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醫生短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尤其近年每逢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病人爆滿已成常態，前線醫生工作量過大，流失率高，壓力「爆煲」之下，引發業界以至社會不滿，要求政府正視和解決人手不足的問題。
為解燃眉之急，引入海外醫生不失為可行之法，為此政府、業界和社會努力尋求共識。早前醫務委員會（以下簡稱「醫委會」）否決四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期方案，引起全城嘩然。在聽取各方意見後，醫委會其後於2019年5月8日通過較為寬鬆的方案，規定海外醫生在指定機構包括醫院管理局（以下簡稱「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醫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工作滿三年，通過執業試後便可免實習而直接取得正式醫生牌照。這個方案相信有助吸引更多海外醫生來港行醫，不過社會各界對專業自主和醫生短缺問題，仍然議論紛紛。
香港醫生短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早前醫委會否決四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期方案，引起全城嘩然
在討論專業自主這個課題前，讓我們先來看看何謂「專業」。專業並非一個群體或一個組織可以決定，而是要得到社會認同，符合一套社會公認的專業化條件。根據林天祐《校務評鑑專業化的探討》一文，一個成熟的專業應該具備八項特徵: ﹙一﹚提供重要的社會服務；﹙二﹚具有獨特而有系統的知識體系；﹙三﹚需要經過長期的專業訓練；﹙四﹚成員可以不斷成長及進修；﹙五﹚享有相當程度的專業自主權；﹙六﹚訂有明確的倫理信條以規範專業實踐；﹙七﹚有自治與自律組織以推動專業發展；及﹙八﹚成員經過制度性的選擇，即需要通過專業檢定或考試。
專業自主是專業化的主要特徵，由社會賦予、得到政府承認並賦予相關的權力和責任。在香港，醫生向來都是高尚的專業，在社會上備受尊重。醫生的專業地位受基本法保障，《醫生註冊條例》賦予醫委會審核和頒授執業資格、制定專業守則，以及進行調查、聆訊和紀律處分的權力。為確保醫療質素，醫生和醫委會的專業自主必須維護，這一直都是本港社會的共識。然而，醫療人手不足、公私營醫療失衡的問題多年未能解決，市民深受其苦。在這大環境下，醫委會一口氣否決四個放寬海外醫生實習期方案，即使最後通過的方案更為寬鬆，但已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多討論，成為熱門議題，不同政黨和議員紛紛提出意見和建議。
社會上有很多聲音認為，專業自主不可凌駕公眾利益。醫療不只是一門專業，亦是重大民生事務，影響着每一個市民的福祉。因此，社會大眾認為業界的決定應以公眾利益為先，亦出現了現今專業自主須與社會需要掛鈎的期望。在專業自主的前提下，即使很多決定都是在守護醫療質素及大眾安全，可惜當有相當數量的社會大眾認為醫生的專業自主與社會需求脫節或相違背時，市民和議員就會質疑業界專業自大；由於民意的影響，專業議題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專業議題，而是會演變成為與政治及民生掛鈎的議題。
另有議員質疑醫委會權力過大而提出修例，並建議將醫委會內醫生和非業界代表的比例調至各佔一半。現時醫委會有32名成員，包括24名醫生和8名業外人士。在「專業自管」的大前提下，醫委會由醫生主導無可厚非，但這次事件在社會上所引起的迴響令醫委會形象受損。社會大眾認為醫委會的首要任務是保障病人權益，因此在決策上如何做到避免被社會質疑重視醫生權益多於病人權益是很重要的。而在目前情況下要贏回公眾的信心，上調業外委員的比例或是可行之法，有助消除「醫醫相衛」之嫌和提升醫委會的公信力。目前公私營醫療失衡，市民深受「公院等得耐、私院收得貴」之苦，改革後的醫委會所作出的決策若能更體現專業利民，以市民利益為依歸，定能重建公眾信心，日後可以贏回更大的專業自主和自我規管的權力。
根據2017年特區政府發表的《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本港2016年欠缺285名醫生，至2030年將欠缺1,007名醫生。報告並未充分考慮近年來港就醫的內地民眾早已成為私營醫療機構的主要客源，因此實際欠缺的醫生人數可能更多。
