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民：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
原標題：王振民：什麼是香港的深層次問題？——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訪談實錄
文｜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
香港面臨的深層次問題究竟是什麼？這是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香港今天出現的各種各樣事情，不單是某一領域出了問題，而是這些長期困擾我們的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或者說沒有想清楚、說明白。就像中醫治病，應該綜合施治，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看香港問題，很多事情小邏輯都正確，大邏輯卻出了問題。大邏輯一出錯，再正確的小邏輯都是沒用的。所以說，要解決香港問題，需要全面的戰略思維，不僅是中央，而且是本地，每一個港人都應該深思這些深層次問題，怎樣才是真正對香港好，對每一個港人好。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深層次問題需要我們共同思考。
香港維多利亞港灣
第一，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香港原有資本主義與人們對福利社會的追求之間的矛盾，是香港現在面臨的最深層次問題。這是香港必須要面對的一個公共政策問題。
我們看西方選舉，候選人辯論最多的是稅收政策、公共財政如何開支問題，這是西方政黨政治、多黨輪替制度永恆的議題：政府到底應該收多少稅，這些錢如何花，如何在鼓勵個人奮鬥、堅守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與增加公共福利、“吃大鍋飯”之間取得平衡。但在香港歷次選舉中，似乎很少人就此進行辯論。實際上，資本主義是信奉個人奮鬥和低稅的，政府收很少的稅，使得有本事的人賺到的錢可以盡可能多地留在自己的口袋裡。在典型的傳統資本主義社會，政府對財富的二次分配是很弱的，原則上是盡可能少地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政府也不會無限擴大公共福利，劫富濟貧。香港以前就是這樣，這也是為什麼香港可以產生那麼多億萬富翁的重要原因，因為香港的低稅政策非常有利於財富的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窮人在香港就過得比較辛苦，財富懸殊較大。這是香港原有資本主義的特點，也是歐美傳統資本主義的共同特徵。
1997年回歸後，香港出現了一個重大變化，即政府由過去主要關心少數富人轉變為開始關注大多數人。隨著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必須承認回歸後的民主比回歸前要多），特別是推動普選產生的第一個直接反應，就是政府稅收政策的變化，開始讓富人多交稅來討好普羅大眾，社會福利越來越好。民主普選的本質就是要對財富進行再次分配。這個大方向是正確的，不管有沒有普選，政府都應該這樣做。實際上，香港政府過去幾年也做了很多增加公共福利的事，有些福利在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比較困難的。雖然大家對目前香港的財富分配狀態都不滿意，但是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很多富人，肯定也會產生很多窮人。富者恆富、窮者恆窮，這當然不是我們追求的理想社會。香港在這方面應該考慮清楚，我們支持普選、支持財富的再次分配是毫無問題的，這些內容也都寫入了基本法，而且從整個世界範圍來看，關心勞工、關心社會大多數也是大趨勢。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是否要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從原來只照顧數富人、不照顧窮人，現在突然變到只照顧普羅大眾、不照顧富人了？在推進普選的時候，我們討論了要不要功能團體、要不要提名委員會等問題，但不能就事論事。在這些問題上，民主固然重要，但最本質的問題是香港的公共政策是要像過去那樣百分百代表資本家、照顧資本家，還是要轉變為只照顧普羅大眾、不再關心資本家的利益？在這兩個極端之間，保留功能團體、保留提名委員會，實際上是一種平衡，以防止政治從一個極端突然走向另一極端，否則香港社會受不了、資本家也會受不了。當增加稅收、增加社會福利、“劫富濟貧”太過嚴重，資本家就會開始考慮，香港是否不再適宜營商。這也是為什麼一些香港工商界的頭面人物近年在搞產業轉移的深層次原因。我認為，這是源於他們內心深處對香港公共政策可能出現急劇變化的擔心，而實際上香港的公共政策已經在變化了。
