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發展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不少香港年輕人抓住機遇到內地發展，數目不斷增加的往內地大學升學的香港學生，是當中的先行者，也是融入大灣區發展的先行者。目前，在內地高校就讀的香港學生大約1.5萬人，其中廣東省佔逾半數。參與「免試收生計劃」的學生已經陸續畢業，以第一批2016年畢業計算，至今已有四批畢業生。有別於大部分參與「聯招試」學生的內地成長背景，這批學生於香港土生土長，其畢業後的出路直接關乎計劃的成效和社會對計劃的觀感，值得政策制定者密切關注。
香港學生主要透過「免試收生計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生考試」（簡稱「聯招試」）等方式赴內地升讀大學。「免試收生計劃」於2012年起實施，讓香港學生可以利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DSE）的成績直接報考內地超過110所高校的本科課程。自2012年實施起，已有超過9,300人通過這個方式被錄取。
作為由內地和香港年輕人組成的民間智庫，一國兩制青年論壇於2017年10月發表《港人內地讀書就業身份待遇問題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內地就讀的香港學生無論在就讀和求職等方面都遇到不少因港人身份帶來的不便和障礙。1中央有關部門其後推出一系列便利港人內地生活和發展的措施，其中包括「發放居住證」、「取消就業許可證」和「為內地畢業港生辦理三方就業協議書和就業報到證」等。內地畢業港生既了解國家也認識香港情况，是香港青年融入內地的先行者。他們如果在內地和香港都能有較好的發展空間和出路，將對增進港人的國家認同，繼而投身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香港學生前往內地高校就讀的政策始於1984年，廣州的暨南大學和廈門的華僑大學在港舉辦聯合招生考試，每年吸收少量香港中學畢業生入讀，這個獨特的途徑一直延續至今。從2001年起，國家教育部每年舉辦專為港澳台僑考生而設「聯招試」，該考試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港生入讀內地高校的最主要途徑。其後，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復旦大學，分別於2003、2004和2006年開始舉辦面向香港高中生的自主招生。2004年7月，國家教育部與香港教育統籌局簽署了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學位證書互認的備忘錄，從政策上為兩地畢業生求職消除學位認證的障礙。
2012年起推出的「免試收生計劃」容許香港學生以中學文憑試（DSE）成績直接報考內地大學，為港人到內地院校就讀提供更大便利。免試招生計劃、港澳台僑聯招試及院校獨立招生是目前香港學生入讀內地高校的三大途徑。香港學生往內地就讀大學的具體流程圖可參考圖一。
本研究於2018年11月至2019年1月通過網上問卷形式，以畢業0-5年的內地畢業港生為訪問對象，共收回有效問卷317份，受訪者來自內地12個省份的63所高校。為提高樣本的代表性，本研究根據現有港生分布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在調查中儘量按照全國各主要城市的港生比例進行抽樣。其中，來自廣東、北京和上海高校畢業的比例，分別為 47%、 23%和 4%，來自其他省份畢業院校的受訪者佔 26%。此外，研究團隊在香港、北京和廣州舉辦了合共5場焦點小組，涵蓋包括法律、金融、中醫、西醫等較多港生選擇的主流學科，了解畢業生在內地和香港的發展前景。
圖一把「香港學生」分為兩大類：在香港就讀高中和在內地就讀高中；本研究稱前者為「本土港生」，後者為「內地長大港生」。事實上，本智庫2017年的研究已經指出，這兩類學生由於成長背景的差異，無論是到內地讀書的原因、內地環境的適應、畢業后的去向等方面都呈現不同的形態，這是制定政策者必須注意的。就本研究的樣本而言，香港出生的佔47%，廣東省出生的佔38%，內地其他省份和國外出生的佔15%；而最後一年中學在港就讀的「本土港生」比例約62%，在內地就讀的佔38%。
就讀學科方面，內地高校港生以醫科生（主要是中醫藥）最多，共佔20.4%，其後依次為經濟學、法學、文學和工商管理，分別佔16.4%、13.3%、10.5%及10.2%，而理科和工程科目學生大概只佔10%。行業分布方面，較多人從事的行業包括醫療衛生福利（13.6%）、保險（10.9%）、金融/銀行（10.9%）、商業及專業服務（8.2%）、教育（8.2%）和傳媒（6.8%）。這六個行業共佔被訪者總數達六成。（見圖二和圖三）
