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區議會制度源於1978年設立的地區諮詢委員會。其作用是使市民可以把地區的需要與願望反映到政府總部。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回歸後，香港特區政府於1999年12月按照《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撤銷了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改由相應的政府機構來承擔。自2000年1月1日起，區議會成香港唯一的區域組織。
區議會作為香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是以地區諮詢組織所展現，同時執行上級特區政府之政策，並受選民託付而有表達地方利益之責。不過，因為區議會是「非政權性機關」，無實質制訂法律權及預算權，使得區議會常被認為是「權限不足」、「效能不彰」的基層組織。區議員也常被認為只是負責「蛇齋餅粽」等瑣碎事務，有「街坊保長」之稱。但實際上區議會並非完全沒有實權。各項地區以至影響整個社區的大型工程，都要得到區議會的支持才會提交立法會審議。區議員是立法會地區選舉參選人的重要樁腳，同時是立法會界別選舉區議會界別的選舉人和提名人。此外，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的1,200人名額當中，有117人由區議員互選產生，足見區議會的政治地位。
近年來，區議會選舉逐漸受到重視，各政治派別在區議會選舉中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和資源，從此前兩屆（2011年、2015年）區議會選舉競爭的激烈程度可見一斑。2011年區議會選舉投票率超過40%，已是歷史高點；2015年更達47%，相較2011年增長5.5%，甚至打破2003年44%的歷史紀錄。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這次選舉投票率創新高「說明市民越來越重視區議會的功能和作用」。今年第六屆區選，又逢激進反對派掀起大規模、高強度、長時間的暴亂，必將對選情造成重大影響，有必要進行一些前瞻研判。
2015年區選的熱門區選麗閣，首次出選的「建制小花」陳穎欣擊敗盤踞該區多年的老議員馮檢基而成功當選
必須指出，由於過往各類民調數據大都是在已經有參選人的情況下做出，很多時候被調查對象的意見很難區分是對自己心儀參選人的評價還是對區議員的期望。如一名調查對象認為區選中個人形象排第一位，可能只是因為對自己確定投票對象的個人形象最為滿意，加之有政治團體號召選民對民調進行干擾，因此很多數據的參考性成疑。但總體而言，結合對整個選舉的形勢研判、經驗及邏輯推理，加之以數據的綜合分析，可以對選舉規律有一定程度把握。
其一，從區議會的作用和功能分析。根據《區議會條例》，區議會法定職權有兩項，首先是「就以下項目向政府提供意見」：1、影響地方行政區人士福利的事宜；2、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內的公共設施及服務的提供和使用；3、政府為有關的地方行政區制訂的計劃是否足夠及施行的先後次序；4、為進行地區公共工程和舉辦社區活動而撥給有關的地方行政區的公帑的運用。其次，是「在就有關目的獲得撥款的情況下，承擔」：1、區內的環境改善事務；2、區內的康樂及文化活動促進事務；3、區內的社區活動。從區議會的功能和定位不難發現，區議會最基本的功能應該是地區服務，加上區議會選舉屬於單議席單票制，所以候選人能否成功當選的基本依據應該是地區工作表現為主。
其二，從選區規模和選民數量分析。香港共有18個區議會，每區又分10餘個到30餘個小選區。按以往的投票率和小選區居民數量統計，一般來說每次區選每個選區會有3,000人至6,000人投票。如此小的選區規模，選民一般而言對候選人比較熟悉。加之參選經費上限規定，候選人很難在媒體上大篇幅的進行競選宣傳，候選人是否被社區居民直接看的見，或者與選民直接發生互動就尤為重要，為選民做好服務，自然就成為了競選的必然起點。
