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來，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將“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成功付諸實踐，積累了在“一國兩制”條件下管理、建設、發展澳門的豐富經驗，向全國人民、向全世界證明了“一國兩制”科學構想是有生命力的、有優越性的，不僅是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澳門問題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門回歸祖國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和根本保證。僅僅就經濟建設層面而言，澳門回歸20年來，乘經濟全球化和祖國內地經濟全面崛起的大勢，在建設“澳門特色”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方面，繼續保持祖國內地對外開放之“窗口、橋樑、國際通道”和“超級聯繫人”的特色優勢，全面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建設“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走出了一条經濟建設新路。
在澳門東方拱門，國旗和區旗迎風飄揚（圖：新華社）
現代澳門經濟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起步的，歷經約30年年均近兩位數的高增長，形成了回歸前博彩旅遊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築業四大產業支柱的準多元的經濟結構，有“亞洲第五條小龍”之譽。但是，由於經濟發展空間有限，經濟資源短缺，經濟基礎薄弱，產業結構比較單一，過分倚重於博彩旅遊業，故回歸前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的宏觀經濟調整並不成功，在改善投資環境，增加澳門的國際競爭力方面，在加強多元化旅遊產業的開發特別是大型旅遊設施的基礎建設方面，在製造業的企業轉型和升級換代方面，在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如高科技、高增值路向的電信業和航空運輸業方面，在解決居高不下的失業率，解決50,000套空置房屋並盤活500億澳門元“死錢”方面，乏善可陳。據統計，從1993年開始，澳門的經濟增長速度逐年放緩，1996年到1999年間，經濟出現負增長。
正是鑒於這些實際情況，在謀劃“新澳門”保持長期穩定繁榮的百年大計之初創和奠基階段，第一屆至第四屆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報告，堅持“循序漸進”以及自“固本培元、穩健發展”至“把握機遇、均衡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扎實進行經濟恢復和經濟重建工作，使澳門經濟逐步走出困局，開始快速復蘇和振興。
博彩旅遊業的復蘇和全面振興是“新澳門”經濟形勢全面回暖的最顯著標誌。據統計資料顯示，回歸前一度陷入低迷狀態的博彩旅遊業，在回歸後已經逐步走出低谷，進入一個新的發展“快車道”。入境遊客總數從1999年的744萬人次上揚至2018年的3,580萬人次，其中中國內地遊客增幅最大，由1999年的165萬人次增加至2018年的2,500萬人次。博彩毛收入和博彩專營稅收入，自1999年的130億澳門元和48億澳門元，增加至2018年的3,039億澳門元和1,070億澳門元。
博彩旅遊業之所以能夠在短短20年時間裡重新崛起，鞏固其 “龍頭”產業地位，一個至關重要因素是博彩業體制改革和創新——“開放賭權”，實現自“壟斷性”經營至“自由競爭性”經營轉變，為博彩旅遊業實現“跨越式”發展注入了新動力。
自20世紀30年代至21世紀初，澳門博彩業經歷了近百年“壟斷性”的專賣、專營的歷史，雖然推進了產業快速成長，但自身“壟斷性”弊端也暴露無遺。回歸以後，在何厚鏵帶領下的特區政府利用2001年12月澳門政府和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之間的博彩專營權合約屆滿的機會，初步“開放賭權”，有計劃、有步驟地引入境外資本和國際競爭，博彩業迅速發展，僅僅就博彩收益而言，澳門已經從2006年開始超越美國的拉斯維加斯，到2018年達至拉斯維加斯的8倍之多，成為狹義上的世界“第一賭城”。
1月1日，世界龍獅日澳門站在友誼廣場舉行（圖：新華社）
博彩旅遊業的復蘇和振興，帶動了澳門經濟形勢的全面回暖，一度沉寂的酒店業、餐飲業、娛樂業、服飾業、珠寶業、手信業甚至房產建築業、銀行保險業、交通運輸業重新走向興旺，各種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紛紛上馬。貨物進出口貿易亦生機勃勃，自1999年的339億澳門元，增長至2018年的1,023億澳門元。本地生產總值自回歸前連續四年的負增長，增長至2018年的4,403億澳門元。人均本地生產總值，自1999年的117,620澳門元，增長至2018年的666,893澳門元，成為亞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區之一。
第一屆特區政府訂立的“循序漸進”和“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以及“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使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的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目標，正在“新澳門”一步步向前推進。
旅客在澳門大三巴牌坊前遊覽（圖：新華社）
“新澳門”經濟發展“對內”“對外”的區域合作、國際合作的空間，有兩個最主要的縱深面：一個是祖國內地，一個是拉丁語系國家尤其是葡語國家。本文重點梳理和闡釋澳門與後者的經濟交流與合作問題。
回歸20年來，“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的推進工作，主要是以“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門）”即“中葡論壇”為抓手而做實做大做強的。2003年，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特區政府創立了以澳門為永久中介地，以經貿促進與發展為主題的非政治性政府間多邊經貿合作機制的“中葡論壇”,旨在發揮澳門聯繫中國與葡語國家的平台作用，加強中國與葡語國家之間的經貿交流，促進中國內地、澳門和葡語國家的共同發展。論壇不僅為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發揮重要作用，更為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水平不斷提高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回歸以來，澳門特區政府在對外經濟交流與合作方面一直奉行“遠交近融”的發展戰略。“近融”者，主要是指全力推進與祖國內地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遠交”者，主要是指全力推進與拉丁語系國家尤其是葡語國家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當然，特區政府的“遠交近融”發展戰略，其側重點和主攻方向伴隨著國家發展戰略以及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戰略的逐步遞進是不斷有調整的。從最初“三大平台”——“粵西地區商貿服務平台”“國際華商聯絡與合作服務平台”“中國與葡語國家的經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的全面鋪開，到近十年來集中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這在特區政府歷年的施政報告中均有比較全面而透徹的闡釋。
