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8月5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這是時隔25年之後，美國再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也是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首次給別的國家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透過此舉，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霸權的任性和焦慮。若結合歷史的視角，我們也不難看到其背後的霸權邏輯。
當地時間8月5日，美國財政部宣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而IMF則在9日發布報告指人民幣匯率符合中國經濟基本面
“匯率牌”是崛起階段的
美國謀霸的重要工具
“匯率操縱”問題古來有之。歷史學家認為，西歐中世紀末期的貨幣動蕩便與匯率操縱有關，當時的主要做法是在鑄幣時減少錢幣的重量或純度，從而造成實際上的貨幣貶值。然而，回顧整個世界近現代史，真正能利用“匯率牌”為自身利益服務者，恐沒有哪一國能出美國之右。在美國崛起為世界霸主的過程中，“匯率牌”一度在美國與英國爭奪世界金融霸權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眾所周知，從19世紀下半葉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一直是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西方世界經濟的領導者。倫敦是一戰前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和金融中心，英鎊則是當時的國際本位貨幣。一戰之後，英國從債權國變為債務國，其主導的金本位制在一戰期間也遭各國拋棄。1925年英國重新確立金本位（嚴格說是金匯兌本位），試圖再次承擔起昔日世界經濟的領導權。但好景不再，英國已不再有能力在貿易、貨幣和金融領域承擔霸主的責任。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徹底摧毀了以金本位和自由貿易為標誌的英國領導下的國際經濟體系。1931年9月英國被迫放棄金本位，試圖通過英鎊貶值以增加外貿出口的方式來緩解國內經濟危機。在英鎊實行浮動匯率的第一周，英鎊兌美元和其他釘住黃金的貨幣貶值了25%。在1932年渥太華會議上，英國連同它的幾個自治領和貿易夥伴成立了“英鎊集團”，標誌著英國從面向世界經濟轉為內向大英帝國。
美國對英鎊貶值加以指責，同時自己也啟動美元的競爭性貶值。1933年春，上任僅一個多月的羅斯福總統宣布美元同黃金脫鉤。總統金融顧問詹姆斯．沃伯格在羅斯福的讚同下，向英法提出一個穩定美元的計劃：美元貶值15%-25%，然後英鎊、美元和法國法郎相互固定比價，用一筆三國平準基金進行管理。英國人認為美元貶值15%太過分；法國人則認為三國基金有使法國財政部在外匯交易中遭受損失的危險，因而予以拒絕。儘管如此，美國從1933年10月25日開始，逐日提高黃金價格。至11月15日，美元與英鎊的比價進一步跌至5.5:1。直到1934年1月30日，美國國會通過《黃金儲備法》，黃金的價格才最終固定為每盎司35美元。在黃金儲備充裕、國際收支順差的背景下，美國政府主動實施的這場美元強勢貶值，由於掌握了黃金價格的主導權，使得美元逐漸佔據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制高點。後來國際上所引發的賣黃金買美元的風潮，使美國的黃金儲備激增，一度使美國政府不得不進行管控。但雄厚的黃金儲備恰恰是二戰後美國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堅實基礎。
19世紀末，美國的經濟實力便已超過英國，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美國確立了金融霸主地位之後，美國才真正成為世界的霸主。在這過程中，美國與英國之間的貨幣之爭，對於美國霸主地位的確立至關重要。
“匯率牌”也是美國
霸權護持的重要工具
上世紀70年代，美國對世界金融體系和全球能源市場的控制遭遇嚴重挑戰。1971年，美國出現20世紀以來的首次貿易赤字。由於此前美元危機加深，為阻止黃金外流，尼克松政府宣布中止美元兌換黃金，同時宣布對進口產品征收10%的附加稅。同年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和十國集團代表達成“史密斯協議”，規定美元貶值10%，其他貨幣不同程度升值。到1973年2月12日，美元第二次貶值10%，歐、美、日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貨幣實行浮動匯率制，運行近30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徹底崩潰。
1976年牙買加體系建立，全球進入浮動匯率時代。各國貨幣的匯率制度五花八門，包括自由浮動、固定匯率以及介於兩者之間的匯率制度安排。在此背景下，“匯率操縱”問題凸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於1977年通過一項旨在避免操縱匯率或操縱國際貨幣體系的決議，其中規定基金成員國有義務避免操縱匯率、操縱國際貨幣體系、阻礙其他成員國對國際收支的有效調節，或者不公平地取得優於其他成員國的競爭地位。
美國利用美元的特殊國際地位，放縱美元，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屢創新高。然而，美國卻通過指責他國“操控匯率”來為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開脫。而日本則成為美國打“匯率牌”的一個主要犧牲者。1972年，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歐洲各國，佔據了西方世界的第二把交椅。同時在金融、科技等領域也展現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到80年代初，日本更一躍而為世界首屈一指的資本輸出國。1983年日本的淨資本輸出額僅為177億美元，一年後就大幅上升到497億美元，再過一年更達到645億美元，成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而美國則自1914年以來首次變成淨債務國。在美國所借的外債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日本。日本資本擴張的腳步，一度讓美國人驚呼“日本將和平佔領美國”。此外，美國財政赤字激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1984年達到GDP的3.6%。在此背景下，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
