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位於南方濱海之地，一個官方鹽場慢慢開闢興建起來，名曰官富場，九龍城的傳奇歷史自此開啟。
隨著不同朝代的興衰及替代，並經歷清朝官富場的廢置後，九龍城一帶並沒有隨官富場衰落而淡出歷史，反而發展成為官方的軍事要地，同時因其地利之便，擴展至民間經貿和交通各個領域，由此成就了百年組織──樂善堂和二十世紀的鬧市奇蹟──啟德機場。九龍城地區憑藉官方防衛線和民間商業線兩者的互為影響，在香港和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繼續演繹其特殊又重要的角色。
時至今天九龍城還能保存歷史相關的古蹟。圖為九龍寨城公園
官富場於南宋初年曾盛極一時，是當時廣東十大鹽場之一，佔地包括現在尖沙咀、土瓜灣、九龍城、觀塘至將軍澳一帶，並有軍隊摧鋒軍屯衛。南宋末年，宋室大片江山已被元軍攻佔，僅剩福建、廣東小部份宋土。宋景炎二年（1277）四月，宋軍民擁立的小皇帝趙昰（宋端宗，後世多稱帝昰）及其弟趙昺（即帝昺）南逃至官富場，為九龍城留下了不少歷史古蹟，例如交椅石、王母梳狀石、晉國公主墓、聖山、二王殿村、古瑾圍等。飽經歷史洪流沖刷，時至今天，九龍城還能保存與此段歷史相關的古蹟，尚存宋王臺花園內大石刻、上帝古廟石門框和侯王古廟。此外，2013年至2014年間在今港鐵宋皇臺站一帶（昔日聖山一帶）亦可發現多個宋元古井、房屋等遺蹟和大量文物，足證九龍城一帶在宋元時期曾有相當數量的人口聚居。
元明以後，官富場產出漸少，明嘉靖年間（1522-1566）香港地區的鹽田轉由東莞場鹽司署管轄，至清代遷界事起，鹽田自此廢罷，官富場也在歷史大潮中落幕。
明代晚期倭寇（日本海盜）在東南沿海一帶肆虐，迫使明政府強化海防，在各地設汛地（軍隊駐防地）防守。包括在香港地區，於佛堂門、屯門、急水門和九龍皆設有汛地防衛。其中九龍汛位處九龍灣之中心，可暸望從鯉魚門進九龍灣之船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駐防地。
清初年間，明朝剩餘勢力退至南方和沿海，其中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隊兵力頑強，清廷漸採取嚴苛的遷界策略。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頒布「遷海令」，強令沿海四省居民內遷五十里。其中包括今港九新界地區，居民被強迫內遷，其中原本位於九龍城的官富巡檢司亦被內遷至南頭赤尾村（今深圳市內）。遷界期間，清廷在沿海軍事要地駐兵設守，其時，新安縣（今港九新界和深圳）中最重要之軍事政治中心就是「大鵬協」（位於今深圳大鵬灣），九龍城區因瀕臨海域，地位重要，故設立「九龍台」，作為見賊示警的烽火台。「九龍台」是「大鵬協」屬下一個軍事要站，用以暸望鎮守九龍灣一帶水路區域，設「把總」一名，統領兵丁七十三名。
嘉慶十五年（1810），為加強防禦海盜，新安縣知縣李維榆將佛堂門炮台移建於「九龍台」，可見，「九龍台」的軍事地位漸凌駕於鄰近香港各砲台，並在鴉片戰爭初期，發揮了抗英的作用。
在鴉片戰爭全面爆發前的1839年，中英兩軍的衝突點主要集中在尖沙咀海面，不少英國船隻亦停泊於九龍灣附近，「九龍台」的軍事地理更形重要。同年5月，林則徐把駐守「大鵬協」的水師船遷調至「九龍台」駐守，並將該地升格為「九龍寨」，以防英艦侵擾。9 月，英艦攻擊「九龍寨」，「大鵬協」參將賴恩爵率領三艘水師船，在「九龍寨」的炮火支援下回擊英船，戰火持續約十小時，期間英船先被擊退，最後退至尖沙咀。在這場海戰中，「九龍寨」立下奇功，協助水師擊退英艦，是為中英近代戰爭史中為數不多的勝仗。林則徐給道光帝的奏摺中說道：「計是日接仗五時之久，我兵傷斃二名，其受重傷者二名，輕者四名，皆可醫治。師船間有滲漏，桅蓬亦有損傷，均即趕修完整。據新安縣知縣梁星源等稟報，查夷人撈起屍首就近掩埋者，已有十七具。又漁舟疊見夷屍隨潮漂淌，撈獲夷帽數頂。」
可見，這次九龍海戰清軍死傷不多，而英軍至少十七人死亡。在九龍戰爭中，九龍寨的戰略軍事地位愈顯重要。