其三，從兩屆區選的統計數據分析。香港研究協會2011年的調查將投票給候選人最主要的原因歸納為「地區工作」「政綱」「政黨背景」「個人形象」「其他」共五方面，並選取了24個焦點選區訪問投票選民。數據顯示，24個焦點選區中，除樂活和富恩兩個選區外，其他22個選區選民投票給候選人最主要的原因中皆為「地區工作」佔比最高，平均43.7%，其中葵芳選區佔比最高，達66.2%（見表1）。2015年區議會選舉，研究報告將投票給候選人最主要的原因劃分為五部分，分別是「知名度」「政綱」「政黨背景/政治立場」「個人形象」「過往工作表現」。相關數據顯示，20個樣本中14個選區選民投票給候選人的最主要原因皆為「過往工作表現」，平均36.9%，佔比最高的仍為葵芳選區，達54.8%（見表3）。再將各選區選民的主要投票取向與投票給候選人的主要原因做交叉對比，可以發現，成功當選的候選人中，絕大部分人在選民投票給他的主要原因中「地區工作（過往工作表現）」佔比最高。
其四，從兩屆區選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在同為知名人士競爭中，地區工作成功與否往往起決定作用。如黃埔東選區在2011年和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都是熱門選區，其中2011年調查數據顯示，選民對候選人地區工作表現的重視程度高達48.1%，建制派候選人梁美芬擊敗同區兩名參選人——民主黨的黃碧雲及人民力量的歐陽英傑，連任黃埔東區議員。2015年，重視地區工作的梁美芬再次連任黃埔東區議員。
優異的地區工作成績，也是不少首次出選的年輕候選人成功當選的主要原因。如2011年區議會選舉的熱門選區荔華，首次出選的朱麗玲擊敗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數據顯示，荔華選區選民的投票取向中「地區工作」佔比達56.5%，投票給朱麗玲最主要的原因中，「地區工作」佔比稿達75.8%。朱麗玲自己亦認為，勝出與準備充足、以及做了大量地區工作有關。事實亦是如此，2011年時朱麗玲扎根葵青區已近10年，眼看著荔華區的成長，這些年的工作令她最滿足的就是地區工作，街坊最初連單張都不願接，到後來對民建聯認識多了，又知道原來區議員可以為他們爭取權益，此後更時不時致電，希望可以幫忙解決困難。她曾表示，投票當日在點票時，很多居民都在站內看點票，但到點完票才知原來他們都是專門到場為她投票。民建聯前主席譚耀宗還曾提到，朱麗玲為街坊提供貼心服務，區內大小事務都關心，並憶述指有次一名女街坊購買名牌手袋後，發現有掉皮情況，向她求助，她於是陪對方前往更換。
再如2015年區議會選舉的熱門選區麗閣，首次出選的「建制小花」陳穎欣擊敗盤踞該區多年的老議員馮檢基而成功當選。調查顯示，荔華選區選民的投票取向中「過往工作表現」佔比達52.1%，投票給陳穎欣最主要的原因中，「過往工作表現」佔比達到50.9%。陳穎欣父親一直從事工會工作，陳穎欣在耳濡目染中對社區服務就不陌生。從中學開始做社區義工，參與社團的活動，到大學更是利用暑期實踐機會深入到香港各區從事社區服務。還在讀大學的陳穎欣就加入了香港會員人數最多的勞工團體——工聯會，擔任社區幹事。從那之後她便扎根深水埗區，積極幫居民解決問題。2014年6月畢業之後，她幾乎每天以「7-11」的工作節奏在社區奔波。陳穎欣也切實解決了不少存在已久的社區難題，為她帶來不少區內「粉絲」。
（二）選舉前的大型社會運動對建制派的選情會造成負面影響
考慮大型社會運動的原因主要是對政府不滿，建制派選情因此受到負面影響是不證自明的道理。而受影響的程度，則取決於社會運動的參與規模、激烈程度、社會影響、平息方式等多種因素。在2003年七月事態後，由於基本法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失敗，政府管治權威受到極大沖擊，而撐立法的建制派在隨之的區選中受到重挫，當選議席下降到剛剛過半。很多盡心服務社區的建制派候選人敗給了空降的反對派候選人，而對方的選舉政綱僅僅是「踢走保皇黨」這幾個字。
