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讀書會的創始人王佩芬女士邀我同去臨清，參加在季羨林故鄉舉辦的紀念活動。雖然因故不能前往，但是與季老生前的交往，特別是季老的思想觀點，始終在腦海中縈繞著，揮之不去。
前幾天，見到財政部在青島掛職的家新同志，他談到與季羨林老生前的交往，說季羨林老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時，他去看望，季老給他寫了一幅字：“相期以茶”（茶壽指108歲——編者註）。今年恰好是季老誕辰108 年，我把這篇拙文獻給季老以及熱愛他的人們。
文｜北京閻曉宏
2006年1月26日，95歲的北京大學教授季羨林在就醫的解放軍總醫院借助高倍放大鏡讀書（圖：中新社）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卻是季羨林最重要的學術觀點。
清朝吳敬梓《儒林外史》第46回寫到：“大先生，‘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就像三十年前，你二位府上何等優勢，我是親眼看見的。”
安史之亂，郭子儀平叛立下了汗馬功勞，唐明皇將公主許配郭子儀之子，何等的榮耀！但是到了郭子儀的孫子這一輩，家境敗落。郭子儀的孫子揮霍無度，萬貫家產消耗殆盡，沿街乞討。直到遇見他30年前奶媽的兒子，才被收留。其奶媽之子歎息到：“真是三十年河東享盡榮華富貴，三十年河西寄人籬下”。
季羨林老引用這兩句話只是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認為，五四以來我們是拿來主義，什麼都是西方的好。從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看，中華民族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更是博大精深。他認為西方文化是分析的，這種分析思維就是抓住物質一個勁兒的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但是這種分析思維最大的弱點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認為東方文化，尤其是中華優秀文化，是綜合思維。他認為所謂綜合思維可以歸結於兩點：一點是整體的觀念與普遍聯繫的觀念；另一點是既見樹木又見森林。
季羨林老提出，從人類發展的全過程來看，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認為，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並非歷來如此，也絕不可能永遠如此。以前是西學東漸，到了21世紀，將東學西漸，西方文化將逐步讓位於東方文化，人類文化將進入一個新的時期。
季羨林老提出的這個觀點，始於上世紀80年代。季老是學貫中西的學者，在西方文明盛行於改革開放之初，就能提出這樣頗具前瞻性的觀點，基於他對世界潮流與東西方文化的深刻分析、比較與把握，也需要相當的勇氣。當時，社會上都非常崇拜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在國內各個大學裡，學習與研究傳統文化的人甚少，然而對西方哲學、法學、管理學等等卻是趨之若鶩，只要是西方的，都是很流行的。
季羨林老的這個觀點當時鮮見讚同者，反對聲一片，其中也不乏善意的嘲諷者。
面對批評，季羨林老不僅堅持自己的學術觀點，並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書名便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他在書中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我引的這兩句話，最受人詬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認為這是真理，是詬病不掉的。”
季羨林教授手跡
基辛格博士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秩序》一書中分析到，歷史上多數時候，世界上各個不同區域，奉行著各自的秩序規則。這些秩序永遠需要在克制、力量、合法性三者之間微妙平衡。他認為現在，一方面，科學技術發展進步很快，超出人們的想象和預期；另一方面人們在社會發展與治理、思想價值的觀念上的分岐卻越來越大。歐洲均勢的秩序觀與阿拉伯伊斯蘭教秩序觀以及亞洲文化多樣且包容的秩序觀與美國自稱代表全人類的秩序觀之間不一致，是產生衝突的根源。
基辛格博士認為，尼克松總統1970年就曾提出，擁有八億人口的中國，必定會成為世界巨大的經濟力量。這一觀點，當時令美國精英界震驚。2015年，95歲高齡的基辛格老人訪華，他自己講，這將是他最後一次訪華，他對中美衝突憂心忡忡，雖然有時他也不十分清楚“世界秩序”的真正內涵，但老人確信，人類有一個共同使命，這就是建立一個真正理想的世界秩序。
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運”，習近平總書記在演講時提出：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這個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命題。
如果說，從1956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1985年鄧小平提出“到下世紀中葉……社會主義中國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們就可以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到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審視人類歷史發展之高度，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確指出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將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智慧的結晶，也承載著對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判斷，承載著無私與崇高的理想。究其發展脈絡與思想基礎，主要是中國內斂、包容並且兼收並蓄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現在，世界的變革與發展趨勢，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一帶一路”的提出和實踐，都踐證了季羨林老在幾十年前的前瞻性預見。相期以茶，季羨林老在天之靈定會無比欣慰的。
季羨林教授與饒宗頤教授合影
中華傳統文化既是綜合的，又是內斂的。它的博大與精妙就在於，它始終圍繞著關於人和自然的關係，關於人和社會關係（亦即人與人的關係）這條主線。
在中國哲學史上，天人合一講的最多，是最重要的哲學範疇，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論基石。《道德經》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深刻闡述了人與自然的關係與規律。《呂氏春秋》中，關於“凡帝王者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講的是天人感應的關係。荀子在《禮論》中闡述了天與人的不同職能，“天人相分，各司其職，……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立元神》中，闡述了他對天、地、人的觀點，“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司馬遷更是稱其《史記》是一部“究天人之際”的書。