2016年9月，澳門特區政府正式發布並實施《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這是特區政府落實與國家“十三五”規劃對接、積極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戰略部署。其中，把打造“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內容單列成章，對“一個平台”的建設作出了明確的規劃，指出：“建設‘一個平台’是澳門經濟發展定位之一，是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門特區政府高度重視並特別推動“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這一優勢平台建設，專門成立了以行政長官為主席的“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發展委員會”，逐步構建了“中國與葡語國家雙語人才、企業合作與交流互動信息共享平台”（中葡信息共享平台）和“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一個平台、三個中心）的四大支撐和延伸抓手，陸續創辦了直接或間接服務於這一平台和“中葡論壇”的機構、網絡、建築或相關活動，使平台建設真正成為不斷提升澳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不斷強化澳門對外交流與合作優勢和特色的系統性工程。
“中葡論壇”成立16年間，澳門推進“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的巨大成就舉世矚目。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18年，中國與葡語國家進出口商品總值1,473.54億美元，同比增長25.31%。其中中國自葡語國家進口1,055.07億美元，同比增長30.24%；對葡語國家出口418.48億美元，同比增長14.40%。
中央政府高度重視並全面支持 “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建設。吳儀、華建敏、溫家寶、汪洋、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分別出席第一屆至第五屆部長級會議並發表主旨演講。
另外，中央政府還從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從國家區域經濟合作的層面，將推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和“一個中心”、“一個平台”建設，予以統籌考慮、整體規劃和重點扶持。
中央政府從“十二五”規劃開始，正式將港澳發展問題納入國家整體發展戰略，設立專章作詳細部署。另外，《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和“補充協議”，《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粵澳合作框架協議》，《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也進行了詳細安排。
澳門回歸20年來，“中葡論壇”已經成為“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一個成功典範，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建立和發展高水平的、穩定而深入的經濟交流與合作關係、共建“中國與葡語國家命運共同體”的一個重要紐帶和重要橋樑，極大地豐富了“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內容和形式，極大地加強了中國的和平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的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
對於澳門回歸20年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我們要充分肯定其“一國兩制”建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正視其發展過程中存在和面臨的歷史問題和現實挑戰。正如行政長官賀一誠所說：“澳門回歸二十年來，‘一國兩制’實踐積極推進，發展日新月異、成就舉世矚目……同時，我們也要充分估計到，在新的發展階段，澳門仍會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需要妥善加以應對。”因此，我們必須要“坦誠面對澳門歷史遺留和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與挑戰”，“穩固成功態勢，穩續和諧大局”。
總的來看，澳門經濟發展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博彩旅遊業“健康發展”與整個經濟結構“適度多元化”發展的關係，這是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的根本性癥結所在。
回歸以前的幾年間，澳門經濟發展的困難，主要表現為“主業”博彩旅遊業的嚴重萎縮而拖累相關“副業”——出口加工業、銀行保險業、房產建築業、交通運輸業等，導致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規模徘徊不前甚至下滑。回歸以來，澳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則主要表現為博彩旅遊業“井噴”式的膨脹嚴重擠壓了相關“副業”——房產建築業、銀行保險業、交通運輸業、休閒旅遊產業、會展商務產業、中醫藥產業、教育服務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等的發展，經濟結構風險四伏，衍生出一系列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
博彩業的“壟斷”局面，一方面直接帶動了“新澳門”經濟形勢的由“陰”轉“晴”，從回歸以前連續四年的“負增長”，至回歸以後“恢復性增長”和“發展性增長”；另一方面，博彩旅遊業並沒有真正有效地拉動其他產業的同步發展，沒有實現“各行業協調發展”和“適度多元發展化”的預期目標。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單一經濟結構，並沒有能夠在澳門回歸以後得到根本性的調整和改變。