香港現時有14,290名註冊醫生，服務全港740萬人（見表1），即平均1,000名市民只有1.9名醫生，這比例遠低於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3.4名、日本的2.4名以及新加坡和南韓的2.3名。且當中只有四成半醫生在公營機構如醫管局及衞生署工作（見表2），他們卻要照顧全港約九成住院病人，難怪公立醫院急症室輪候時間動輒數小時，專科門診輪候時間更是以年計。
過去十年，特區政府雖努力改善醫療失衡問題，但成效未見顯著，人口老化更令長期超負荷的公營醫療系統百上加斤。據政府統計處推算，本港65歲或以上人口比例，將由2018年的17.9%，大幅攀升至2036年的31.1%，即每三至四人便有一名長者。長者普通有一種或以上的慢性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對基層醫療和專科服務需求龐大。由2013至2017年，公營基層醫療服務和專科門診的就診人次分別增加了5%和8%，預期隨着人口老化，門診人次亦會大幅上升。
工作量龐大、壓力「爆煲」是迫使很多公營系統醫生離職的主因。醫管局全職醫生的離職率由2013年的3.7%，大幅增加至2017年的5.9%，而且流失的大部分是顧問、副顧問或高級醫生，不但加劇人手短缺，更可能導致青黃不接，影響公營醫療的質素。
在香港，醫生向來都是高尚的專業，在社會上備受尊重。然而，有很多聲音認為，專業自主不可凌駕公眾利益，醫療不只是一門專業，亦是重大民生事務，影響著每一個市民的福祉
醫生短缺源於供求失衡，要解決問題，必須開源節流，多管齊下，積極增加供應和挽留人才，才能平衡供求。
在開源方面，最根本的方法是增加醫科生資助培訓學額。本地受訓的醫科生是公營醫院的重要醫生來源，每年的畢業生平均約有96%加入醫管局工作。2002年政府將醫科生學額由330個銳減至250個，雖然近十年政府持續增加學額，但中間幾年斷層已使畢業生人數大幅減少，未能滿足因人口老化及社會環境轉變而大幅增加的醫療需求。政府已公布由2019/20年起的三個學年，每年增加60個醫科生學額至530個，日後可能會再增至每年600個，務求可以紓緩醫生短缺的問題（見表3）。
準確規劃人手需求及人才培育是解決短缺需求的關鍵。目前新一輪的醫療人力規劃和推算工作已經展開，期望政府及業界在分析醫生人手需求時，能夠用更長遠的目光，作出更準確的推算和更具前瞻性的人手規劃。
增加學額以培育更多本地醫生自供自給雖是長遠治本之道，但培育一名醫生需時六年，專科醫生需時十年，遠水不能救近火，在現時前線醫生極度不足的情況下，引入更多海外醫生或是應急治標之舉，雙軌並行，有助走出眼前困局，同時可長遠補充醫生供應。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所有非本地培訓的醫科畢業生要在香港註冊成為醫生，都必須通過由醫委會舉辦的執業資格試。然而執業資格試合格率偏低，平均每年只有數十人通過考試並成功註冊。據報道，報考的醫生大多來自內地，2012至2016年共有845人應考，合格率只有15.7%，就算是英、美等西方國家畢業的考生，平均合格率亦只有40%。
為吸納更多海外醫生，有人建議採用新加坡模式，容許指定海外醫學院的畢業生來港完成實習後，直接成為註冊醫生；亦有人建議容許在英聯邦國家學讀醫的海外醫生來港免試執業。醫生的專業水平與病人的生死安危息息相關，如果撤銷執業資格試，是否有更好的把關機制以保障病人安全和醫療質素? 至於考試合格率偏低，會否與考試模式、內容和標準有關? 應否是時候要檢討考試模式合不合時、考試內容能不能與時並進、考試標準能不能與國際接軌和與美、英等西方發展國家看齊?
在開源方面，最根本的方法是增加醫科生資助培訓學額。本地受訓的醫科生是公營醫院的重要醫生來源，每年的畢業生均約有96%加入醫管局工作。圖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在現時的醫療制度下，醫生是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醫生短缺無可避免地會影響醫療服務的質與量。為了讓醫生有更多時間照顧更有需要的病人，應否檢討及加強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如藥劑師、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的角色和職能? 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等的跟進，可否交由護士診所負責? 一些小病痛如傷風感冒等，可否教導市民到藥房尋求藥劑師的協助? 病人如有慢性勞損，可否不經醫生轉介而直接向物理治療師求診?