現時居住城市方面，受訪者在內地和香港的比例分別為51%和45%，而工作和進修的比例約為69%和28%。居住於內地的城市當中以廣州最多，然後依次為北京、上海和深圳。具體而言，於香港工作的有38.3%，內地工作有30.9%，香港深造有6.8%，內地深造有21%，在國外發展的佔3%。
被問及5年後可能前往的城市時，除了回香港以外，在內地城市當中深圳可謂一枝獨秀。超過16%受訪者表示打算往深圳，是現居深圳比例（7.7%）的兩倍以上，反映深圳發展前景對他們有很大吸引力。
就內地畢業港生的發展而言，相信收入水平是大眾關注的焦點。研究結果顯示，有接近一半內地工作的畢業生收入為5,000元至10,000元人民幣，收入達10,000 元人民幣以上的只有約30%。相比留在內地工作的畢業生，回香港工作的收入明顯更高，有超過一半的被訪者收入為10,000元至20,000元港幣，超過25,000元港幣的更接近四分之一（參見圖六）。
為協助香港青年了解內地發展的現況，作出深思熟慮的選擇，本研究以被訪者提供的工資數據為基礎，計算出在香港和內地工作的工資中位數，分別為17,320港元和8,240人民幣，後者為前者的56%。這兩者的比例也構成本研究編制的「內地畢業港生工資指數」，2019年的指數為56。必須注意的是，這個指數（和其構成的工資中位數）所反映的，是內地港生畢業0至5年的收入情況；由於內地畢業港生去向的變數比本地畢業生要大，研究團隊認為以畢業0至5年而非第一份工作的工資中位數為基礎，更具參考價值。
至於這個指數是高是低，取決於個人對內地發展的前景評價，及包含居住成本在內的生活成本的差異。曾經有在廣州創業的內地畢業港生表示，在廣州番禺區兩人合租一個兩居室單位，月租只需約2,000元人民幣；而在香港二線地區如沙田第一城，月租則高達14,000港元。在兩地物價尤其居住成本差距大的情況下，港生留在內地實際收入跟香港的差距其實并不如想像般大。
整體上，內地院校畢業港生對於目前發展的滿意度達到中上水平，對自身發展狀況不滿的人數比例約佔一成，對自身發展狀況滿意的人數比例超過一半。
在對內地求學經歷的整體評價方面，受訪者認為過往的經歷對自身產生了較大、且較為正面的影響。有約九成的受訪者表示，如果有重新選擇的機會，自己依然會選擇在內地高校就讀。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發展綱要》已經出台，內地和香港各界都鼓勵香港年輕人到大灣區發展。那麼在內地畢業的港人對大灣區發展意願是否更強烈呢？答案是肯定的。研究結果顯示，有19%的內地畢業港生已經在大灣區發展，而未來3年內願意考慮到大灣區發展的超過四成。這個比例，比近年大部分針對香港人的同類調查要高。
在前往大灣區發展意願方面，比較突出的變項為就讀大學的地點和港生的成長背景。由於內地港生有超過一半在廣東，他們有較大意願留在當地發展是很自然的現象。因此，從研究數據看到，在大灣區畢業的港生（佔樣本總數大約45%）留在大灣區繼續發展的比例（26%）是內地其他地區畢業的港生（13%）的雙倍。連同未來3年內可能到該區發展的比例，大灣區畢業的港生也高出11個百分點。
大灣區工資普遍低於香港是鐵一般的事實。因此，我們不能迴避一個基本問題：香港青年是否願意降低工資到大灣區以換取未來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內地畢業港生的群體而言，近半數受訪者願意在工資水平較低、樓價也較低的情况下前往大灣區發展。但在減薪幅度方面，雖然有46%被訪者認為到大灣區的意願非常大或比較大，但絕大多數人（81.8%）只能接受20%以內的工資下調。這與我們得出的工資指數（兩地工資中位數差距44%）有很大差別，反映香港青年對內地工資的實際情況認知不足。
第二個變項是港生的成長背景。事實上，在「免試收生計劃」於2012年實行以前，內地長大的港籍學生佔內地高校港生大多數。3這些港籍學生部分在香港出生，因家庭原因移居內地；也有部分在內地出生，因家庭原因取得香港身份證后回內地讀書。在內地長大的港生適應內地的生活，擁有更多的人際網絡和社會資源，因此更願意在畢業后留在內地包括大灣區發展。他們當中在大灣區發展機會「大」和「比較大」的比例共有59%，比整體高出13個百分點，比香港長大的港生更高出21個百分點。
事實上，港生是否前往大灣區發展，香港及大灣區城市的吸引力及阻力是重要影響因素。對於內地高校畢業港生而言，香港仍然是目前首選的就業地點。香港主要的吸引力在於，作為中國最為自由發達的城市，能使畢業港生獲得相對較高的就業起薪點，和一個相對平等、更加看重個人能力的競爭環境。尤其是對於「本土港生」群體而言，他們更能適應香港的生活和經濟環境，且回到成長地發展有利於在事業發展初期降低生活成本。然而，香港相對單一的產業結構，對於吸引不同專業的畢業生回流存在一定阻力。除去金融、地產、貿易行業等香港已經發展高度成熟的行業，香港對其他專業人才，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不如大灣區一線城市。大灣區城市最為顯著的吸引力在於各個行業的廣闊市場和發展潛力，使港生群體擁有多樣化的就業選擇和機會。與香港相比，大灣區城市部分仍在經歷產業轉型的過程，許多支柱產業的發展仍然處於上升期。然而，由於目前港生在內地的就業缺乏足够的支持，再加上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並不具備支撐自身在大灣區城市發展的社會網絡，使得港生在內地的起步較為艱難。他們離開校園之後，要在一個相對不熟悉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完成走向成人社會的過渡，會比同輩的內地年輕人面臨多一重挑戰。
