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繼續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而進一步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築牢了制度基石。
近日，圍繞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現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院）長謝春濤進行了深度解讀。他向記者表示，7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中國現行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有著顯著的優勢，中國的制度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針對“一國兩制”的實施及目前的香港局勢，謝春濤又專門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已在實踐中展現出了很多優越性。“港獨”嚴重違反中國憲法、違反香港基本法，違背了14億中國人民的意志，絕不可能得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一直非常重視香港，現在需要香港特區政府包括香港各界把握好新的發展機遇。
文｜ 本刊記者 魏東升 馮琳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制度，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圖為2019年3月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圖：新華社）
記者：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備受世人矚目。在您看來，為什麼中國能夠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取得世所罕見的發展成就？
謝春濤：中國之所以取得今天一系列的重大成就，跟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有著密切的關係，而這個制度和治理體系是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實踐過程中形成的。
首先，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有著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中華民族有著五千年的文明史，在很長時間內曾經領先於世界，在國家治理方面也有很多思想和制度至今還產生著重要影響。比如中國古代的大同思想，中國不光希望自己發展，也願意看到別人發展；不光希望中國人自己過上好日子，也樂於見到別人過上好日子。再比如和為貴的思想，中國人強調和平和諧，不願意發生戰爭。僅僅這幾個例子就足夠說明中國的國家制度之所以跟很多國家的制度不一樣，傳統文化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其次，中國現行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也是總結過去歷史教訓的產物。中國近代遭受列強侵略，割地賠款，中國人一度喪失信心，包括對自己文化的信心。中國人想努力地學習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辛亥革命之後，建立了從西方學過來的總統制、議會制等，但最終的效果都不好。那個時候幾乎可以說是近代以來中國最混亂的時期，這對中國現行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最後，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時期、在局部執政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制度建設和治理體系建設的探索和試驗。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制度，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再往後，通過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又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總結歷史的經驗，中國又進行了多方面的重大改革，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所有制方面，除了公有制為主體，還允許各種所有制成分發展。在分配方式上，除了按勞分配之外，還允許按生產要素分配。在民主政治方面，形成了基層群眾自治的制度，中國的社會與法治也得到了明顯的加強。
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中央更加重視改革，重視制度建設。比如從2018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進行了黨和國家機構的改革，改革的範圍、力度可以說是空前的。
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判斷一個制度好不好，要看它的實踐效果。新中國成立70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中國現行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有著顯著的優勢。
謝春濤：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第一次系統概括了中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十三個方面的顯著優勢。
比如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優勢，能使中國政治保持穩定性、連續性。中國一個個五年規劃按步驟實施，現在已經是第13個。中共十九大之後，我去日本訪問。日本一位很了解中國的資深政治家就跟我們分享了他的觀點。中共十九大設想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現代化，2050年建成現代化強國。這位日本政治家說，世界上的執政黨中能考慮幾十年以後事情的，可能就只有中國共產黨了。我覺得他這個話說得有道理，別的很多執政黨不會考慮這麼久遠的事情。因為考慮4年以後、5年以後的事可能都沒有用，所以他們不會有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長遠規劃。
又比如，2014年APEC峰會在北京召開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在中南海的瀛台接待奧巴馬總統。瀛台曾經囚禁過進行戊戌維新的光緒皇帝，習主席就跟奧巴馬講瀛台的故事，講戊戌維新失敗的故事。奧巴馬感慨改革難，我相信他想到了自己的境遇，因為他當時在美國推行的一些舉措，比如控槍就沒有做成，其它事情也做得很艱難。但是習近平主席就做了很多事，甚至更難的事，效果也比奧巴馬做得好的多。我想這恐怕更多的還是源於制度的優勢，中國共產黨幹事跟很多其他執政黨相比，沒有那麼多的掣肘、沒有那麼多的內耗。
