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無正味 美好出艱難——三位香港中醫師的冷暖人生

香港歷來讀醫門檻甚高,每年的DSE(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狀元大半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讀醫,讓人覺得當醫生和高收入劃上等號。當然,我們說的是西醫。同樣是醫學,香港中醫的情況卻不大樂觀。
中醫一直未獲納入香港公營醫院體系,也幾乎沒有相關醫院可以讓中醫師進行臨床研究。同樣需要6年的全日制本科學習時間,同樣投入巨額資金,但中西醫收入卻相差很大,畢業後從事西醫的薪酬往往是從事中醫的好幾倍。香港西醫長期人手不足,但中醫卻反過來,出現人手過剩的情況。目前香港有7,579名註冊中醫,加上2,589名表列及有限制註冊中醫,總數超過一萬人。然而,香港醫療市場卻未能很好地消化這些中醫師。香港的中醫現狀如何?究竟怎樣才能令中醫這一行業的前景更加明朗呢?
本刊記者 連振海 李博揚

人生無正味 美好出艱難——三位香港中醫師的冷暖人生

人生無正味 美好出艱難——三位香港中醫師的冷暖人生
徐紅泉(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

徐紅泉:為做中醫被迫改名
走進徐紅泉的中醫診所,映入眼簾的是“徐子彬中醫診療所”幾個紅色大字的醒目招牌。正當我們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地方的時候,徐紅泉主動和我們打了招呼,“沒錯,就是這裡,快進來坐。”還沒等我們提問,徐紅泉便好像知道我們要問什麼似的,率先開口,“徐子彬就是我,這是我剛到香港行醫時被迫使用的名字……”這件事勾起了他的一段辛酸往事。
1987年6月12日,徐紅泉隨新婚不久的妻子來到香港,暫居岳父岳母家裡。在內地時,他已在公立醫院做了6年的中醫。赴港前,為了今後能更好地從事中醫,他還特意到地區醫院康復科學習針灸技術。誰知這精心準備、滿滿的自信卻被現實衝擊得七零八落。
為了證明自己,也為了一家的生計,來到香港後,徐紅泉就馬不停蹄地開始找工作。他希望繼續從事中醫事業,然而卻四處碰壁。他不會講廣東話,日常溝通都困難,更別談找到理想工作了。沒辦法,他只好暫時放棄從事中醫的念頭,去工廠打零工。終於,在一家福建人開的工廠,徐紅泉找到了自己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徐紅泉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是錄音磁帶流水線包裝作業,每天他得站在流水線機器旁不停地幹上8個小時。一天下來,腰酸背痛、汗流浹背。當然,要得到這份工作,也是不容易的。這家工廠的老闆說著一口流利的閩南語,見到福建老鄉分外親切,才收留了他。不斷重複的機械式勞作,讓徐紅泉對香港美好生活的幻想一掃而空。由於工廠悶熱,透不過氣來,徐紅泉全身過敏,起了紅疹子。儘管每月能賺2,000多元﹙港幣,下同﹚,收入比在內地的時候高多了,但徐紅泉始終沒有放棄中醫夢想。
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當時香港最大的藥業公司——東方紅藥業有限公司擴張,急需中醫師。但第一次面試,不會廣東話的老問題依舊讓他失望而歸。正當他垂頭喪氣之時,命運的橄欖枝卻向他拋來。一個星期後,徐紅泉忽然收到了一封來自東方紅公司的信,說老闆想親自面試他。這次面試,老闆對他很滿意,甚至準備專門給他配備會講廣東話的翻譯,協助他的工作。但這位老闆卻提出了一個令他意想不到的條件,竟然要求他改名字。老闆拿起筆,在他的簡歷上寫下了三個字——“徐子彬”。雖然徐紅泉一臉疑惑,不知道為何老闆會有如此不可思議的要求。但機會難得,由不得徐紅泉過多猶豫,他答應了老闆的要求。過了好多年之後,他才慢慢明白老闆為什麼讓他改名。公司名稱叫“東方紅”,他的名字叫“徐紅泉”,老闆覺得兩個“紅”字有相“克”的意味。就這樣,徐子彬這個名字伴隨著他度過了15年的時光。2002年,香港政府正式實施中醫註冊審核及執業資格制度,他才在中醫執照上用回了“徐紅泉”的本名。
