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清敏：維護國家獨立、維護人民福祉、維護世界和平——新中國外交七十年砥礪前行的輝煌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改變了中國、影響著全世界，書寫了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化傳奇。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外交維護了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全面服務國內經濟建設、服務人民群眾、廣交世界朋友，推動全球和平安全和發展事業，展現了中國外交氣派和風格，形成了中國外交的特色。在歡慶新中國70華誕之際，回首新中國的外交歷程和成就，可以認清我們從哪裡來，明確我們往哪裡去，並滿懷信心迎接未來。
文｜ 北京 張清敏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景，據此可以把新中國外交的歷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終結屈辱外交，
“站起來”的中華民族真正昂首世界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內繼承的是舊中國屈辱的外交遺產，國際上面對的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國際格局。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政府確立了“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鬥”的目標，在外交上提出，“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擁護國際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為此實施了三大政策，揭開了中國外交的新篇章。
第一項政策被稱為“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針對舊中國所遺留的屈辱外交遺產而提出。新中國成立前夕，西方列強根據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華攫取了大量特權。新中國政府根據“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政策，有計劃、分國別、按行業，有步驟地逐步清除了西方列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同時，對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訂，或修改，或重定”。從這兩方面，割斷與舊中國屈辱外交的聯繫，揭開了中國外交的新的一頁。
第二項政策是“另起爐灶”。其一，不承認外國政府與舊中國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也不承認外國在中國的原外交官身份，而是提出凡願與新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外國政府，必須“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對新中國友好、“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談判建交”。其二，“不依靠舊外交部的一套人馬辦外交”，“創建新型的外交隊伍”。這批外交幹部主要由以下三部分人組成：建國以前就從事外交和外事工作的原中央外事組的幹部，從全國各大軍區、各大行政區調來的領導骨幹，以及從文科大學選來的畢業生。從本質上講，組建這支隊伍的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的獨立與安全，因此，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稱這支新型的外交隊伍是一支“文裝解放軍”，並為這支隊伍提出了十六字方針，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有了一支合格的外交隊伍，新的外交關係就有了組織上的保證。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外交“破舊立新”，結束舊中國的屈辱外交，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鞏固獨立，使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站起來”的目標，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上圖：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第一次亞非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提出了“求同存異”政策，化解了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誤解，開啟了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係的新歷程，迎來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第二次建交高峰。下圖：1974年4月，鄧小平副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他在會上闡述了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劃分”三個世界”理論和中國對外關係原則第三項政策是“一邊倒”。為了保障安全，鞏固獨立，新中國政府宣布“一邊倒”政策，明確“聯合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與蘇聯協商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基礎上，中蘇雙方於1950年2月14日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用法律形式固定了中蘇友誼，使得新中國有一個可靠的同盟。
除了以上三大政策，“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也是新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內容。朝鮮戰爭爆發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從東北、東南和南方對中國發動軍事威脅。立足未穩的新中國政府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東北，派出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把美國軍隊推回到“三八線”以南；在南部，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爭取獨立的鬥爭，促成關於印度支那問題的和平解決，實現了地區和平；在東南，解放沿海島嶼，打擊了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粉碎了其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擊退了美國對中國的威脅。
與周邊國家發展關係時，新中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形成了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政策，即解決邊界問題的目的“是安定四鄰，爭取國際形勢的和緩，便於進行建設”，原則是“使雙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而不在於我們必須多佔一些地方”，方式“只能用和平的方法，不容許有別的方法”，依據是在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時，“既要照顧過去的歷史背景，又要照顧已經形成的實際情況和雙邊關係的大局，在解決之前，維持現狀”。根據這些原則，中國與緬甸、尼泊爾、朝鮮、蒙古和巴基斯坦等鄰國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實現了周邊的穩定與安全。