再比如，十九屆四中全會講到全國一盤棋的優勢。中國不是聯邦制國家，是單一制國家。中國中央政府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辦大事，中央政府也可以用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幫助欠發達地區的發展。2018年我去貴州，一位貴州省領導告訴我，貴州一年的稅收1,000多億元人民幣，但是貴州每年的財政支出是4,000多億元人民幣，顯然其中有3,000多億元是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2018年上海的財政收入是17,000多億元人民幣，上海僅僅留了7,000多億元，超過1萬億交給了中央政府，被用於支援很多欠發達地區發展。這樣的事情，我相信在聯邦制國家不會發生，想做恐怕也做不成。
還比如，中國是全世界治安狀況、社會穩定程度最好的國家之一，這也跟中國的體制很有關係。改革開放前，有人說中國是單位體制，任何一個中國人都隸屬某一個具體的單位，包括一個農民也屬於人民公社。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人說單位人變成了社會人，大家都居住在某一個社區，但是有的人是自由職業者，他沒有什麼具體單位，所以中國的社會治理方式肯定要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人及時做了調整，在社會治理方面強調共商、共治、共享，而且還有一些獨特的制度，比如信訪制、社會調解制度等。我出國到有些國家後會感到緊張，是因為這些國家有的有恐怖襲擊的風險、有的社會治安太差，但是我相信人們在中國不會感到不安全。
此外，中國的民生保障機制也很有優勢。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精準扶貧，要到2020年使現行標準下全部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而且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還提出，要研究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我相信，到2020年中國的絕對貧困基本上可以成為歷史。習近平主席在六、七年前提出精準扶貧任務時，中國還有9,000多萬貧困人口。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全部脫貧，任務是非常重的。世界上除了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政府之外，別的國家的執政黨和政府沒有人敢提出這樣的目標，因為他們不可能完成。但是，中國完成的狀況非常好。
我認為僅從這幾個方面已經說明，中國的制度優勢是很明顯的。習近平主席有一句話大家都熟悉，“鞋子合不合腳，自己穿了才知道”。所以，中國的制度適合不適合中國的情況、中國的制度好不好，中國人民最有發言權。
中國的民生保障機制也很有優勢。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精準扶貧，要到2020年使現行標準下全部農村貧困人口脫貧。圖為新疆和田市古江巴格鄉賽克散村村民古海爾尼沙·阿吾提（後左）一家展示收穫的核桃，充滿信心的笑臉成了脫貧路上最美的風景（圖：新華社）
記者：根據中國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您認為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又有哪些方面需要進一步改進優化？
謝春濤：中國的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已搭起了“四樑八柱”，但還沒有完全成熟和定型。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概括出了十三個方面顯著優勢，也指出了制度建設十三個方面的堅持和完善，但這兩個“十三個”不是一一對應的。我認為，這是因為在中央看來這個制度優勢還沒有表現得很充分、制度還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需要在今後的制度建設過程中加以彌補。我注意到，十九屆四中全會有三個方面的制度沒講出顯著優勢。
一是行政管理體制，即政府系統。中國的政府機構改革是為了完善行政管理體系，比如說過去食品安全由幾個部門共同管理，有利益、有權力的時候，大家都會說這一事務跟自己有關係，但是出了問題要擔責任的時候，都會說跟自己沒關係。現在就做了機構改革，由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來負責，管得好是它的功勞，管不好就是它的問題，難以推卸責任。再比如，“最多跑一次改革”是要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還有各級政府取消了很多過去在很多人看來荒唐繁瑣的證明。但是，中國共產黨人還不滿意，覺得應該改得更好，所以在這個方面沒有講有什麼顯著優勢。
二是生態文明建設制度體系。最近幾年北京的空氣質量有明顯的改善，那就是治理取得了成效。不光北京，全國的空氣質量狀況都比過去好得多。當然，中國共產黨人覺得還不夠，應該變得更好。儘管過去幾年中國在環境治理方面出台了一些法律，但是還應該做得更多，還應該讓它更完善。
三是黨和國家的監督體系。從中共十八大到中共十九大，中國查處了440位中央管理的幹部，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省部級以上官員。這個反腐力度是很大的，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範圍內也是少有的。2017年12月，我在參加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時候，很多外國政黨人士對這一點表示欽佩。但是中國共產黨不滿足，中國共產黨人希望達到這樣一個局面——官員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現在通過嚴厲打擊腐敗，“不敢腐”的效果已經有。但是還遠沒有完全達到“不能腐”。要想官員不能腐，那就得像習近平主席所說的那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權力的使用得到有效的監督。中國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事，但是做得還不夠，還應該做得更多。所以關於這個方面的體系，現在也沒有講出顯著優勢。
所以我認為，專門研究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它強調的不光是制度自信，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完善、發展現在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時候，要使這個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到2035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時候，也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成的時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全面實現。所以，中國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建設，是跟中國現代化進程同步的，它們是相互促進的。
謝春濤：關於制度，中國領導人強調制度自信，中國人認為目前的制度適合中國，所以我們要堅持下去。但是中國領導人從來不尋求輸出中國的制度，並不要求其它國家學習中國的制度。別的國家採用什麼樣的制度，那是他們的權利，那是他們的選擇。