1985年9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簽署了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在協議達成的當天，美元兌日元的比價為1：242，隨後日元一路飆升，到1986年2月，日元已對美元累計升值25%；到1987年1月19日，日元兌美元匯率更升至149.98：1的戰後最高水平。日元大幅升值並未扭轉美國對日貿易赤字激增的局面，但卻迫使日本政府為應對匯率衝擊進行了低利率調整，從而誘發了經濟泡沫，使日本經濟陷入“失去的二十年”。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美日博弈被許多戰略家視作權力轉移最終以和平收場的一個案例。但對於日本而言，這種和平的代價是巨大的，教訓是慘痛的。美國利用“匯率牌”來護持霸權，搞服日本，也給中國帶來諸多警示和啟迪。殷鑒不遠，警鐘長鳴。
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決策的主導者是特朗普，聲明特別強調，財長努姆欽是在“特朗普總統的主導下”作出此項決定的
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
凸顯美國霸權的任性和焦慮
歷史上，美國曾於1992-1994年間五次將中國貼上“匯率操縱國”的標簽。而此次特朗普政府突然宣布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顯然沒有經過嚴肅科學的決策。該政策的出台具有較鮮明的“特朗普色彩”，體現了美國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行徑，也反映出美國最高決策者的任性和焦慮。
從美國財政部8月5日的聲明中，我們可以讀出以下信息：
首先，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的法律依據是《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
其次，決策主導者是特朗普。聲明特別強調，財長姆努欽是在“特朗普總統的主導（auspices）下”作出此項決定的；
第三，直接觸發因素是人民幣“破七”。聲明指責中國“最近幾天在保持大量外匯儲備的同時，已採取具體措施使人民幣貶值”；
最後，“中國操縱貨幣”的主要證據是中國人民銀行有關負責人8月5日答記者問的一段話。該負責人的原話是，中國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政策工具，並將繼續創新和豐富調控工具箱，針對外匯市場可能出現的正反饋行為，要採取必要的、有針對性的措施”。美方將“調控”直接翻譯成“control”，並據此認為“中國當局承認對人民幣匯率擁有充分的控制權”，“這是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承認，它擁有操縱貨幣的豐富經驗，並且仍在不斷做好準備”。
從法律依據看，《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對“匯率操縱”的界定比較寬泛。該法第3004條（b）款規定，美財長每年要分析外國匯率政策，每半年更新，判定他國是否有操縱匯率以阻礙國際收支有效調整或在國際貿易中獲得不公平優勢的行為。但其並未明確“匯率操縱”的標準，這也使得美國財政部在評估他國匯率政策時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和靈活性。後來，美國通過《2015年貿易便利與強化法案》對前法進行了修正，規定財政部在基於前法對主要貿易夥伴的宏觀經濟和匯率政策進行分析時，應考慮三項關鍵指標：一是與美國存在顯著的雙邊貿易順差；二是擁有大額經常賬戶順差；三是在外匯市場持續開展單向干預。若一國同時觸發上述三項指標，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若只滿足兩項或在美國貿易逆差中佔較大份額，則會被列入監測名單。美財政部進一步就這些指標制定了量化評估標準：一是與美雙邊貨物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二是經常賬戶順差與GDP之比超3%（後改為2%）；三是在過去12個月中至少8個月（後改為6個月）多次實施外匯淨買入且總額超過GDP的2%。即使按照美方設定的最嚴標準，中國也達不到被列為“匯率操縱國”的程度。美此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再一次證明，是否將一個國家列為“匯率操縱國”，更多是出於政治的考慮。
特朗普的政治考慮，一是對華開展極限施壓，在宣布對價值3,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加征10%關稅後短短幾天再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使中國在貿易、金融及其他領域疲於應付。這是美國對付其挑戰者或戰略競爭對手慣常使用的手法，反映了美國右翼勢力打壓中國的緊迫感。在美國右翼勢力看來，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態勢，時間在中國一邊，“留給美國的時間不多了！”早在2012年，時任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商學院教授、現任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彼得．納瓦羅就在《世界事務》雜誌發文呼籲在匯率操縱問題上“立即對抗中國”，時不我待的心態溢於言表。
二是兌現競選承諾，借以凝聚選民支持，鞏固選民基本盤。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多次表示要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尤其是2016年10月22日在葛底斯堡富有象征意義的演說中，特朗普表示如果當選總統，將會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此番通過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特朗普有意在營造“信守承諾、說到做到”的形象，助其在2020年大選中爭取到更多選民支持。
對於前一種戰略性的考慮，中方要保持警惕；對於後一種出於國內政治的考慮，中方也不能掉以輕心，要謹防特朗普為了選舉政治轉移矛盾。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19年9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張寧、周琦、李博揚、連柳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