到了近現代，鴉片戰爭轟開中國大門以後，這方面的研究少了許多，但仍有卓越者。國學大師錢穆說：“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觀，實是整個傳統文化之歸宿處……中國文化對世界人類未來求生存之貢獻，主要亦即在此。”著名哲學家馮友蘭講“人與天地參”，把天地境界視為生命追求的最高層次。
從先秦開始，到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直至近現代，天人合一，不僅是中國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範疇，也是文化發展的主要脈絡，講的很多，其觀點也各有所不同，但是，講的大多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社會的關係。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闡述的觀點與內涵不同，同一歷史階段，不同學者，基於不同理解，闡述的內容與觀點也不同。“天人合一”這個範疇，在傳承與爭鳴中推進發展，時代賦予其新的內涵。
因此，現在我們講的人與自然如何友好相處，如何平衡可持續，在社會實踐與社會生活中，人與人如何和諧相處，與中國歷代哲學家闡述的天人合一的內涵已經有所不同。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人們怎麼看待人與天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這條主線和脈絡是很清晰的。
但是關於人自身關係，人自己對自己，人自己內心的矛盾與平衡，歷代哲人、學者，雖然講的不少，但是卻沒有把它與人與自然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並列起來。
季羨林老第一次提出，和諧包括：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以及人自身的和諧。這是季老的重要學術貢獻。
2006年11月29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中國文聯第八次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協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全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題目是《同文學藝術家談心》。其中講了這樣一段話：“這兩年，季羨林先生，因病住在301醫院，我每年都去看他。他非常博學，每次說起來，對我都有很大的教益。中國像他這樣的大師，可謂人中麟鳳，所以我非常尊重他。在今年的談話中，他對我說，和諧社會，除了講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還應該講人的自我和諧。我說，先生，您講的對。人能夠做到正確處理自我與社會的關係，正確對待榮譽挫折和困難，這就是人的自我和諧。後來，我們倆談話的大意，寫進了十六屆六中全會文件。”我看到《人民日報》發表的這篇文章，馬上打電話給當時季羨林先生的助手李玉潔老師。之後不久，我去看望季羨林先生，又和他談起這件事兒。他謙虛地說：“人和自然的關係，人和人的關係，這兩點，歷史上很多人都講過，我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又講了一點，就是人自身的和諧，無論外部環境怎麼變化，每個人的內心要和諧，不能自己和自己較勁。”
季羨林老1935年至1945年，留學德國，在德國他主修印度學、梵文、巴利文等十多種語言，在德期間發表論文多篇，頗受關注。1946年回國，受胡適、傅斯年、湯用彤聘為北京大學教授。
季羨林老胸懷博大，寬容、真誠。這反映在他寫的《牛棚雜憶》中，他說，自己被打的“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時，還虔信“文革”的正確性，直到“四人幫”垮台後，“腦筋才開竅”。那些“文革”中批鬥過他，污蔑過他的人，他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他唯一的期待是打人、整人者與被打、被整者都能夠真實地寫出當時的心情與感受，以便現在的人們思考、總結與反思，季老認為，這對後人大有益處。他期待有人能寫出來，“到了1992年，許多人漸趨凋零……等待別人為何不自己寫呢？”
季羨林生前論文、專著、譯著、散文、隨筆，僅搜集到並發表或出版的，就達1,200萬字。我專門提到這一點是有原因的。當時，社會上稱季羨林老是國學大師、學術大師、國寶等等，也不乏有些人因學術觀點等種種原因，提出質疑，認為季老的學術貢獻僅限於印度學研究、梵文研究等方面，其他方面著述不多，也談不上是國學大師。其實，季老非常反感別人稱他為學術大師、國學大師或者國寶，他曾與我笑談：“現在到處都是學術大師、國學大師，我不是。我也不是國寶，大熊貓才是呢。”
季羨林教授書房一角
其實一個學者，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其學術價值，其著述與觀點以及對社會的貢獻並不在於寫了多少，並不在於寫的數量，而是在於他寫了什麼，他提出了什麼，他闡明或表達的觀點，是否對社會發展有啟示，是否契合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按照這樣的標準衡量，季羨林老是一座高山，也是學者的楷模。
季羨林老是一個博大而又謙和的老人，但是對於學術研究，他全身心的投入，從未有過一天的放棄。季老曾經跟我這樣談過：“日子就兩天，今天和明天。現在那些這個節呀，那個節呀，都是自己編出來的。”
季羨林老在北大當教授時，勤奮研究刻苦都是出了名的，有學生向季老請教，說論文怎麼也憋不出來，他幽默地說：“水喝多了，尿就憋出來了。”胡適到了台灣還常講：“做學問就要像季羨林那樣。”
季羨林老非常睿智，對在刻苦鑽研思考基礎上形成的學術觀點，也非常堅持，非常執著。他提出東學西漸的觀點，以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與《牛棚雜憶》兩本書的寫作，能看出季老的卓越，更能看出季老在學術上的堅持與執著。
季老的一生光明磊落，真摯、謙和、誠懇，止於至善。季老常說的兩句話是：“真話不全說，假話全不說。”他在理念上堅信“東學西漸”，認為此前是拿來主義，現在我們可以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了。季老對中華民族的崛起抱有很大的期待，也抱有很大的信心。
季羨林老一生飽經滄桑，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的屈辱以及新中國的建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變革，讓他對中國社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多的信賴。2005年，我去看望季老，他送我一幅字，是北宋哲學家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說：“您就是為往聖繼絕學。”季老嚴肅的對我說：“這幾句話，誰也擔當不住，只有共產黨才能擔當得住。”
“只能共產黨才能擔當得住”，這不僅是一句情感的話語，更是審視中外古今歷史發展，被實踐證明著的科學判斷。
（作者係全國政協委員、
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8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張寧、周琦、李博揚、史帥、連柳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