2015年的區議會選舉，緊接大規模非法「佔中」之後。因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極大提升香港選舉的民主程度，有較好的民意基礎，而反對派長期「佔中」對市民造成極大不便，雖然在區選中建制的議席略有下降，但兩個陣營各佔議席總數的比例基本維持不變，18區區議會依然為建制派主導。同時，由於一部分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未有普選的失望轉化為對政府和建制派的不滿，選舉議題高度政治化，多了一批對政府不滿的「首投族」，對建制派十分不利。該次選舉的投票率果然創了歷史新高，多名建制老將敗於政治素人。比如，在漁灣選區，已在該區盤踞20多年、多次連任的雙料議員鍾樹根，竟以163票之差輸給了首次參選的徐子見。從選民基本情況的統計數據來看，漁灣選區較多30歲以下的年輕人，教育程度偏低，社會階層偏低（見表4）。該區選民對候選人知名度較不在意（低於平均值169%），對候選人個人形象較為在意（高於平均值39.5%）（見表3）。鍾樹根不僅是時任立法會議員，且在漁灣選區2003年及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中，都是自動當選的，而徐子見在提名期最後一天才報名參選。徐子見曾在2014年「佔中」期間在佔領區留守79天。他參選時表示，雨傘運動改變了自己專注經濟而忽略政治的想法，「佔中」之後，他還繼續參與傘後組織「傘下爸媽」及香港民主宣傳小組。由此分析，「佔中」影響是徐勝鍾敗的主因。同時，由於鍾樹根對備選工作極為懈怠，其區議員辦事處每天只開放5小時，而鍾本人更是很少出現。這給了徐子見可乘之機，在選舉期間，徐子見每天在區內設街站服務市民，最終成功當選。這一案例同時說明，即使是多次連任的老牌議員，對於地區工作也要重視。
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頌安選區的案例中，時任區議員葛珮帆同樣來自民建聯，且是時任雙料議員，卻敗給了傷健人士葉榮。來自工黨的葉榮在2014年3月30日參與了泛民普選絕食團所舉行的「絕食為普選」行動，絕食了54小時；2014年6月，葉榮在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前期工程撥款期間，多次連人帶輪椅撞向立法會玻璃大門抗議，他事後被捕，「踢保」獲釋，表明會繼續公民抗命。葛珮帆選後認為，自己落敗主要是因為「佔中」。她表示，自己一直認為區議會選舉應主要注重民生，其政綱亦以地區工作為主，而不提及政治內容。然而今次區議會選舉變得政治化，有選民未必因為地區工作而投票，而是因政治議題而投票。
（三）在社會氛圍整體較為平和時期持激進主張的政黨大多不得人心
2011年區議會選舉前，沒有大型社會運動，整體社會氣氛較平穩。該屆區選中，一貫激進甚至經常組織暴力沖擊的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兩黨幾乎全線崩潰，社民連派28人參選無一幸免，現任4個議席全失，「人民力量」派出62人參選，只保留到一個議席，絕大部分候選人都是低票落選，包括立法會議員陳偉業。樂活選區的麥國風和竹園北選區的陶君行同為多次連任的老議員，卻分別敗給了空降的白韻琹和丁志威。麥、陶兩人均來自社民連，社民連熱衷於暴力抗爭，違法行為屢見不鮮，癱瘓交通沖撞警方更屬家常便飯，作為時任社民連主席的陶君行，幾乎參加了每一次的暴力活動，而白、丁二人的參選身份都是「獨立人士」，由此可以推斷，不少選民可能是出於對社民連激進政治路線的不滿，而將選票投給其對手。由此進一步分析，香港市民整體上對激進暴力持負面態度，既使在一些具爭議議題上，暴力沖擊難以得到大多數市民認同。
（四）政黨在選舉敏感期提出的某些政治主張對該黨候選人的選票有較大影響