財富肯定要進行二次分配，加稅也是必然的。但是我們究竟能不能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如果搞極端民主，資本家的錢一旦全部都被大家“共產”了，那就是極端的財富分配，也就是實行“共產主義”了，“一國兩制”也就被我們自己破壞了。我們應當了解，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首先都是經濟學概念，其次才是政治學概念。所有的政治問題最終都是經濟問題。人們在談政治的時候，其實是在談經濟，在談財富分配如何對自己、對自己所代表的階層更加有利。科學合理的做法應該是，既要照顧資本家，也得同樣照顧普羅大眾，但是絕對不能變成和內地一樣，成為以前的“社會主義大鍋飯”，幹與不幹一樣，幹多幹少一樣。不然，有些資本家就撤走了。沒有資本家的社會能叫資本主義社會嗎？我們不能把民主變成鼓勵不勞而獲，讓大家不再靠個人奮鬥獲得財富，而是想靠政治投機取巧把他人的錢直接拿來，這實際上就是在搞另一種極端革命。
香港基本法規定，香港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不變。也就是說，香港要繼續保持個人奮鬥的精神。香港的社會發展與繁榮穩定還需靠每一個人的努力，不能總等著政府發福利，吃“大戶”。涉及民生福利、涉及經濟發展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保留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維護好香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讓資本家和投資者還能繼續安心地、有法律保障地在香港發展，不能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主義，更不能變成“共產主義”。這是底線問題，是不可迴避的最深層次的問題。在保持資本主義這個大前提下，政府一定要照顧好大眾的利益，“小眾”、“大眾”都很重要，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骨肉同胞，經濟上要利益均霑，政治上要均衡參與。
第二，香港永遠不能迴避如何面對自己祖國的問題。現在有人提出的一些主張和概念完全忽視了另一個大前提和基本事實，即香港永遠不可能迴避自己的祖國，香港更不可能獨立於自己的祖國去發展，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或者文化，無論過去、現在和未來。二者是牢固的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在制定“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時，曾有一個考慮，就是香港在經濟上可以獨立生存發展。所以整部基本法裡，沒有一句話是關於兩地經濟貿易關係的。那時候大家認為，香港可能不需要靠祖國幫助，經濟上完全能夠獨立養活自己。這是上世紀70、80年代的情況。當時中國經濟在世界上是很小的經濟體，無足輕重，而香港是一個較大的經濟體，地位舉足輕重。經過30多年發展，中國內地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在不僅香港、澳門和台灣離不開中國大陸的經濟，世界上很多國家乃至大國都離不開中國內地的經濟。最近，習近平主席訪問美國、英國，對方都意識到如果離開中國，經濟發展將會遭受巨大影響。可恰恰在這個問題上，香港卻與祖國內地有意無意分割開了，乃至漸行漸遠，以致於失去很多寶貴的機會。
