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有著獨特的歷史作用，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和國家改革開放時期都作出過重要貢獻。但是，香港與新中國誕生的關係，人們卻知之不多。
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和英國在中國南方曾有過較好的合作關係。戰後港九獨立大隊撤出香港，並應英國要求留下少數人員協助維持新界治安；中共亦就此要求英國准予中共在港合法活動。考慮到尚未取得政權的中共對英國在港統治並不構成威脅，同時為回報中共在戰時的協作，英國於是允許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種程度的“合法存在”。戰後東江縱隊曾在香港設立辦事處，後改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即中聯辦的前身。在英國打開“方便”之門後，中共中央決定以香港為中心開展城市工作，香港迅即成為中共和左翼民主黨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動基地。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在這裡為新中國的建立做過大量準備工作。
全面內戰爆發後，中共更加重視利用香港開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轄南方多個省份及港澳的工作。對中共來說，這時期的香港有多重的功能和角色，包括：“反內戰、反獨裁”的文化宣傳陣地；民主黨派及其領袖的避難場所和東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戰爭的後勤保障基地之一。到了內戰後期，香港成為新政協運動的中心。
建立宣傳陣地是中共在香港開展工作的一項重點工作。1945年11月13日，東江縱隊《前進報》的工作人員在香港創辦了四開的三日刊報紙《正報》。《正報》打破了西方傳媒和國民黨的新聞壟斷，為中共在港建立宣傳陣地打響了頭炮。1946年1月，中共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復刊，以鮮明的政治色彩高舉和平、團結、民主建國的旗幟，呼籲制止內戰。《華商報》亦希望團結海內外人士打擊國民黨反動派，也是民主人士和其他反國民黨獨裁統治人士發表言論的陣地。
經濟方面，中共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已經在香港開辦貿易公司。1938年夏秋之交，中共早期領導人博古的親弟秦邦禮（別稱楊琳）在香港干諾道中開辦了“聯和行”。
1948至1949年間，在國內形勢影響下，愛國活動在香港形成很大聲勢。圖為1948年秋天，（左起）郭沬若、譚平山、蔡廷鍇、沈鈞儒、何香凝、馬敘倫在香港聚會時合照
1946年9月下旬，楊琳往上海匯報工作，周恩來交給他三項任務：一、打通海上運輸，發展國外貿易，交流國內外物資；二、完成財政任務；三、培養對外貿易幹部。楊琳回到香港後，把“聯和行”改名為“聯和進出口公司”，簡稱“聯和公司”。1947年底，楊琳等商議將“聯合公司”改名為“華潤公司”。“華”代表“中華”，“潤”是毛澤東的字，還代表雨露滋潤和資源豐富。1948年8月，“華潤公司”掛牌，4個月後正式註冊。香港政府和英國政府很快就發現了華潤的購買實力，開始主動與華潤聯繫並買賣物資。華潤向英國採購的物資包括東北鐵路所需的零件，其中有部分甚至用於“毛澤東號”列車之上。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成立，由東北解放區代印統一發行的“人民券”，以期儘快統一各解放區的貨幣，從而遏制國民黨造成的通貨膨脹。華潤就曾受委託為東北局購買印鈔專用的紙張。
香港是新政協運動的中心
二戰後的香港成為中國政界人士的避風港。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之下，中國不少民主黨派投入反對國民黨內戰獨裁和爭取和平民主的政治運動之中；國統區的民主黨派成為國民政府打壓和迫害的對象。不少民主人士於是轉移到香港，繼續從事政治活動。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舉行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告本黨同志書》等文件；推舉宋慶齡為民革名譽主席，李濟深為民革中央主席。1941年在重慶成立的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在抗戰勝利後一直活躍於國統區，引起國民黨的敵視和打壓。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轉到香港召開。會議決定恢復民盟總部，並制定政治路線，與中共關係密切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合作，聯合各左翼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打倒國民政府。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在香港舉行，海內外致公黨組織數十名代表出席了大會。大會討論修改了致公黨的黨章，並決定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1947年11月12日，在中共的幫助和指導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籌備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在香港舉行，選舉產生了台盟第一屆總部理事會。
1948年春天，中共認為召開新政協的有利時機已經到來。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5月1日，毛澤東親自致函在香港的民革主席李濟深和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沈鈞儒，提議由民革、民盟、中共發表三黨聯合聲明，號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毛澤東還委派當時在香港的中共華南分局負責人潘漢年拜訪李濟深和沈鈞儒，徵詢他們對召開新政協的意見。