是次衝突導致鴉片戰爭全面爆發，清軍大敗。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廷被迫簽下首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被迫割讓香港島，在鴉片戰爭期間建成的尖沙咀炮台及官浦炮台也被迫拆卸和炸毀。此時，一海之隔的九龍半島地理尤其重要，為加強九龍地區的防衛，1846年兩廣總督耆英奏請在九龍地方建立城池駐守。道光二十七年（1847），清政府批准耆英的奏報，耆英自行在粵地酬集捐獻，建築城池。這些捐集行動，除賴於數名粵官領頭獻金外，亦仰賴所謂「地方公紳」之捐款。經過實地踏勘，決定在白鶴山南麓荒地上建九龍寨城。九龍寨城的前身為九龍寨炮台，其修建也精心考察了選址，奏稿稱︰「查九龍山地方，在急水門之外，與香港逼近，勢居上游，香港偶有動靜，九龍山聲息相通。是以前經移駐大鵬營副將及九龍山巡檢，籍以偵察防維，頗為得力。第山勢延袤，駐守員弁兵丁，無險可守，且係賃住民居，並無衙署兵房，堪以棲止，現值停工，又未便請動公項。英夷雖入我範圍，不致復生枝節，而夷情叵測，仍應加意防備。今於該處添建寨城，用石砌築，環列炮台，多安炮位，內設衙署兵房，不惟屯兵操練足壯聲威，而逼近夷巢，更可籍資牽制，似於海防大有裨益。」
1847 年，九龍寨城峻工，城寨略如平行四邊形，城垣長210公尺、闊119公尺、高6公尺，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南面者為正門，上有九龍寨城石額。九龍寨城因城牆是以石塊築成，故亦寫作「九龍砦城」。正門有小河，名「龍津河」，有石橋橫跨，直伸海邊，官民可自海灣直入寨城。北牆外另有城牆兩堵，成「人」字形，直伸白鶴山頂，城內除兩衙署（九龍司巡檢及大鵬水師副將府）、兵營、火藥局外，尚有龍津義學、二聖廟與武帝廟及小量民房。
九龍寨城建立後，耆英等粵地官員便向鄰地招務農人口（以客、福佬人為多）移入九龍寨城居住，開墾城內外荒耕地。這批新移民也以務農、採石、養豬種菜者為主。另一方面，寨城內的客籍採石工人有增無減，其中來自惠州者居多。由此形成十九世紀的九龍城格局：以九龍寨城為中心，四面內外的二十多條村落，包括東頭、西頭、上沙埔、下沙浦、東興村、瓦窯頭、鶴佬村、蒲崗、竹園、打鼓嶺、上元嶺、鑽石山、大磡、石鼓壟、衙前圍、衙前塱、隔坑村、牛池灣、白屋仔及龍湫（舟）井等。寨城為防守軍事重地，大鵬協常設駐軍人數約二百人。在建城之時，九龍巡檢司亦於城內興辦龍津義學，因此，寨城不是純粹軍事要地，更成為九龍與內地的聯絡樞紐，人才培育的興學之地。
約1910年寨城遠眺九龍街。兩座高樓為市集所見的押店
但原意作抗英最前線的九龍寨城，卻經歷內憂外患，最後更失去防守作用。首先是城內客家人叛亂，道光三十年（1851），洪秀全等客家人在廣西金田村起事，形成聲勢浩大的太平軍。1853年太平軍攻克江寧（今江蘇南京），易名為天京。受此鼓動，在九龍寨城的客家人也相應起事。1854年以羅亞添等為首的客家人攻擊九龍寨城，清兵逃去，羅亞添等佔領九龍寨城不到半年，清兵在香港的外籍僱傭兵協助下，收復寨城，其主將是大鵬協副將張玉堂。
1856年，英方因「亞羅號事件」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港督寶靈於1857年遣英兵二百人，渡海襲擊九龍寨城，劫持張玉堂到港島談判，張氏其後被釋放，但寨城威信蕩然無存。1860 年，英法聯軍先後攻陷大沽、天津及北京，清廷被迫簽訂《北京條約》，把九龍（界限街以南）割讓給英國，英方在1861年接管九龍，清廷官兵繼續駐守位處界限街以北的九龍寨城，與英方勢力直接於陸上對峙。
1898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強行租借新界，但清廷堅決反對租借九龍寨城，理由是該地設有中國衙門，由此保留九龍寨城主權。關於九龍寨城，《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規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扎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至九龍向通新安陸路，中國官民照常行走」；「仍留附近九龍城原舊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民任便行走」。然而，1899年新界六日戰爭後，英方指事件與寨城官員有關，借機進軍九龍寨城，驅逐城內中國官兵，在九龍寨城升起英國國旗，並頒布《九龍城樞密院令》強行接管九龍寨城。1900年李鴻章就任兩廣總督，與港督卜力交涉，重申對九龍寨城之主權和治權，名義上向英方奪回九龍寨城，英方有感佔領寨城無強力理據，英軍遂撤出寨城，清廷亦衰弱至無力越過英佔地進駐寨城。自此，九龍寨城進入長期無政府的「三不管」狀態。