中國現在同許多國家都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有些國家為了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恨不得與中國結為一個經濟體，緊緊地與中國經濟綁在一起，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得到了很多實惠。然而，香港與內地在地理上山水相連，命運一體，理應得天時地利人和之先機，從國家發展中得到更多機會和好處，但遺憾的是，兩地在經濟發展方面並沒有真正連接在一起。幾年前，本人曾經提出應該建立一個包括港澳台在內的大中華經濟共同體。歐盟27個主權國家，可以組合成一個統一的經濟體，有統一的經濟政策乃至法律。兩岸四地是一個國家，卻是四個互不連接的獨立經濟體，這幾個經濟體之間也沒有制度性聯繫，港澳沒有從國家經濟發展中制度性地得到應該得到的機會和好處。儘管CEPA解決了部分問題，但我認為深層次的制度性連接問題還沒有解決，一些港人對與自己的祖國建立更密切的聯繫還有較深的疑慮，外國人沒有疑慮，我們自己人卻顧慮重重。
國家經濟過去三十多年都在飛速發展，而香港似乎每年都在維持現狀，甚至在某些方面倒退。究其原因，我認為，個別人士一直沒有真心實意把自己當成中國的一部分，沒有投入到國家發展的主流中去。這將導致香港“兩頭不著岸”（in the middle of no where）：國際市場已經飽和了，香港很難進去，龐大的國內機會不願進，香港只能在大海中間苦苦地掙扎。
香港應該真心實意地把自己看作中國政治、經濟的一部分，以祖國榮為榮，以祖國喜為喜，以祖國悲為悲，感同身受，誠實勇敢地面對一個日益強大的祖國，以最大的包容耐心認真處理好兩地關係，真正把祖國當成自己巨大腹地，繼續扮演中國同世界經濟社會交往的橋樑和紐帶。過去中國是封閉的，香港是橋樑和紐帶。現在國家發展起來了，香港仍然可以發揮這些作用。港人應該發自內心地把國家發展當成自己的事情，把中國的成就當成自己的成就，同祖國真正地同甘苦，共患難，同舟共濟，不離不棄，不捨不分。當年祖國困難時，香港還同內地積極交流，現在國家富了，一些人反而不高興、甚至幻想脫離，讓祖國母親情何以堪？我們要積極調整心態。祖國永遠是祖國，母親永遠是母親，無論貧窮或者富有，無論生病或者健康。同樣，子女永遠是子女，無論貧窮或者富有，無論讓父母高興或者生氣。
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香港不能做觀察者，每天看著祖國發展，卻不參與進來。香港應該利用自身得天獨厚的優勢，把國家發展的機會充分利用起來。現在這兩個經濟體必須要通過建立橋樑連在一塊，這樣，國家的發展就把香港的發展帶動起來了，香港的經濟就會有無窮無盡的動力和機會。
在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祖國也不會拋下失散多年的遊子，一定會時刻想著這個遊子，關心這個遊子。國家要看到香港的優點，不斷地發揮香港的優點和長處。包括在國際關係上，香港能夠幫國家做很多事情。我看到一些香港人士出國，他們講中國故事、中國的發展比我們講得好多了。他們能夠用西方人的語言和思維來講中國的故事。香港也應看到國家這些年的優點和進步，不能老盯著國家的不足和問題。這麼大的國家怎麼可能沒有問題呢？個別媒體天天報導不好的信息，好的永遠看不到，這公正嗎？我們也要看到政府的優點和付出的努力。我認為，香港政府是全世界最勤力的政府之一，香港的司法、執法水平是全世界最人性化的。我們不能對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香港做的大量工作視而不見，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的工作都會有一些問題存在，這是不可避免的。處理兩地關係，心態調整很重要。如果大家能從過去的消極心態轉變為積極心態來看問題，那麼政府會越來越改進，大家都會越來越好，否則就是惡性循環，大家都越來越緊張，心態越來越差。
總之，內地與香港的關係是無法迴避的深層次問題。既然香港永遠不可能獨立，那就要認認真真認識自己的祖國，了解祖國的歷史、地理、經濟、政治等一切“家底”，負責任地告訴下一代祖國的真實情況。比如如何認識共產黨的執政，很多外國學生到清華大學參加中國國情課，主動要求了解共產黨黨章，共產黨如何執政，接受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現實。我問他們為什麼對共產黨感興趣，他們說共產黨執政難道不是中國最大最重要的國情嗎？既然我們付學費來認識中國，當然要了解真實的中國。如果你們不教中國共產黨，那你們就是在騙我們，不誠實。然而種種原因，我們在給自己人講國情的時候，有意無意迴避共產黨執政的現實，這是不負責任的態度，是不誠實的。既然是一家人，有什麼就說什麼，是什麼就是什麼。既然香港與祖國永遠不可能分離，永遠永遠要在一起，那就要端正心態，實事求是，積極建立一個和諧的、健康的、建設性的兩地關係，好好與祖國內地相處。