在有過求職經歷的受訪者中，他們認為缺乏行業人脈網絡和社會聯繫，以及兩地的專業資格認證和學歷認受性的問題是他們現時面臨的突出問題。事實上，在內地院校求學的港生本科期間主要進行專業課程學習，以校園生活為主則意味著相對缺少累積社會網絡的機會，在求職過程中更加需要高校等機構的支持。港生獲得就業求職諮詢的最主要渠道包括求職網站、朋友師長介紹、學校就業指導中心、香港勞工處及親友介紹等。然而，他們普遍認為各類組織機構所提供的求職資訊並不足夠。簡單來說，內地和香港就業市場內的學歷競爭十分激烈，但畢業於內地高等院校的港生因港人身份而在內地求職時面臨障礙，他們在香港求職時亦因內地學歷認受性而面對高求職門檻。總的來說，他們面臨的特殊就業困難可分為學歷認可、專業認可和社會認可三個問題。
首先是學歷認可問題。部分港生表示，港人身份與內地學歷的組合對於他們的求職過程可能造成不同的影響。雖然如上所述，內地與香港政府已於2004年簽訂學位互認協議，但他們的學歷在香港的就業市場並不具備明顯優勢，在內地或會吸引有國際背景的企業，但在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則可能成為應聘阻礙。主要原因是中小企和民企缺乏招聘港人的經驗，（過去的）就業許可申請手續也比較繁瑣。
其次是專業認可問題。此問題通常體現在就業對口性強的學科和行業上，例如法律和醫學行業。這兩個行業的共同特點是，在香港和內地存在著兩套不同的行業認證標準，而且取得專業資質認證難度高，需要付出比其他行業更高的時間成本。這樣的行業特性就要求相關專業的港生儘早對自身的職業生涯作出規劃，選擇就業城市並做好相應準備。這兩個行業的內地高校畢業港生分別在資質認證環節和就業環節面臨著與同專業競爭者的差別待遇。醫學生遭遇的差別待遇主要體現在資質認證環節。舉例而言，內地西醫資格考試要求醫學生擁有在內地醫院掛職實習一年的經歷，但內地高校會收取港澳籍學生高額的掛職費用，內地學生則無需繳納這些費用；內地高校的中醫專業學生在報考香港的中醫師資格考試時，在校學習的證明文件不被受理，只能在畢業一年後再參加考試，晚於同屆的香港中醫畢業生。法學學生面臨的差別待遇則主要體現在就業環節，香港人在內地執業時有執業範圍的限制，多位受訪者表示在內地從事法律工作僅限於民事領域之中的「涉港事務」，由於缺乏明確的界定，使得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在職能上無法等同。
最後是社會認可問題。有不少港生表示，內地同學和用人單位對港生群體有不同的看法和對待，部分觀點比較負面。由於港生升讀內地高校的途徑和內地學生不同，再加上部分高校對港生群體的校園生活、甚至是畢業要求都作出了特定安排，因此部分內地學生認為港生群體受到了優待，也存在內地用人單位不認同畢業港生質素的現象。有一部分觀點則比較正面，有受訪者表示，不少用人單位認為港生具備「擁有國際視野，語言能力好」的優勢，這些因素會成為港生在跨國企業應聘的加分項。尤其對於扎根內地發展的港資企業而言，內地高校畢業港生容易成為優先考慮的對象。然而，許多受訪者也表示自己在求職經歷中不受內地高校重視、又無資格享有特區政府提供的就業機會的感受，因此受訪者在整體上體現出較強的危機意識，十分強調個人能力。導致這種危機意識形成的主因是港生在兩地都缺乏行業社會網絡和就業支援渠道。
從本次研究的數據和焦點小組參加者的意見來看，「免試招生計劃」對香港青年的影響是正面的。首先，它為香港青年提供多一個升學的出路。有不少同學反映，他們在香港未能成功報讀心儀的院校或者學科，在重讀、選擇香港副學士或者到內地讀本科之間，他們選擇了後者。本研究的數據反映他們對內地讀書的經驗感到非常滿意，例如多達89%被訪者認為如果重新選擇仍然會到內地讀大學。其次，「免試招生計劃」為香港青年提供可負擔的高等教育機會，促進了社會流動。內地大學對港生徵收的學費與內地學生一樣，每年大約5,000元人民幣左右，住宿和生活費用也遠低於香港。他們可以享受不少院校、教育部和其他機構提供的獎學金，還有特區政府提供的補助。從促進國家認同、融入國家發展的角度看，「免試招生計劃」也發揮了正面的作用。這批學生是本研究定義的「本土港生」，在香港長期受教育，他們當中有48%願意在畢業後留在內地發展，願意到大灣區發展的比例也與其他途徑的港生相若。