在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關係方面，廣大發展中國家主要集中在亞、非、拉地區，與中國有著相似的歷史遭遇、共同的處境和願望，發展雙邊關係的基礎良好。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第一次亞非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提出了“求同存異”政策，化解了一些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誤解，促進了亞非國家對中國的理解，開啟了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關係的新歷程，迎來了新中國外交史上第二次建交高峰。隨後，中國對亞、非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範圍廣、數量多、形式多樣的援助，產生了巨大影響。廣大發展中國家則在國際上給與中國積極支持，例如在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第2758號決議中的76張贊同票中，大部分是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成為中國外交最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外交破舊立新，結束舊中國的屈辱外交，維護領土和主權完整，創建新型外交，鞏固獨立。這些外交成就使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站起來”的目標，為改革開放創造了條件。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為適應國內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設立經濟特區，招商引資，在“請進來”的同時，積極“走出去”，參與多邊外交和國際組織，開啟了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圖為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舉行的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簽字儀式
1978年12月，第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將國內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這一政策隨後逐步體現在對外政策上。
進入20世紀80年代，中國根據美蘇在全球爭霸態勢和國際戰略平衡的變化，提出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兩大主題，調整了外交戰略，決定執行獨立自主的不結盟政策，為國內經濟建設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實現了“富起來”的目標。
不結盟政策首先體現在拉開與美國的距離。20世紀80年代初，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後，美國與蘇聯在全球展開對抗，並在台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中國政府決定與美國拉開距離，在堅決反對美國對台灣出售武器的過程中，與美方達成《八一七公報》。這個公報與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報》和1978年中美《建交公報》構成了發展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
不結盟政策其次體現在松動與蘇聯的關係。1979年入侵阿富汗後，蘇聯的戰略擴張走到了盡頭，開始收縮。中國不失時機地抓住機會，緩和與蘇聯的關係，提出在蘇聯消除三大障礙——入侵阿富汗、在中蘇和中蒙邊界部署大量軍隊、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基礎上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到20世紀80年代末，三大障礙消除，中蘇關係實現了正常化。對中蘇關係的這些調整使中國在中、美、蘇大三角關係中處於有利的戰略地位。
不結盟政策還體現在與廣大發展中國國家的關係中。中國繼續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並將這一關係作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立足點和出發點。隨著對美蘇政策的調整，中國改變了以往“以美劃線”和“以蘇劃線”的做法，超越意識形態分歧，強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上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全方位的友好合作關係，開展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
為了適應國內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實施對外開放，設立經濟特區，招商引資，在“請進來”的同時，積極“走出去”，參與多邊外交和國際組織，開啟了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進程：1980年，中國恢復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席位。同年，中國開始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及其下屬各特委會和工作組的活動，提出中國的裁軍主張，推動裁軍。1986年7月，中國向關貿總協定提出申請恢復締約方地位，並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截止2008年，中國參加了1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300多項國際公約，參與了22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個積極成員。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國際格局發生巨變。鄧小平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藏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方針。這個方針的核心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在具體外交實踐中就是“不扛旗”“不當頭”“不對抗”“不樹敵”，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發展雙邊關係，在一些並不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采取相對“超脫”的態度，打破了西方國家制裁，與印尼復交、與韓國和新加坡建立外交關係，捍衛了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穩定了周邊環境，服務了國內經濟建設，確保中國的經濟建設“積極有為”。
冷戰結束後，針對美國利用各種借口對中國施壓的做法，中國政府采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既維護了中國的主權，也維護了中美關係的大局。蘇聯解體後，中國沉著應付，使中蘇關係順利過渡到中俄關係，並以中俄構築戰略夥伴關係為開頭，廣泛地同許多國家建立起了一種不同於冷戰時期的新型國家關係，推動世界向多極化發展。
中國同中亞國家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組織”，構成西北地區和平安全地區，同東盟國家以密切的政治對話和經濟合作為基礎的相互信任的增加，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與一些國家解決了邊界問題，或達成了協議、實現了邊界的和平，睦鄰友好狀況進一步改善，使中國周邊環境一度達到歷史上的最好時期。
隨著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不僅積極參與聯合國及其下屬機構的活動，而且加入亞太經合組織、參與東盟地區論壇以及東亞峰會等地區性多邊機制，推進周邊利益共同體建設。通過成功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主持關於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等，中國逐步扭轉了被動參加多邊外交的模式，成為多邊外交機制的主動參與者、倡導者乃至主導者。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仗義執言，在一些熱點問題和事關世界前途的和平與發展問題上，提出有價值的主張，為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促進世界發展做出了貢獻，成為國際體系的重要成員和負責任大國。
務實靈活的外交工作，妥善處理了紛繁複雜的國際矛盾和紛爭，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爭取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對於實現“富起來”的戰略目標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年來，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改變了中國、影響著全世界，書寫了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化傳奇。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書寫國際合作共贏的恢宏篇章。圖為泰國曼谷的一位女士（右）“接過”雲南花農“遞出”的一支鮮花（圖：拼版照片，新華社）
（作者係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
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系主任、教授）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10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博揚、余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