第三，政治保守與政治激進的關係。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是近代以來人類兩種主要的政治思潮，也是兩大主要政治哲學流派。特別在英國以及前英聯邦體系裡，保守主義長期佔據主導地位，可以說是主流意識形態，保守主義政黨長期執政。這種政治哲學的主要特點是主張漸進改良，在基本維持現狀、保護傳統前提下追求社會進步，反對革命和極端。儘管英國歷史上也有血雨腥風的暴力革命，但是自1689年“光榮革命”建立君主立憲制以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就成為英國政治主流的意識形態，即便是英式自由主義，也帶有“君子之風”。儘管英國對外是另外一種政治哲學，發動過無數次戰爭，曾經侵占了地球四分之一的陸地（達3,350萬平方公里之多），控制了幾乎所有重要的海洋通道，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由於這種保守主義一直主導英國國內政治，使得英國自1689年以來，長達300多年沒有發生過內戰，自己的事情做得很好，國內長期和諧穩定，經濟繁榮，政治昌明，法治健全。法治本質上就是保守，其核心理念就是保守主義。也許正是因為政治上的保守主義，使得前英聯邦國家和地區今天大部分是法治健全的地方。
香港回歸前沿襲了英國的政治保守主義，法治健全，文明理性，講規則，講規矩，講程序，不激進，少暴力，居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香港給人的印象很紳士，很傳統，很保守，很文明。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種保守主義政治哲學、漸進改良的政治取態被不斷拋棄，取而代之的不是自由主義，而是政治激進，似乎越激進越好，不願意保守了，甚至故意破壞法治，挑戰傳統，恨不得發動一場徹底的暴力革命，推翻現在的政權，完全打碎目前的制度體制和政府機器，按照自己的意願“締造”一個“新香港”，制定一本新的“基本法”。香港變得越來越不像香港，一些現象越來越像第三世界，人為製造對立，不守法，不理性，動輒訴諸街頭運動甚至拳腳相向。如果懷念英國的統治，為什麼不繼承英國主流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不認真學習繼承英國的政治文化傳統？
人人都愛香港，但什麼才是真正愛港？古代有一個聰明的法官裁決兩個婦女爭奪一個嬰兒的複雜案件，這兩個婦女都說自己是嬰兒的親生母親，自己如何如何愛這個孩子。古代沒有現在的DNA技術，如何判斷哪個婦女的愛是真愛，是真正的母親之愛，法官想了一個辦法。法官說，既然你們都這樣愛這個孩子，那就把這個孩子用刀分兩半，一人一半，這樣公平合理。這時候其中一個婦女大哭，求法官不要這樣，說自己不要孩子了，只要另一位女人能把孩子養好，她可以放棄，因為她不忍心看著自己的親生孩子被一分為二。法官看到這個情形，立即認定這個婦女才是嬰兒真正的母親，因為她寧可不要孩子，也不能接受孩子的撕裂，這才是真愛，一種偉大的母親之愛。為了孩子好，什麼都可以犧牲，而且沒有任何附加條件，這就是忍痛割愛。同樣道理，如果我們真愛香港，真的是赤子之愛，那就不應該撕裂香港，分化社會，動輒暴力相向，讓香港、讓母親天天流血流淚，讓700萬同胞天天為我們的不理性行為付出成本，付出代價。這既是對700萬善良港人的不負責任，也是對香港這一大家共同的家園不公正的懲罰。
為什麼中國五千年歷史中發生了6,000多次戰爭（參見《明兩京十三司戰例分布表》、《中國5000年戰爭年表（簡）》和《中國國家地理》2008年第7期， 《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系列地圖No.025-1），就是因為中國人不喜歡保守，中國政治文化、政治哲學歷來缺乏保守主義傳統，凡事容易衝動，走極端。然而，改革開放以來，祖國內地開始大規模法治建設，已經和平發展超過30多年，既無外戰，也無內戰，我們不能不說法治在維護和平穩定發展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特別是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已經形成，國家法治化程度、文明化程度將有質的提升，比如說自1982年憲法生效三十多年來，我們堅持一部憲法不動搖，再也沒有制定新憲法，控制住了自己的政治任性，這與1949年後第一個三十年我們制定多達4部憲法（包括臨時憲法《共同綱領》），形成鮮明對比，和諧和平理性的中國式保守主義——法治主義逐漸形成。這是三十多年來中國最大的政治進步，在我看來，這比GDP世界第二更值得我們珍惜和驕傲。建設小康社會並不難，能夠建成法治社會才真正考驗一個起源於革命黨的執政黨的能力和智慧。我們應該給祖國建設法治的努力給與高度肯定和最大支持。