中共“五一口號”得到各民主黨派的積極回應。5月2日，民革和民盟等總部設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集會討論，一致認為召開新政協會議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經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回應”。5月5日，民革的李濟深和何香凝、民盟的沈鈞儒和章伯鈞、民進的馬敘倫和王紹鏊、致公黨的陳其尤、農工民主黨的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的李章達、民促的蔡廷鍇、民聯的譚平山、無黨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聯名致電毛澤東，支持中共提出的“五一口號”，並表示要與國內外各界人士“共同策進，完成大業”。
8月初，中共中央派出錢之光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與中共在香港的負責人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共同接送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第一批北上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包括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10餘人；第二批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馬敘倫、許廣平、陳其尤等；第三批有李濟深、茅盾、朱蘊山、章乃器等30餘人；第四批有黃炎培、盛丕華等。四批民主人士由香港秘密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發揮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到了10月，萬事俱備，中共中央於是將中央城工部改為中央統戰部，具體負責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各項事宜。
1949年7月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常委在北京中南海合影。參加此次籌備會的代表中，由香港北上的有110多人，佔總數近五分之一
興辦學校是戰後中共在香港的重要工作之一。1946年10月10日，中共和民主人士在香港合作創辦的大學達德學院宣告成立。原廣東國民大學校長陳其瑗出任院長，抗日名將蔡廷鍇將軍借出屯門新墟的別墅作為校址。達德學院創辦者的教育理想是以自由研究的精神，融合世界文化潮流，闡揚民族歷史光輝，創辦一所新型民主大學。達德學院規模細小兼且辦學不到三年，卻聚集了不少高質素的學者，並先後培育了約一千名學生。
1949年2月達德學院被港英當局封閉後，幾位教職員北上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擔任了要職。李濟深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陳其瑗任內務部副部長，沈志遠任出版總署編譯局局長，章乃器任糧食部部長，曾昭掄任教育部、高教部副部長。
1947年春華南地區恢復武裝鬥爭後，學院就有一部分在校學生陸續去游擊區，1948年春節前後達到高潮。據不完全統計，達德學院學生離校參加武裝鬥爭的人數為201人。
據1985年對350人的調查，大約有93%校友在解放前參加革命工作，其中18位在解放戰爭中犧牲，成為革命烈士。這18位烈士是曾偉、黃立、楊湛廬、姚世輯、龍躍如、熊宜武、植啓芬、蒙茵、劉松羨、朱為昌、葉旭明、莫次、關漢芝、李卡、羅欣、覃天銘、陳海濱、李立峰。他們犧牲時都非常年輕，最小的年僅16歲。這些烈士中間，曾偉曾參加達德學院籌備工作，是達德學院籌備小組成員。1949年3月，當人民解放軍準備渡江之際，他受組織派遣，經廣州飛往上海，參加民主同盟上海市執行部會議，並與其他民主黨派協商，策反蕪湖、太湖一帶的敵軍起義。1949年4月5日被國民黨逮捕。1949年5月21日，即上海市解放前三日。他為了建立新中國捨身赴義。而關漢芝是著名粵劇演員關德興的長女，1949年7月犧牲在戰場上，年僅21嵗。
新中國建立時北上的部分達德學生奔赴工作崗位前在北京頤和園門前合影
根據粗略統計，在解放戰爭期間達德學院的同學，擔任工委書記、支隊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各1人；縣工委書記、團長、政委16人；連長、指導員、武工隊長等幹部70餘人；排以下幹部60餘人。
為了培養城市幹部，迎接解放軍南下，達德學院被封閉後，香港工委指派工委財委主任許滌新、委員蔡北華、古念良、趙元浩等創辦一所專科學校——建中專科學院，名字是取建設新中國之意，由經濟導報社督印人李輝出任院長。這是一所為準備華南接管而培訓財經幹部的專門學校。約有70名達德學院商經系選送的學生轉入該校財政、銀行班。這些達德學生後來參加了在華南解放區創辦南方人民銀行的工作。有的留在總管理處或潮汕分行，有的去老隆開辦東江分行，有的去河田墟建立南方銀行辦事處。財政班的同學則被派往各地稅站開展稅收工作。以後，他們又隨解放軍入城，在廣州市軍管會的領導下，前往金融、財政、海關等部門，對國民黨遺留的舊機構，實行全面接管。新中國成立後，他們大部分人成為廣東省金融、財政和外貿部門的骨幹。
此外，有的學生還直接進入游擊區，參加財經工作。例如，1949年2月，商經系學生張狄（原名濤興）經中共達德學院負責人張明生教授指派，到閩粵贛邊區財委工作，任秘書兼會計、訓練班主任等職。他負責建立邊區機關財、糧、物資各項會計制度，參與發行貨幣（軍民合作流通幣），並領導兩期共230多人參加的財經人員訓練班，為迎接粵東、閩西各縣解放做準備。
達德學院被封後，56位歸僑同學北上參加“青訓班”。後來，他們中間有31人被分配到僑務、外事部門工作。在北京的較多，其次是福建、廣東等地。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默默地為國家的僑務和外事工作貢獻著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新中國成立初期就有許多達德師生活躍在新聞戰線，而且多數成為所在媒體的骨幹。其中在新華通訊社的有呂毅子、在中國新聞社的有楊純、朱文良（朱甦），在上海的有劉思慕、陸詒，在南方日報社的有張琮、曾惠存、梁彬、王希琛、趙凌雲、陳章淮，在《羊城晚報》的有刁雲翔，在東莞的有賴湘，在廣西的有呂波濤等。
（作者係中國香港史研究專家）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10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周琦、李博揚、余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