研究表明，政黨背景和政綱在區選中從普遍意義上不是首要影響因素，但也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香港研究協會2011年民調中，政綱和政黨背景影響指數共佔24%，遠低於地區工作的影響度。但在一些特別選區，如樂活、富恩等，則超出地區工作的影響。而在2015年區選中，由於民調指標作出調整，政綱和政黨背景影響則顯著上升，兩者之和甚至超過過往工作表現一項，特別是在樂翠、頌安等特殊選區，兩項的影響更為明顯。進一步分析，這和選區的選民結構、政綱提出的時間及傳播度、最後當選人的個人形象等皆有關聯，很難一概而論，但可以斷言，在某種情況下，政綱和政黨背景完全可以上升為影響選舉成敗的首要因素。
比如，2011年區議會選舉中，在山頂選區，雙料議員陳淑莊（公民黨）敗給了首次參選的陳浩濂（自由黨）。該區選民教育程度（大專或以上+118.3%）及社會階層（上層/中上層+360%）均遠遠高於平均值（見表1）。選舉前，陳淑莊所屬的公民黨卷入了外傭居港權司法覆核案的風波。2011年8月初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有八成五的受訪者反對外傭爭取居港權，支持者不足一成，同時有超過五成受訪者認為公民黨需要為事件負上責任。而從社會階層來看，山頂應是外傭普及率很高的一個選區，外傭居港權案與山頂選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他們因反對公民黨的主張而不投票給陳淑莊也在情理之中。
由於區議會選舉屬於單議席最高票當選，在其他條件不變下，各陣營能成功整合一人參選則勝選概率最高。加之區議會單一選區選民人數較少，往往出現得票前兩名參選人僅僅相差數十票的情況，甚至出現一票之差定勝負、得票完全相同靠抽簽定勝負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哪怕被策略參選人分走極少票數，就決定了最終結果。如在2011年區選中的荔華選區，民主黨副主席李永達遭遇來自人民力量的陳志全與其硬碰，雖然陳志全最終僅得333票，卻「成功」地令李永達以300多票之差敗給了民建聯「小花」朱麗玲。再如在2015年區議會選舉中的麗閣選區，來自民協的馮檢基以99票之差輸給民建聯「小花」陳穎欣後，指另一候選人黃仲棋（前民協及民主黨成員，僅得215票）鎅走其部分選票。
今次的反修例運動，是回歸以來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強、破壞程度最嚴重的一次社會運動，無疑會對11月的區議會選舉產生重大影響。從6月開始至今，反修例運動實際上可以分為上、下半場。在上半場，這場運動的訴求是「反修例」，在這一階段，反對派佔據上風，整體社會氛圍對建制派極其不利，幾次大型遊行集會，為反對派爭取大量潛在選民特別是青年選民，對傳統選民的投票意向也造成對反對派有利的偏移。
但在6月15日特區政府宣布暫停修例之後，運動卻並沒有就此停止，反而變本加厲，暴力升級。從這時起，這場所謂的反修例運動實際上已經變質，進入下半場，由單一議題的抗議活動演變為一場全面的政治運動。從6月15日至今，這場運動的下半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敵進我退，反對派的遊行示威規模不斷增大，暴力程度不斷升級；第二階段，戰略相持，期間發生多場示威遊行，反對派提出所謂五大訴求，警方多次拒絕為遊行申請發出「不反對通知書」；第三階段，我進敵退，從8月上旬開始，香港警隊加大了執法力度，同時，中央有關部門及內地輿論對於運動中出現的暴力行徑予以強烈全責，反對派近期組織的幾場活動接連失敗或被迫低調收場；第四階段，反對派必定掀起更大烈度地暴力抗爭，但在反暴救港強大民意壓力及依法打擊下最終必然全面失敗。
從歷史經驗分析，本次運動發生在區選之前，規模強度前所未有，必然對建制選情造成不利影響。但由於抗爭的持續暴力化，運動後期必然出現相當程度的民意逆轉，降低反對派的選舉優勢。
