而在陸路方面，國軍前線部隊24日已到龍門（今惠州市龍門縣）。而最後援港不成，一是國軍準備時間太長，二是英國人有私心，不願接受國軍援助，「可見邱吉爾老奸巨滑的政治遠見。」

有關香港保衛戰的中文書籍，不少都涉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新界的抗日游擊活動。圖為港九獨立大隊正在行軍

實力懸殊　自顧不暇「國軍援港」可信度低

　　不過，如果我們詳細分析一下所謂「國軍援港」的資料，卻發現當中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第一，就是蔣介石援港的態度。他在12月8 日上午8時收到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消息，同日即與邱吉爾、羅斯福等商討共同抗日。12月12日，醉酒防戰激戰之時，蔣介石向羅斯福提出四項建議，其中一項為「請美國提出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荷印（即印尼）之間的聯合軍事行動具體計劃」。羅斯福回覆希望蔣能在重慶召開一次會議商討。結果，會議要到12月23日方能召開，而且沒有討論過防守香港的問題。而香港在25日就已陷落。因此，在英美還未對華作任何支援承諾，三方還未分配好戰鬥分工時，蔣介石不會貿然援港，做這個既吃力又還沒了討價還價的事。

　　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1941年的國軍究竟有沒有南下援港的能力？根據國軍自己的歷史記錄，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日軍在「華南方面侵至增城，廣州之線及潮、汕與廈門地區」，國軍處於守勢，「以陝、川、湘、黔、滇、康等省為抗戰基地」。唯一涉及香港的，是「特令第四戰區攻擊廣州，以策應英軍作戰」，即通過攻打廣州，牽制日軍部分軍力，以減輕港英軍隊的壓力。這頗和上文張澤深提到的計劃一致：「三個師在香港外圍策應，阻止廣州之敵加入香港地區之戰鬥。」但卻沒提到獨立九旅（相當於一個師）約10,000人挺進九龍之事。即使這種安排屬實，國軍的行動本身就是試探多於救援，要知道獨立九旅雖在潮州戰役中表現優異，是國軍在粵戰鬥能力較強的，但攻港日軍也是精銳之師。參閱1941年廣東省的戰況：日本早已侵佔了省會廣州和粵東主要港口汕頭等，正全力攻打海陸豐。日軍第40師團1部襲佔粵北樂昌、坪石，陷北江北進之日軍陷英德後繼續突進。雙方在鐵路沿線激戰，國軍固守韶關曲江到湖南郴縣一帶，第七戰區主力移至始興以東，防日東進。12月24日，日軍先頭部隊抵曲江城郊，並在27日攻陷曲江，國軍控制之400 餘公里鐵路，全入日軍手中。時國軍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及廣東省主席李漢魂、張瑞貴三人皆身處粵北，迎戰來犯日軍。而國軍在廣東的主力部隊被驅逐到粵北，主要鐵路被佔，補給困難，根本不能跨過中線的廣州沿江或沿陸路南下，或從東線粵東沿陸路或海路南下，由此可知，國軍三個師能否按計劃南下到樟木頭一帶，還是未知之數。所以在惠州一帶的獨立九旅即使已到龍門，也是孤軍作戰。更何況在整場抗日戰爭中，國軍從未奪回任何一個被日軍佔領的大城市，1941年12月的國軍仍處在捱打和退守的位置，我們看不到它有援港驅日的能力和雄心。

　　第三，陳策在香港一戰中的臨陣應變，可看出他對國軍援港一事有多大的信心。最明顯例子為1941年12月8日，陳策對離港赴渝的鄭介民說：「余以半殘之身，決與香港共存亡！」但在12月25日港島戰爭的最後關頭，陳策看到英軍時日無多，說：「香港一旦陷落，我決定冒險突圍，寧死不作日本人的俘虜。」不到18日，陳策共存亡之論也成了笑談。

　　總結而言，在實力強弱懸殊，且自顧不暇，香港局勢又急轉直下的情形下，陳策的國軍來援論只是其一廂情願，或是他和英軍談判的籌碼。校諸歷史資料，國軍來援一說的可信性是非常低的。

作者係香港公開大學助理教授

參考文獻：

1.邱逸，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饒宗頤文化館顧問、《孫子兵法》研究者、香港大學哲學博士。

2.邱逸、葉德平、劉嘉雯（2013）《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香港：中華書局，頁112。

3.陳安邦等編（2011）《陳策將軍記念文集》，香港：邦國國際，頁102。

4.陳安邦等編（2011）《陳策將軍記念文集》，香港：邦國國際，頁101。

5.陳安邦等編（2011）《陳策將軍記念文集》，香港：邦國國際，頁101-102。

6.陳安邦等編（2011）《陳策將軍記念文集》，香港：邦國國際，頁101。

7.陳安邦等編（2011）《陳策將軍記念文集》，香港：邦國國際，頁101-102。

8.英軍在聖誕節投降，仍不信此消息的瓦理士要求確認投降的書面命令。當有人問他為什麼時，他回答說：「希望能推遲相當數量的敵軍南下馬來亞多一天！」。見Lindsay, O.（2005）,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 Hostage toFortune（with the memories of John R. Harris）,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Montreal. p.143.    

9.有關港人在日治時的生活經歷，可見到劉智鵬，周家建（2009）《吞聲忍語——日治時期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香港：中華書局。

10.簡又文（1977）《策叔突圍記》，《中外雜誌》，22卷第4期，頁37。郭德華是戰後國民政府駐港兩廣外交特派員。

11.詹德能《陳策和徐亨香港突圍記》，載《廣州文史》網絡版，第45輯。(http://www.gzzxws.gov.cn/gzws/gzws/ml/45/200809/t20080916_8368_1.htm)

12.Lindsay, O.（2005）The Battle for Hong Kong1941-1945. Hostage to Fortune （with the memories of John R.Harris）,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Montreal. p.87.    

13.《關於華軍援港》，見謝永光（1995)《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頁161-175。

14.謝永光（1995）《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頁 166。

15.謝永光（1995）《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頁 165。

16.謝永光（1995）《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頁 170。

17.王俯民（1993）《蔣介石詳傳》，北京：中國廣播電視，頁892-893。

18.王俯民（1993）《蔣介石詳傳》，北京：中國廣播電視，頁897。

19.蔣緯國總編（1978）《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2。

20.蔣緯國總編（1978）《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8。

21.蔣緯國總編（1978）《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台北市：黎明文化事業公司，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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