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的傳奇往事

60多年前，新中國成立伊始，雖國力維艱、百廢待興，黨和政府已將遏制文物流失、搶救流散國寶擺上重要議程。當時，香港已經是全世界中國文物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文化部文物局為此專門設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開啟了流失文物回歸的恢弘篇章。

60多年後，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長鄭振鐸先生等人與“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成員之間的往來信件、電報存根等共計166頁的珍貴史料，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首次公開展出，使得這段傳奇歷史得以完整地向世人展現。“凡是‘國寶’，我們都是要爭取的。”——1951年12月13日，鄭振鐸在致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這些先輩們在香港收購流散文物時的焦灼歎息、激動欣喜和堅守執著，皆流露於信札的字裡行間，令人動容、令人感佩。

文｜ 本刊記者 馮琳

新中國迅速扭轉文物大量流失之局面

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文明，所誕生之珍寶文物不可勝數。何以這些文物卻大量流出國門？這其中是有原因的。

《中秋帖》 東晉 王獻之

晚清以降，國家積弱貧瘠；近代的中國政府更是腐敗無能，各國列強虎視眈眈。內憂外患之下，社會動盪難安。由於國力日絀，中國既難以保護文物安全，又無法阻攔其它國家趁難劫掠收購，致使當時流散的文物難以計數。抗戰爆發後，文物不僅備受劫掠，更有文物商趁機倒賣，將大量文物源源不斷地販至海外。

“史在他邦，文歸海外，奇恥大辱，百世莫滌。”——眼見如此情景，鄭振鐸痛心不已、不禁扼腕。鄭振鐸（1898—1958），字西諦，中國現代傑出作家、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早年親身參與“五四”運動，積極從事左翼文化運動。1949年後，歷任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首任局長、文化部副部長等職務，是新中國文物博物館事業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鄭振鐸就加入了搶救珍貴文物的隊伍中來。他與張元濟、張壽鏞等於1940年在上海成立“文獻保存同志會”，致力收集保存古籍，共搶救下善本古籍1.8萬餘冊，居功至偉。然而這與當時全國文物流失情形相較而言，仍是杯水車薪。

新中國成立後，國力維艱、百廢待興，但是黨和政府仍將保護珍貴文物、遏制文物流失擺上重要議程，建章立制，革弊振頹。1950年5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這是新中國第一部文物保護法令。嚴格的文物出口限制，行之有效的文物進出境審查制度，迅速扭轉了文物大量流失的局面。

在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自指揮下，文物部門在國內外大力開展文物征集工作，改善文物保存條件，鼓勵民間出讓和捐贈文物，促使大量珍貴文物收歸國有，永為寶藏。這是近代以來愛國志士夢寐以求卻難以實現的理想，是新中國保存和發揚民族文化的擔當和決心，更是剛剛站起來的中國人民發出的時代強音。

《韓熙載夜宴圖》（局部）五代 顧閎中

香港——搶救流散文物的必爭之地

新中國搶救文物之不易與決心，可以從寶禮堂藏書回歸和回購“二希”這兩件事以窺之。也正是經此事件，使得香港成為搶救流散文物的必爭之地。

《資治通鑒》手稿（局部）北宋 司馬光

眾所周知，清代宮廷繼承了宋代以來的皇家收藏，又各方搜求，廣有增益，蔚成大觀。溥儀在遜位後通過賞賜、典押、偷盜等方式將大量文物帶出宮外。1924年他被驅逐出紫禁城後，這批文物跟隨他輾轉天津、長春等地。在長春，它們被存放於偽滿皇宮東院圖書館“小白樓”內。期間文物流失者甚多，成為後來收藏市場上赫赫有名的“東北貨”。

由於歷史原因，香港在20世紀50年代成為全世界中國文物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大量私人收藏的珍貴文物由內地幾經輾轉運至香港，其中就不乏“東北貨”裡清宮流散之文物、體系完備之專藏。歐美、日本文物商聞風而來，意欲大肆收購文物。然而，今時已非往日，新中國絕不允許文物“流亡海外，無復歸來之望”的歷史重演。