相反，香港這麼一個中國唯一有濃厚法治主義和保守主義傳統的地方卻反其道而行之，不斷放棄自己付出巨大代價、來之不易的保守主義政治傳統，重拾偏激的政治習慣，實在令人痛心，這種偏激政治行為無休無止持續下去，乃至完全取代現在的法治，取代保守主義，香港的明天還會美好嗎，誰會從中得益？700萬港人的福祉難道不應該是政治人物一切行為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嗎？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是時候所有人冷靜下來，放下身段，認真思考什麼才是真正為了香港好，什麼才是700萬人的根本利益。香港如果亂下去，無人受其利，反而人人受其害；任何妥協讓步，既是為別人，為香港，為祖國，也是為自己。就像那位真正的媽媽，她的妥協不僅解決了一個官司，而且挽救了孩子，最終自己得到了自己的孩子。我們下象棋，有時候好像是死棋，看前方好像沒有出路，令人絕望，其實如果退一步，立馬海闊天空，別有洞天，前途無限。我們千萬不能敏感地麻木，勇往無前地後退！個別人自以為代表歷史正義，在推動香港的發展，其實是把香港、把所有人帶向一個惡性循環，帶向萬劫不復的萬丈深淵！我們一定要保持頭腦清醒，特別是知識精英一定要運用自己的智慧、良知、良心，以天下為己任，時刻把700萬人的福祉放心頭，帶領民眾走出目前的僵局，開闢香港良性發展的新局面。
第四，全面貫徹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總的來說，“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實施是成功的，但是基於種種原因，其中的一些制度建構尚未有效落實。
基本法的各種制度設計是有科學道理的，必須可丁可卯全面落實，而不是選擇性實施。我們應當勇敢地啟動基本法裡面那些沉睡的條款，把基本法規定應該建立完善的制度、體制、機制，不折不扣建立起來、完善起來。香港回歸祖國18年來，很多事情都說時機不成熟，可究竟什麼時候時機成熟？我們總說顧全大局，可什麼是大局？全面落實基本法才是大局。當年我們花了4年8個月的時間，精心研究、對比了那麼多國家和地方的制度，最終制定了香港基本法。但現在基本法裡的一些重要的制度迄今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甚至根本沒有去用，導致基本法裡的一些重要條款至今仍處於睡眠狀態。
我相信基本法是一部好的法律，好的法律還需要好的實施，才能夠真正發揮法律的功能，達到立法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基本法規定的那些重要制度能夠全部到位、全部落實，那麼香港的民主發展、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都會是另一番景象。所以我們要回歸基本法，處理一切問題應該以基本法為依歸，勇敢地把基本法裡規定的所有制度落實到位。法律實施一定要實施到位，不能半途而廢。這是解決目前困局的鑰匙，也應該是最容易達成的社會共識。
國家事務千頭萬緒，港澳工作只是國家所有重要工作之一，但絕對不是國家事務的全部。但是，對於港澳同胞，對於特區政府，對於中央和內地從事港澳工作的人士，這是大家的全部工作，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和使命所繫。對於國家，港澳的一件事情沒有做好，損失可能是全國的百分之一，但是對於港澳，那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損失，是不可承受之重。丟掉港澳的繁榮穩定，是國家的重大損失，對於港澳則是全部損失，我們將一無所有。因此，大家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和衷共濟，齊心協力，團結一致，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港澳的繁榮穩定而努力。港澳工作不僅是一項工作，更是偉大的事業，要以幹事業的態度和心情從事每一項具體工作。港澳同胞的福祉、港澳與祖國共同的繁榮穩定安全是我們共同的核心價值，是我們永遠堅持不懈的追求。我們一定要以最高的智慧、耐心、決心和毅力，共同克服前進中的一切艱難險阻，創造香港和祖國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5年12月號
編輯：莫潔瑩
校對：趙珊、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