約1930年的九龍寨城西牆。經過八十多年後，原來軍營已改為民房，軍事價值一去不返
據《新安縣志》記載，香港地區在康熙年間的墟市有元朗墟（大橋墪墟）和大埔墟（大步頭墟）。到清嘉慶年間，香港境內的墟市多了一倍，除原有的圓朗墟和大步墟（即大步頭墟）外，多了石湖墟和長洲墟。不見有九龍的墟市，更遑論從歷史的資料中找尋九龍街的歷史起點。九龍街的記載只散見於本區原居民的族譜內。據史家夏思義（Dr. Patrick Hase）猜測，九龍街可能在明代經已出現，因為當時活躍於華南的船隻多會取道汲水門，經九龍灣至鯉魚門這水路出洋，它們在今日的九龍灣作短暫停留，觀察潮汛和風向外，還可補充船上用品，九龍街這個海濱市集亦由此形成。
九龍街的範圍由白鶴山山腳近東頭村處，延至海濱，但不包括日後九龍寨城地段。早在鴉片戰爭以前，九龍半島是最重要的商業地區，前往該地做買賣者，估計亦以漁民和農民居多，除農產品外，還有柴薪、乾草、食油和鹹魚，後來還包括火水燃料。從《九龍城侯王廟重修碑記》（1822）紀錄所見，捐助重修侯王廟名單中，便紀載了百多個商號和店舖的名字，其中有三十多家為石礦場（塘）、二十多艘漁船（拖）及至少三家街渡的經營者（渡），連赤柱、大埔、深圳及石灣的商號也出現在這份捐助芳名之內。由此可知，在十八世紀初，九龍街已出現不少漁戶、礦場、街渡和店舖，這些經濟活動更聯繫到今日的港島、新界及國內的市場。
約1868年的九龍寨城一帶，遠處見九龍寨城城牆，這是現今所知九龍城的最早相片
不難猜想，九龍街之所以成為墟市，與它優越的地理環境是不能分割的。當船隻途經香港時，為避開港島南部的強風勁浪，由西至東的航程，都取道由急（汲）水門，經尖沙咀、九龍灣、鯉魚門及佛堂門等處航向外海。由於水流和潮汐等問題，船隻無法在同一天連續通過汲水到鯉魚兩門，而必須在維多利亞港內稍作停留，以待水流出航之便。停留期間，風浪較平靜的九龍灣成為最佳的停泊處，船員大多會在停泊時上岸補充食水、蔬菜、柴薪等。久而久之，市集規模隨之形成。
到了19世紀中葉，九龍街已發展至相當規模，清廷興建九龍寨城相關的公文中談及白鶴山一帶時，描述此地五里以內沿海地帶，店鋪民戶數百戶，僅以此戶數與1841年時港島不同地區的人口相比都要多，可見九龍街的規模。道光年代的《廣東水師營官兵駐防圖》，更稱之為「九龍墟」，其屋宇面積廣大。前往該處做買賣的，以漁民與附近鄉民為主。鄉民出售的多為剩餘農產品、柴薪、生草藥及捕獲的野獸，這些都是漁民主要需求。鄉民亦購回副食品、日用品及工具。另外九龍街又聚集了各行各業的工匠（如裁縫、泥水工匠等）。到19世紀末，九龍街更發展出本身的飲食娛樂業，如茶居、酒舖，甚至鴉片煙館等。1866年，意大利傳教士獲朗他尼（S. Volunteri）所繪的《新安縣全圖》，以及同年的《中國沿海入口徵稅站圖》，都正式記錄其名稱為「九龍街」。
據九龍城老居民朱石年先生所憶述：「一百年前，九龍城最繁盛的商業區是由龍津碼頭通往城寨之九龍大街（正街），它是一條用花崗石鋪砌的街道，附近還有很多橫街窄巷，如通往舊時樂善堂的打鐵巷、沙欄下、上沙埔、下沙埔和近城寨的龍湫井、福佬村、東頭村、西頭村等多處地方。王仲銘先生的八珍醬園也是設於沙埔仔，陳更煥百貨店位於舊街。」
由於商業的迅速發展，九龍城區居民多以營商謀利為主，其時部分有識之士已對此感到憂慮，認為該區重金錢與物質，對傳統文化與道德毫無認識，並就此提出改革的方法。1843年，寨城官民互相出資創辦龍津義學於九龍寨城，經費由各商戶及富室捐輸，部份費用由寨城官員津貼，義學創辦的宗旨為鼓勵城寨及附近地區青少年入學求知識，發揚中國文化，藉以抑制青少年剛暴之戾氣，意義至善。此外，九龍街的商戶發揚守望互助精神，從九龍附城四約出發，聯結蠔涌六約、沙田九約及荃灣四約等二十三村之鄉紳父老，於同年，在九龍城區設立民間組織──九龍樂善堂，宗旨是施醫贈藥，並為鄉民排難解紛。
1861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簽訂，英方接管九龍（界限街以南）後，輔政司駱克（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便發表了一份「新界」考察報告，據該報告所紀錄，九龍城的人口有744人，分別為駐軍544人及平民200人，寨城內並無顯著的商業活動，商業買賣及店舖大多集中在寨城外的九龍街上。此外，新界租借以後，這些賭館被迫停業，賭商便先後遷入寨城，在寨城的特殊法律地位保護下，繼續經營賭業。