據選舉事務處在8月1日公布的數字，今屆選民登記人數約412萬，較去年淨增加約30.5萬，扣減約3.2萬名選民離世、4.9萬名經查訊程序等原因而被載入取消登記名單內的選民，今年新登記選民約38.6萬人，佔選民總數近一成，創回歸以來的歷史新高。
投票率方面，預測數字或高達55%（比2015年區選多8%）。新登選民年齡分布方面，26至30歲、31至35歲兩個年齡組群的選民升幅最大，高達15%；其次是18至20歲、36至40歲的年齡組群，升幅12%；年長選民中，51至55歲選民出現下降，降幅1%，其他幾個年齡組群的升幅在4%至10%不等。
就選區而言，新增選民最多的選區，幾乎都是來自「公屋區」。18區中，離島區的年輕選民人數升幅最高，40歲以下年齡組別的增幅均超過兩成；此外，荃灣區也有兩個年齡組別的年輕選民增幅超過兩成。
新登記選民投票有一定傾向性。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年底為區議會選舉，該年有16.4萬人新登記做選民。翌年（2004年）為立法會換屆選舉，新登選民高達30.3萬人。2015年，「佔中」結束後一年，該年年底為區議會選舉，當時也有26.3萬人成為新登記選民。根據以往經驗，新增選民多是年輕人，一般會積極投票並傾向投給非建制派。
（三）「連登仔」欲填補「白區」挑戰建制選情並對傳統反對派選情造成影響
反對派內部一向面和心離，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更加明顯呈現出碎片化狀態。運動開始之後，以「連登仔」（在「連登」及Telegram等群組中活躍的用戶）為代表的一股青年激進勢力迅速躥起，在運動的上半場，傳統反對派還試圖吸納這股新勢力，但當運動轉入下半場，暴力不斷升級，傳統反對派發覺自己根本無法控制這股新興的激進勢力，可能惹火上身，雖然依然宣稱不「割席」，但實際上已經有意與青年激進勢力保持一定距離。而「連登仔」從登場之初，即對傳統反對派保持相當程度的抗拒。
對於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不少「連登仔」表示有意出戰，主要填補未有民主派參選的「白區」（即經民主派協調後未有人落戶、建制參選人可望自動當選的選區），並已組成名為「自由系」的平台。與其他政黨不同，「自由系」成員均透過網上認識、聯絡，再決定組成平台，具有「無大台」、無發言人的特點，該平台上有數百位義工，包括會計師、社工、大律師等。據悉，「自由系」中有意參選的「連登仔」約30人，分散在觀塘、南區、深水埗等區。比如，現任某公關公司總裁的劉卓裕，是有意參選的「連登仔」之一，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要挑戰現任議員田北辰的愉景區，「因為剔除民主派參選選區後，可選擇的選區不多」，雖然自知勝算不大，但他也明確點出田北辰並非無懈可擊，比如愉景的噪音問題、荃灣西臭河問題多年無改善，並表示會比田花更多時間關注區政，未來會組織更多居民大會，勤力落區。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隨著「連登仔」與傳統反對派矛盾加深，不排除後期拒絕或部分拒絕協調，在更多選區參選，對傳統反對派選情造成影響。
即將到來的區議會選舉必定深受「反修例」運動影響。雖然在運動的上半場，反對派一度掌握了相對廣泛的社會共識，對於建制派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危機；但到了下半場，反對派接二連三的暴力行為已經嚴重踐踏香港法治，危害公共安全，擾亂社會秩序，干擾市民生活，影響香港經濟，並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裂痕，接下來社會民意必將逐步逆轉，市民對反對派的行為必將逐步轉為厭煩、憤慨。如果建制派接下來能夠抓住這一時機，扎扎實實做好備選工作，相信今屆區選對於建制派來說還是危中有機。