中國的制度，對中國好我們就一定要堅持下去，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也向別的國家學習對中國有用的一些制度。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向西方國家學了很多。比如說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從西方國家學來的，當然中國共產黨人有自己的創新，不完全是簡單的照搬。又比如證券、基金及社會保障制度等，也是從西方國家學來的。當然在學的過程中，賦予了中國特色。
中國共產黨人在制度建設、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上態度是開放的。我們可以學一切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想強行推薦給誰。事實上，我們的很多制度別的國家也學不了。比如說，我注意到很多外國政黨人士都非常羨慕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但顯然他們是不可能學過去的。這是中國歷史形成的，是難以複製的。
我們只是想讓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制度和治理體系，多幾分理解、多幾分尊重。希望有些國家的人不要以為他們國家的制度是適用所有國家的，試圖在中國推行他們的制度，這對中國人來說是不可接受的。但是，我們絕不會像他們一樣，把自己制度推行到別的國家。
當然，至於別的國家如果覺得中國在某些方面的制度好，願意學習，我們也不會反對。但是決定權、主動權在他們手裡，不在中國人手裡。我注意到中國的黨校制度，現在就有不少外國政黨學習。我在中央黨校工作30多年，經常有機會跟外國政黨人士接觸。我到國外訪問期間，也見到一些外國政黨學習中國共產黨建立的黨校。當然很多情況跟我們不一樣，我想這是他們的自由，這是他們的權利。
中國以開放姿態建設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從西方國家學來的，又有了自己的創新。圖為璀璨的深圳夜景
記者：“一國兩制”也是我國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您如何評價“一國兩制”制度的實施？對於這一制度未來的實踐和完善有什麼樣的看法？
謝春濤：“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創造，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它能夠解決中國的國家統一問題。這是各種可能選擇當中，最好的一種選擇。當然，因為這樣的實踐過去沒有過，所以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完善。
中央領導人對這個制度最初的設計是很有眼光的。香港最近這幾個月出現的問題，若干年前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有預見，已經預想到可能會有人以香港為基地向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提出挑戰，今天果然就出現了。
顯然，我們應該根據出現的問題去反思總結，到底哪些方面出了問題，哪些方面要進一步加強。我注意到，媒體上很多人表達了這樣一種看法，在香港應該加強基本法的教育、中國憲法的教育、中國歷史的教育，讓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人，不光記住“兩制”，更應該記住“一國”。我覺得，這些看法是對的。
2006年我曾經訪問過一個非洲國家，他們的領導人問我，中國共產黨人是怎麼樣解決中國年輕人愛國問題的？我告訴他們，中國共產黨人很重視用近代歷史教育年輕人。中國近代落後，遭到西方國家的侵略。中國想改變這個狀況，但是在中國共產黨之前都沒有成功過。中國共產黨人經過28年的努力，付出了巨大代價，讓中華民族站起來了。我說，如果學一學中國的歷史，對年輕人來說愛國不會成為問題。這個國家的領導人恍然大悟，他告訴我他們的教材很有問題。他們當時正在使用的教材，包括歷史教材，還是當年殖民者編寫的。幾天後，他們告訴我，他們已經決定要編撰自己的教材。我認為，在香港也應該特別加強中國歷史的教育。
香港回歸祖國已經20多年，非常遺憾的是最近幾年居然出現了尋求香港“獨立”的事。這嚴重違反了中國憲法、違反了香港基本法，違背了14億中國人民的意志，絕不可能得逞。
香港應該特別加強中國歷史教育。圖為12月13日，由紫荊雜誌社、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及香港公開大學合辦的全港中小學生“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知識競賽在英華小學舉行總決賽及頒獎禮（本刊記者 梅肯 攝）
記者：近年來隨著祖國內地的快速發展，一部分人擔心香港的優勢在逐漸喪失，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的地位會下降，所以目前香港社會有一種焦慮情緒。您怎麼看待香港在國家總體發展戰略中的地位變化？香港未來發展的出路在哪裡？
謝春濤：國家領導人一直是非常重視香港的。1949年，中國大陸解放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完全有條件同時解放香港。但是，解放軍部隊已經到了深圳河邊，停下了，沒有進攻香港，就是想讓香港繼續維持過去的狀況，使香港發揮它獨特的作用。
所以，今天回頭看，在改革開放之前，香港對中國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也給予了多方面支持，比如說香港的農副產品、水電很多都是內地供應的。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領導人同樣非常重視香港，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香港的重要作用，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看。一是從中國國家完全統一、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角度看，顯然香港很重要，澳門、台灣都很重要。二是從香港本身的狀況看，香港要繁榮穩定，這對國家有好處，對香港民眾更有好處。所以，中央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規劃，以及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的建設，對香港長遠的發展都是好事。應該說，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國家能夠提供的條件、機會比過去更多更好了，香港應該把握住這些機會。
記者：還有一件香港民眾包括海內外都非常關注的事情是，2047年之後香港現行的制度究竟會不會改變。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
謝春濤：香港回歸的時候，中國領導人莊嚴承諾，香港的制度至少50年不變。中國領導人說至少50年不變，沒說50年以後就變。
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堅持“一國兩制”，中央政府一定會嚴格執行基本法。我想，香港特別行政區包括別的地方採用什麼樣的制度，應該是這個制度對國家統一、對經濟發展、對社會穩定和民生改善有好處。有好處的制度，應該長期堅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