九龍街是臨海墟市，地理的便捷決定了它的獨特。在十九世紀前，通往九龍城的陸路路線，便是以連結大圍、沙田及西貢為主幹，其中較著名者便是九龍坳（獅子山及畢架山之間一段貫通大圍至九龍城的古道），這坳道正好把九龍、沙田及西貢地區的經濟活動連結起來。而當時的九龍街便正是三地經濟圍內其中一處最重要的市集。1899年的九龍寨城內的居民有64 戶，共460多人，他們大多依靠農耕、小販、泥水及漁織為生。而生機蓬勃的九龍街，則迎來了它的黃金發展期，首先是陸路交通的發展，該地段有不同的小徑把九龍街和九龍塘、深水埗、旺角、油麻地、鯉魚門等地連繫起來，此外，水路方面亦有所發展。1875年，龍津石橋落成，九龍城有了出海的碼頭。當時一間名為南國的輪船公司，更開辦了來往九龍城至澳門和廣州的渡輪服務。這時的油麻地及深水埗已開始成為九龍西部的新興市集，但九龍街的經濟地位仍未被削弱。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西貢、坑口等地已發展出本身的墟市，但不少較重大的商業活動（如賣買耕牛）都仍集中於九龍街。
然而好景不長，九龍街一帶的墟市在步入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後，卻遭受沉重的打擊。1911年後，清廷讓位，九龍寨城進入「三不管」階段，該區的土地主權問題變得更複雜，影響到南下商人的居住選擇。而對九龍街最大的影響，是其他交通幹道的建設和改善，大大削弱九龍街原有得天獨厚的地位。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大埔道築成和1920年代青山道完成等，都令新界及內地的農產品、日用品不需由海道經九龍城，而是從陸路源源不絕運至與火車站為鄰的油麻地，加上位於大埔道及青山道起點的深水埗等，皆冒起成為新興市集，並取替了九龍城的地理優勢，九龍街的地位受到沉重的打擊，漁業及採石業隨之而萎縮。
啟德機場被譽為二十世紀的鬧市奇蹟。圖為飛離啟德機場的航班
九龍城商業地位面臨一落千丈的困境時，另一個計劃的興起，大大改變了九龍城的面貌。這個計劃就是1914年的「啟德濱」發展計劃。1911年清廷讓位後，大量移民從內地湧入香港，令住房供不應求，於是，1914年一群華商在伍廷芳的建議下，何啟、區德等組成啟德營業有限公司（The Kai Tack Land Investment Co.，Ltd.），計劃在九龍灣進行香港有史而來最大規模的填海工程。1916年，港英政府同意有關計劃，第一期填海工程於1920年完成，以興建一個華人「高尚」住宅區，即後來的啟德濱。1924年，啟德營業公司為方便啟德濱的住客，在九龍灣新填地近九龍寨城龍津碼頭處，開闢了五條街道，即南角道、龍崗道、城南道、打鼓嶺道及啟德道。不過，因為環境衛生欠佳的謠言和二十年代中期地產市道滑落等影響，該開發計劃便因樓房滯銷而半途中斷，加上1926年爆發的「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啟德濱最終在1927年被港英政府接管。港英政府在1928年把龍津石橋拆去，等於宣告九龍街歷史終結。最後工程於1930年完成，但改作皇家空軍機場。至三十年代中，再改作民用的啟德機場。
1.劉潤和、馮錦榮、高添強、周家建：《九龍城區風物志》(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年)，頁12。
2.邱逸：《龍的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香港：九龍城區議會、九龍城民政事務處，2017年)，頁2-3。
3.邱逸：《龍的心－九龍城區歷史古蹟導賞》，頁6。
4.趙雨樂、鍾寶賢：《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九龍城》(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頁51。
5.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年)，頁6-7。
6.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1年)，頁280。
7.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香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研究計劃，2003年)，頁12。