（一）扎實做好民生工作、地區工作。綜觀2011年與2015年的區選選情，不少政治明星、雙料議員都鬥不過扎根地區多年的對手，其中勝負關鍵正是在於地區工作的表現，在於是否真心為市民做實事。區議會選舉與立法會選舉不同，區議員就是要甘於做瑣碎小事，服務當區居民。有一些雖然名氣不足、但勤力有餘的候選人，幾乎每日都在地區服務市民，積聚了大批忠實的支持者，就算對方是什麼明星也不怕。相對的，如果政治明星沒有遵從區議會的規律做事，沒有為市民服務的承諾及熱誠，大敗是情理之中。所以，要在區選中取得議席，最好的辦法就是服務勝過對手，勤在社區，多做實事，多解難題，多交朋友，比對手做得更好，以政績爭取選民。8月中，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宣布推出多項「派糖」措施，其中既有公屋免租、綜援雙糧，也有電費補貼、學生津貼，這些著眼於改善民生的措施，或對建制的區選選情有一定幫助。
（二）應在參選政綱中突出「反暴救港」、「恢復秩序」。雖然反修例運動在上半場對建制的民意支持度造成了一定的衝擊，但轉入下半場後，「反暴力」成為民心所向。建制候選人應在參選政綱中突出「反暴救港」、「恢復秩序」。尤其在此次運動中受暴力衝擊較為嚴重的地區，比如北角、元朗、旺角等處選區，應更加突出強調「反暴力」的主題。
（三）在參選布局方面，應確保「一區一人」。反對派內部分化嚴重，「撞區」、「鎅票」等事件時有發生。建制則應發揮內部團結的優勢，加大協調力度，確保「一區一人」，避免發生「撞區」或「鎅票」。在備選過程中，如出現特殊需要，也應果斷換人，及時做出動態調整。
（四）要集中資源向險區傾斜。所謂險區，有幾種類型。一是在上屆選舉中，建制勝出票數差距很小的選區。有一些在上屆選舉中僅以數十票至一百餘票「僅僅熟」勝出的選區，只要選區內多了幾十人出來投給反對派，加上有幾十個中間派倒戈，選舉結果便逆轉，由贏變輸。而今屆新登選民大增，平均每個選區青年選民增加在五百人左右，對建制勝選票少的選區造成極大壓力。二是現任議員已連任多屆、年齡偏大的選區，這種情況下，若掉以輕心、忽視備選工程，老議員被新人取代的可能性極大。三是上屆建制候選人自動當選的選區，現任區議員未經過選戰洗禮，且對手情況不明，今屆也很有可能失利。今屆目前全港有接近80個「白區」，主要集中在港島。反修例風波令不少政治素人蠢蠢欲動，有意投身區選，挑戰區議會席位，冀重演2014年佔領運動後的「傘兵效應」。黃大仙區區議員譚香文於6月底成立「反自動當選運動」社交網站專頁，鼓勵新一批有意角逐地區議席的素人空降「白區」對撼建制派議員，以增加建制的選舉成本。目前已有多名素人聯絡譚香文詢問參選意見。譚香文表示，經篩選後，目前約有20位素人積極考慮出戰「白區」，當中有工程師、作家以及前紀律部隊成員等不同界別人士，平均年齡介乎20至30多歲。四是年輕選民比例特別高的選區，也是「高危」。在這樣的選區裡，除了有新登年輕選民投票給反對派的風險，還有原有年輕選民因受近期運動影響而倒戈的威脅。對於以上情形，建制應及早動手，扎實做好備選工作。由於選舉有經費上限，政團應為本政團參選人多調派義工，保證險區有更多的人力投入。
此屆區議會選舉可能是歷史上投票率最高的一屆，目前預估投票率大概率高達55%，不排除投票率超過60%的可能。「先勝而後戰」是《孫子兵法》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說，要先有勝算才能打仗。針對今屆區選，建制首先應扎實做好備選工作，要有「勝算」在手，至於戰術，則可「以正合，以奇勝」：在建制派佔有優勢的地方，對對手形成碾壓性力量；在反對派佔據絕對優勢的地方，也要敢於放手一搏，給政治素人多一點機會。
雖然今屆區議會選舉緊接回歸後規模最大的一次政治運動之後，對建制派參選人來說，困難不小，選情可能較為曲折。不過，筆者根據上述綜合研判，預測今次的區選結果，建制應仍能控制大多數區議會，取得6成以上席位。如果建制備選工程得當，「反暴救港」運動進展順利，大概率仍可得到7成左右議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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