現時港生在通過免試招生計劃報考內地高校時，是按照「順序錄取」原則來分配學位，順序錄取採取「先院校後學科」的方法，使考生難以準確根據預計成績選擇最合適的志願。本研究建議，免試招生計劃的錄取程序採取與內地高考相同的「平行志願」錄取規則，以「分數優先，遵循志願」的原則對香港考生進行錄取。在此方法下，港生選擇志願的空間變大、難度也降低，更能保證高分考生升讀心儀的院校和專業的機會。
目前內地港生缺乏充足及準確的信息渠道，進一步了解在內地升學和就業的資訊。各方應著手合力建立一個涵蓋港生從入學到升學、就業全過程的信息交流平台，讓港生們可在此得到充分的備考、報考、專業資格考試、研究生升學、實習、就業等信息。除了信息平台外，各大高校亦可積極推動內地高校在港校友會的建立，讓港生在畢業後也能尋求協助或互相幫忙。
內地港生熟悉內地生活環境，有較大意願到大灣區發展。本研究建議設立港生支援與發展中心，具體工作包括提供更多報讀內地院校的資訊、入學適應、就業、創業及生活輔導等。雖然有機構如廣東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個別大學組織及校友會亦有提供類似支援，但現時仍未具備力量集中且資源充足的條件，因此港生支援與發展中心的意義在於整合資源及提供一站式服務，讓打算在大灣區發展的港人先了解當地市場形勢及政策措施。支援中心亦可提供有關就業創業的輔導予內地其他地區的港生及有意到該區發展的港人。我們建議特區政府牽頭，香港及內地商界支持，與廣東省有關部門合力成立支援中心。
目前部份內地畢業港生回港發展時，無可避免要面對專業資格及學歷認受性的問題，成為他們在港求職的一大障礙。不少專業需要通過執業資格認證，但香港及內地有各自的認證方式，相關資格認證的銜接制度仍有待改善。以中醫及法律專業為例，內地中醫畢業生回港須面對香港的註冊中醫師資格考試及當中的時間銜接問題，而法律專業資格在兩地的互通也是比較困難。在尊重不同專業各自的資格評估準則基礎之上，需要在考核時間上進一步優化，儘量與相關專業內地港生的畢業時間互相銜接。此外，香港一方亦應多向這批學生提供專業資格的評核信息，讓他們能作更充足及全面的準備。
今年2月份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允許港澳居民投考大灣區的公務員職位。這是對港澳居民實施同等待遇政策，促進港人國家認同的一大突破。本智庫進一步建議，在內地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的招聘中，有關涉港澳事務崗位的公開招聘可優先考慮內地高校畢業的香港學生。內地畢業港生擁有在香港和內地生活的經歷，熟悉兩地的社會和文化環境，他們的這種特質可在相關的涉港澳事務相關職位上得到充分發揮。這也是「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人才版」，值得中央有關部門考慮。
面對香港眼前的嚴峻局勢，我們需要更加重視青年的就業、創業及學業發展。內地畢業港生是內地與香港社會發展及「一國兩制」之下的特殊產物，他們所面對的挑戰值得我們重視。香港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所強調的人員流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大灣區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融合，加之基礎建設如高鐵和港珠澳大橋等的落成，香港青年快速、便捷往來大灣區以至內地的客觀條件基本具備。作為香港青年到內地發展的先行者，內地畢業港生有著獨特的優勢，有關當局應跟進他們在內地尤其大灣區發展遇到的困難，提供更大便利。如果政府盲目推動港人到大灣區發展，又缺乏對港人在當地的足夠支援工作，這不單可能打擊他們的自信，也影響香港社會對大灣區發展的信心。
作者係一國兩制青年論壇創辦人兼主席、原香港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
參考文獻：
1.研究報告全文見：http://octsyouth.hk/wp-content/uploads/2017/10/Identity-of-Hong-Kong-people-studying-and-working-in-Mainland-China-full-report-2.pdf
2.參閱《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臺灣地區學生的規定》（教港澳台[2016]96號）及《教育部辦公廳關於做好在內地（祖國大陸）普通高校就讀的港澳台應届畢業生就業服務工作的通知》（教學廳[2017]9號）
3.因為除了個別院校的獨立招生計劃以外，香港就讀的高中生只有極少數會同時準備香港文憑試和內地的「聯招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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