8.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頁280。
9.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12。
10.《林文忠公政言》乙集卷 5，第 201-202 頁，轉引自鄧開頌、陸曉敏主編：《粵港澳近代關係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17。
12.《耆英奏九龍山逼近香港亟應建立城寨以資防守摺》，載《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年)卷七十六。
13.巢娟：《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中路海防建設研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論文，2014年，頁33-35。
14.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20。
15.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頁282。
16.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三卷合訂本)》(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頁47。
17.趙雨樂：《近代南來文人的香港印象與國族意識(三卷合訂本)》，頁48。
18.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23。
19.《同總理衙門會談記錄冊(1897－1899年)》，英國外交部檔案F.O.233/44。轉引自劉蜀永：《九龍城問題始末》，《近代史研究》1994年06期，頁1-22。
20.王鐵崖編：《中外舊約章彙編》(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頁769。
21.劉蜀永：《簡明香港史(新版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頁37。
22.見《新安縣志》的〈經濟‧墟市〉，劉志鵬、劉蜀永：《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和平圖書，2007年)，頁90。
23.高添強：《二十世紀以前九龍城地區史略》，載趙雨樂、鍾寶賢：《香港地區史研究之一 －－九龍城》，頁45-93 。
24.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24。
25.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頁285。
26.Hal Empson， “Mapping Hong Kong， A Historical Atlas” 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 1992. pp.114 and pp.116.
27.朱石年：《龍城舊事隨筆》，載於陳溢晃編：《旅行家》第十冊(香港：香山學社，2000年)，頁143。
28.陳祖澤主編：《九龍樂善堂百年史實》(香港︰九龍樂善堂，1981年)，頁68。
29.《駱克先生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見劉智鵬編：《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年)，頁223。
30.饒玖才：《香港的地名與地方歷史(上)－－港島與九龍》，頁286。
31.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29。
32.趙雨樂、鍾寶賢：《龍城樂善：早期九龍城與樂善堂研究》，頁41。
33.鄭寶鴻、佟寶銘：《九龍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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