寶禮堂是上海藏書家潘宗周的藏書室。潘宗周曾從袁克文手中，購得宋版《禮記正義》，十分珍重，將其居所命名為寶禮堂。潘宗周去世後，藏書為其子潘世茲繼承。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潘世茲惟恐藏書遭受劫難，遂設法將寶禮堂藏書運到香港，存在香港匯豐銀行保險庫內。1951年，潘世茲給鄭振鐸寫信，將寶禮堂藏書捐獻給國家。經過慎重研究，鄭振鐸將此事委托給徐伯郊，請他在香港協助處理，確保這批珍貴古籍順利運回大陸。經多番協調，寶禮堂藏書終於在1951年冬天運抵上海，1952年年初入藏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三希堂位於故宮養心殿的西暖閣，曾為清乾隆皇帝的書房。乾隆將王羲之《快雪時晴貼》、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三件晉代行書作品視為稀世珍寶，置於此處，遂以“三希堂”作為室名。民國時，“三希”中的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落入瓷器商人郭葆昌手中。張伯駒先生曾有意收購，但最終未果。郭葆昌去世後，二帖由其子郭昭俊繼承。北平解放前夕，郭氏輾轉各地，最終定居香港。

1951年10月，中國政府得到消息，“二希”可能流失國外。為了購回“二希”，周恩來總理特批50萬港幣，時值約8.75萬美元。而這一年正值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國家的外匯儲備為20世紀50年代的最低值，僅0.45億美元。“二希”的購買經費若以當時內地的物價計算，約可購買230萬斤大米。

儘管如此，中國爭取國寶始終不遺餘力！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副局長王冶秋、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徐森玉南下組織回購，並聯合金融界的力量，派徐伯郊、胡惠春等與郭氏交涉。終於，在這一年的11月底完成交接，並於12月運抵北京。“二希”由此重回故宮。

“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

啟動回購工作

作為新中國從境外收購珍貴文物的首次嘗試，“二希”回購任務完成後，使得中央政府籌劃開展更大規模的文物回購。不久後，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根據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啟動香港文物回購任務。由時任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的鄭振鐸組織領導，王冶秋、張珩、王毅、徐森玉參與，時任廣州市副市長的朱光承擔聯絡協調工作。

香港方面則主要由徐伯郊等人出面奔走、辦理手續，胡惠春、陳君葆等從旁協助。並經不斷探索完善工作方法與機制，後於1953年春組織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由徐伯郊、沈鏞、溫康蘭三人組成。

徐伯郊（1911—2002），是著名文物鑒定家徐森玉長子，任收購小組負責人。沈鏞（？—1968），曾任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副經理，參加過1951年的“二希”回購工作。溫康蘭（1911—1983），是著名僑商，抗戰勝利後在港開展統戰工作。

鄭振鐸與“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的聯絡尤與徐伯郊的書信往來頻繁，且關涉內容更為重大。1952年9月6日，鄭振鐸在致徐伯郊的信中談及“予方從事於搜集溥儀攜出故宮之書畫，得此足資稽考”，並提出了在香港收購文物的總體原則：

（一）以收購“古畫”為主，古畫中以收購“宋元人”畫為主。

（二）碑帖、法書（字），暫時不收購。

（三）銅器、玉器、雕刻、漆器等，收其精美而價廉者。

根據這一原則，“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的收購目標最初以書畫為主，尤其是溥儀攜帶出宮、歷經輾轉的“東北貨”。開展工作後又根據輕重緩急，設定階段目標。後期又從優先搶救“易損”“易散”文物的原則出發，擴大回購範圍，將陳清華郇齋藏書、陳仁濤藏古錢幣等列作專項，進行整體收購。

《西郊草堂圖》 元 王蒙

宋元書畫收購。宋元書畫是流散香港文物收購的主要目標。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指導下，徐伯郊等人既與在港收藏家王南屏、陳仁濤等人洽商，又以香港為窗口與遠在歐美的盧芹齋、張大千、王季遷、王徵（文伯）等收藏家聯繫，同時留心香港等地市場中出現的古畫線索，深入追蹤。多管齊下，鍥而不舍，力爭讓流落海外的書畫珍品重回故土。

收購郇齋藏書。陳清華(1894—1978)，字澄中，湖南祁陽人。自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收藏古籍善本，郇齋為其室名。曾以萬金購得南宋本《荀子》，繼而又收韓應陛、袁克文、常熟瞿氏、傅增湘等多家舊藏秘籍，藏書數量迅速增長，宋元善本、明清鈔校稿本、罕見善拓，逾五百部，普通善本古籍無計其數。時人將之與天津周叔弢並稱為“南陳北周”，共居民國藏書家之首。1949年移居香港。1955年和1965年，其藏書先後兩次為人民政府購回，撥交北京圖書館藏。2004年其子陳國琅又將郇齋所藏珍品出讓，亦入藏國家圖書館。1952年，在流散香港文物收購過程中，鄭振鐸對郇齋藏書尤為關注，多次去信敦促徐伯郊前去洽商，力爭讓這批稀世珍本回到祖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郇齋藏書第一批（八十三種）順利完成收購。