所以，其中一直存在著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不僅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而且隨著近十幾年澳門經濟規模的“超常規”放大而“超常規”放大。如經濟結構抗風險能力非常差，任何一點“風吹草動”就會牽動經濟出現“大起大落”的現象。由於博彩旅遊業對有限資源和空間的嚴重擠壓，傳統產業振興沒有支撐力、新興產業沒有突破口。澳門經濟發展如果沒有能夠實現“各行業協調發展”和“適度多元化發展”，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就根本無從談起。尤為嚴重的是，近十幾年博彩旅遊業“超常規”的跨越式“大躍進”，十幾年時間走完了本應該有序有度幾十年走完的路，還衍生出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如社會財富的急劇膨脹，並沒有直接轉化為本地居民整體生活水平以及幸福指數的提升，也沒有直接轉化為生活環境以及安全感的改善，貧富差距不是縮小而是擴大，社會的“易居性”與“和諧性”不是向善向好而是向惡向壞。就博彩旅遊業本身而言，遇到了制度化、法治化、規範化經營的困難，監管法律、監管制度、監管措施嚴重滯後，如本地勞工和外來勞工、本地資本和外來資本、博彩業大企業和製造業中心企業、澳門的“賭權開放”以內地遊客為主資源的發展戰略和內地嚴格“禁賭”的“鐵政策”的矛盾和衝突等，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的必然性反映和具體表現。一旦澳門經濟發展的總體環境和形勢出現逆轉，任何一個“導火線”都有可能引發居民對於特區政府的不滿，都有可能引發嚴重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危機。這並非杞人憂天和危言聳聽。
澳門是中葡文化交匯地。圖為澳門土生葡人在跳土風舞（圖：新華社）
對此，澳門特區政府從回歸之日起，始終予以高度重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和認識，其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始終不曾有所舒緩和松懈，一直將推動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作為其施政重心和努力方向。
中央也一直高度重視。早在澳門特區政府“賭權開放”剛剛實施不久，中央政府就已經富有遠見地提醒澳門特區政府要“居安思危”，要高度重視並研究解決“新澳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在回歸10周年之際，中央政府更是進一步明確提出了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必須向著“各行業協調發展”和“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努力方向、向著“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預期目標、向著建設“世界休閒旅遊中心”和“中國和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邁進。2009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的習近平視察澳門，非常關注澳門經濟發展的“適度多元化”問題。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心繫澳門發展，曾多次表示中央對澳門繁榮穩定的重視以及對澳門發展的肯定。在全國“兩會”期間參加澳門代表團審議、出席慶祝澳門回歸祖國15周年系列活動等重要場合，就新時期做好港澳台工作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提出了明確要求，為未來澳門發展指明方向，擘畫藍圖。
從“十一五”規劃到“十三五”規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橫琴總體發展規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等文件中，均明確提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將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方向明晰為建設“世界休閑旅遊中心”和“中國和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之“一個中心”、“一個平台”的發展定位上來，為支持和推動特區政府將澳門經濟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向著“各行業協調發展”和“適度多元化發展”的努力方向、向著“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預期目標、向著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和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發展定位邁進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社會各界人士已經在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問題上達成了高度的共識，並且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推動。但是，解決好歷史遺留問題和深層次矛盾絕非是一朝一夕的事，這個過程必然是長期的、艱巨的、複雜的，甚至必然伴隨著“陣痛”。
澳門巴黎人酒店的夜景（本刊記者 攝）
回歸20年來，“新澳門”的經濟發展不是一路坦途，而是荊棘叢叢，矛盾迭興。“一國兩制”建設“五十年不變”而“求一國之大同，存兩制之大異”的經濟磨合過程，其艱巨和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國際社會、海內外的中國人包括澳門同胞的想象。推進“新澳門”經濟建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衝擊和挑戰，但是，在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同胞直面機遇和挑戰，群策群力，“化險為夷”，“轉危為機”，不斷克服經濟發展道路上的種種困難，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不僅維護了澳門繁榮穩定的大局，為澳門經濟在第三個十年再鑄輝煌奠定了一個比較扎實的基礎，而且使“一國兩制”的“澳門故事”在探索中逐步成型、成熟，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一國兩制”創新性的偉大實驗和探索，提供一個可資參考和借鑒的成功樣板。
（作者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2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邸倩、余婧、李博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