擴展基層醫療服務、建立地區醫療網絡是本港醫療改革重要的一環，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若能擔當較主導的角色，在區內為市民提供疾病預防、康復治療、健康護理等基層醫療服務，定能減少病人再入院的風險。此外，增加醫療服務提供者亦有助紓緩醫生短缺、提高服務可及性和降低醫療成本，可謂一舉多得，值得政府和業界仔細思量。
面對社會龐大的醫療需求，要即時增加各類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現有人數未必可行。因此，為了增加本港醫療市場的人力資源供應，可否考慮建立一個具有靈活性的制度，容許醫療人員利用工餘時間在所任職機構、其他機構或以自僱方式從事正職以外的醫療工作? 例如，可否容許私營醫療人員在工餘時間到公營醫療機構兼職，反之亦然? 而為了確保醫療人員有足夠體力應付日常工作及保障他們的身心社靈健康，是否要為兼職時數設定上限，例如正職工時的20－30%?
另一方面，由於這個制度着眼於本港整體的醫療市場，是否可以透過網上平台來推行? 例如，可否由政府或業界建立一個網上平台作統一協調? 不論是公營或是私營醫療機構，都可以在此網上平台刊登臨時工作招聘廣告，讓全港醫療人員瀏覽及自由申請。政府及業界可每隔一段時間檢討這制度的成效，並按實際市場的醫療人手供求情況決定是否繼續或終止推行這個制度。
開源之餘，亦要節流，多管齊下才能有效減少醫生流失。醫管局已推出多項挽留人才措施，包括設立中央統籌的額外副顧問醫生晉升機制、為醫生提供更多培訓課程及海外培訓機會、重聘退休醫生、將醫生退休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等，當中以提高退休年齡引發較多的爭議。
醫管局將2015年6月或之後入職的醫生的退休年齡提高至65歲，這措施長遠有助挽留經驗豐富的資深醫生。那麼，若劃一提高所有醫生的退休年齡，會否對紓緩眼前醫生短缺的問題更有幫助? 業界對此有不同的聲音，有人擔憂提高退休年齡會阻礙年輕一輩的晉升機會。為此，若認為延遲五年退休時間太長，中間落墨，延遲兩年至62歲退休又如何呢? 或者，醫管局是否可以為延遲退休的醫生增設一些顧問或其他相若的職位? 這樣既可以讓他們繼續留在公營體系內服務，同時又可以騰出原來的位置讓年輕醫生有晉升發展的機會。
擴展基層醫療服務、建立地區醫療網絡是本港醫療改革重要的一環。圖為位於商場內的某診所
改善待遇一向都是挽留人才的重要方法。資深的私人執業醫生動輒成為「月球人」、「星球人」，即月薪或周薪逾百萬港元；待遇懸殊加上工作時間長、環境差、壓力大，迫使很多公院醫生萌生去意。在2019/20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政府增撥超過七億港元經常性資助予醫管局，用以推行一系列挽留人才的措施，包括上調醫生當值津貼和特別酬金計劃津貼等，然而這些與私人市場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除了上調公院醫生的薪酬福利、津貼待遇等，如何為他們提供更多的晉升機會和更佳的工作前景，可能更為重要。對於這些問題，政府及醫管局已探討多年，應否是時候作出一些較重大的策略性舉措?
在現行制度下，要拉近公私營醫生的待遇差距談何容易。本港私營醫療昂貴，私家醫生通常是逐項檢查、逐項手術收費，既沒有統一標準，又缺乏透明度。為此，在考慮公院醫生待遇問題時，政府如何公正地檢討私營醫療的收費合理性，是一項艱難的議題。但為保障病人利益，繼續由市場自行決定收費是行不通的。若能令私營醫療收費維持在合理水平，相信對改善公私營醫療失衡問題會有很大的幫助。
總括而言，本港醫生短缺問題由來已久，沉疴難治，期望政府、醫管局及業界同心協力，對症下藥，除了在開源節流方面尋求解決方法外，更需要準確而全面地規劃醫療人手需求，優化相關的政策和制度，妥善處理現時醫療系統的深層次矛盾和結構性問題，從而真正做到藥到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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