回購陳仁濤藏古錢幣。陳仁濤( 1906—1968 )為民國時期著名的古錢幣收藏家。1934 年，陳仁濤購得方若舊雨樓藏泉，遂躋身一流藏家。其收藏古錢幣計約五萬餘枚，包括我國歷代各地發行的金、銀、銅幣，以及紙鈔和鈔版等，幣種全面、體系完整、脈絡清晰，是研究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民俗史的珍貴實物。1953年，徐伯郊等人著手接洽陳仁濤藏古錢幣收購事宜，幾經曲折，終於在1953年購回，後來入藏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奠定了該館古代錢幣收藏的基礎。

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自1952年開始，至1956年下半年接近尾聲。隨著幾宗大的收購順利完成，市面上的名品珍跡大多已有歸屬。這其中既有書畫名品，如唐韓滉《五牛圖》、五代時南唐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宋徽宗趙佶《祥龍石圖》、元王蒙《西郊草堂圖》等；也有宋元善本、名抄稿本，如司馬光《資治通鑒》手稿、元刻《故唐律疏議》《夢溪筆談》、汲古閣影宋鈔本《小學五書》《鮑氏集》等等，其中不乏海內孤本。

實際上，在近5年的時間裡，搶救流散香港文物工作並非一帆風順，相反，要面臨許多困難。小組成員洽商時千頭萬緒，文物真偽混雜，需要審慎鑒定，還常常要面對經費緊張、海外文物商的競爭、複雜政治形勢的影響等多重考驗。這不僅需要眼光與識見，還需要策略與智慧。每一位參與在港文物收購工作的先輩，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166頁珍貴信札史料入捐國家文物局

雖然在香港大規模的文物收購工作由此暫告段落，但是黨和政府、社會各界人士對流散海外文物的關注並沒有結束。1958年盛懋《秋江待渡圖》入藏故宮博物院、1960年《資治通鑒》手稿入藏北京圖書館、1965年陳清華第二批善本（二十五種）入藏北京圖書館等等，都是當年香港文物回購工作留下的餘響。

60多年過去，流散香港文物的搶救工作，已成為銘刻在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帶有傳奇色彩的經典篇章。時人篳路藍縷，今朝傳續佳章。2019年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在香港征集到了鄭振鐸等搶救流散香港文物的往來信札。這批信札共計166頁，是1952年至1958年間鄭振鐸先生等與“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成員之間的往來信件、電報存根等重要史料，內容涉及收購小組成立、文物收購原則、真偽鑒定、資金籌措等多方面內容。

鄭振鐸致徐伯郊信札

國家文物局獲悉這批信札即將在香港拍賣，遂與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聯繫。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主動作為，在尊重商業規則前提下成功競購，慨然捐贈國家文物局。為了加強這批信札文物的保護研究與展示利用，文化和旅遊部、國家文物局又將其整體劃撥中國國家圖書館，作為永久館藏。

“這個工作，雖是麻煩，但成績是很大的，效果是很大的。務望繼續努力，不怕麻煩。為人民服務，必應全心全意地。革命工作就是麻煩的事。不遇到困難，而能立即成功的事是很少的。越有困難，越能增加考驗的機會，越可增強信心也。”鄭振鐸先生當年勉勵收購小組的文字，依然是砥礪今人前行的座右銘。

徐伯郊致鄭振鐸信札

時光流轉，滄海桑田；芳華璀璨，歷史彌新。今天，當我們重讀先輩們手書的這一封封飽含激情、帶有溫度的信札，他們為收購文物而奔走周旋的身影仿佛就在身邊。從這些流散國寶回家的動人故事中，我們感受到黨和政府堅決搶救流散文物的文化擔當，感悟到老一輩文物工作者書生報國、知難而上的鬥爭精神，感佩於海外遊子捐讓珍藏、決不他顧的家國情懷。

“得之不易，守之宜謹”。搶救文物，永遠在路上。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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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邸倩、余婧、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