在香港行醫十多年之後,徐紅泉積累了一定的資金和人脈,有了自己穩定的客戶群。徐紅泉覺得,“一直幫別人打工也不是個辦法”,不如自己當老闆。1996年底,他在筲箕灣道貸款購買了一處房產,香港回歸前,終於開設了一家屬於自己的中醫診所。“中醫師本身需要不斷地進行口碑積累,沒療效就沒病人,便難以在中醫業界生存。”徐紅泉用自己的醫術贏得了不少顧客的信任。“我這邊大部分的辦公設備都是顧客贈送的。”徐紅泉指著診所里的電視、電腦、冷氣機、桌椅等,自豪地說。那一刻,他笑得很甜。
在徐紅泉遞給記者的名片上,“徐紅泉”、“徐子彬”兩個名字都打印在上面。經過了30多年的風風雨雨,當初改名一事,徐紅泉早已釋然。
作為香港政府首批註冊中醫師,徐紅泉對香港中醫的現狀如數家珍。“去年香港政府對西醫的貼補超過500個億,但對中醫的貼補卻只有5個億。”尤其是醫療保險方面,西醫的報銷沒有封頂,而“中醫的醫療保險報銷一年往往不會超過5,000元。”說起這事,徐紅泉直搖頭感歎。他認為香港的中醫要發展,香港政府必須要有足夠的重視,在政策上慢慢向西醫靠攏,才能使得香港中醫走上良性發展的道路。
人生無正味 美好出艱難——三位香港中醫師的冷暖人生
侯平正在看診(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
侯平:中醫世家無人接班
2017年8月,頗有經營頭腦的侯平將自己位於彌敦大廈9樓的診所,搬到了旺角鬧市區通菜街的鄰街旺舖。“方圓幾里內,這可是唯一一家將門店設在地下旺舖的中醫診所。”談及此,侯平的臉上洋溢著自豪的笑容。雖然租金由原來的2萬元漲到了10萬元,但侯平卻表示“這錢花得值”。然而,正當他準備大展拳腳的時候,2019年6月,一場“修例風波”打破了他原有的計劃。
旺角是這場風波的主戰場之一,嚴重的時候,侯平不得不連續幾天拉閘停業。地鐵、巴士時斷時續,道路不通暢,侯平診所的客人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二,每天都處於虧損狀態。幸好這陣子風波稍緩,老顧客又找上門來,侯平焦慮的心情才慢慢得到些緩解。
侯平出生在一個“中醫世家”,四代學醫,從小就受到中醫的熏陶,跟著父親做學徒。1981年10月,21歲的侯平在父親開的中醫鋪幫忙,父親將祖傳的中醫技藝手把手地傳給他。為了精進自己的醫術,在父親的安排下,他還到廣州中醫學院進修。當時香港的中醫處於“無人監管”的狀態,按照侯平的話,就是“自生自滅、自負盈虧”。開設中醫診所不需要任何執照證明,“只要你敢看診,就能開店。”但沒有精湛的醫術的話,一般人也不敢開店看診。
“中醫是一個靠口碑傳播的行當。”侯平說。於是父子二人決定從“跌打骨傷科”開始做起,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立竿見影的療效,在短時間內積累顧客。跌打骨傷“今天敷藥,明天就能消腫”,父子倆的中醫鋪就這樣在鄰里之間口耳相傳,慢慢做大。能從彌敦大廈9樓的診所搬到現在熱鬧的旺鋪,老顧客的鼎力支持功不可沒。對於自己的中醫醫術,侯平信心十足。
但是在香港,“跌打骨傷科”治療的範疇也僅限於肌肉拉傷、消腫等傷病。像骨裂等需要手術的項目,仍然需要轉診至西醫院,因為按照相關規定,中醫師無權使用X-Ray(X光造影)等所謂的“西醫設備”,這也給侯平的看診帶來了很多不便。
侯平說,“中醫的精髓是號脈”,但要號好脈,有師傅傳幫帶的話,起碼要兩三年,沒有的話,起碼要七八年,甚至10年。“很多年輕中醫師,因看不見前景而離開這個行業。”言至此,侯平頗為感慨。目前,香港的中醫未能進入公營醫療體系,政府並無開設公營中醫院,為中醫師提供相關職位。中醫師只能轉投私人市場或是自己開設中醫診所。私人診所由於要自負盈虧,中醫師往往難以兼顧賺錢和研究。所以,香港中醫的水平很難得到較大的提升。
侯平有三個孩子,但沒有一人繼承祖傳衣缽,學習中醫。中醫世家四代後即將失傳,侯平心中也很遺憾。但學中醫就業難,收入難以保證,侯平並不想勉強自己的孩子繼續從事這一行當。“現在香港的中醫環境不太好,讓我對香港中醫的發展前景不是很有信心”。
“該承擔的政府不承擔”,他認為香港政府相應的政策不到位,甚至缺失。政府應摒棄西醫管理中醫的現狀,制定一個規範完善的中醫監管體系,大力扶持中醫的發展。他建議把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確保政府有足夠資源撥向中醫,讓中西醫師有平等的待遇,這樣才能讓他們鑽研醫術,不斷精進,從而大力提升香港的中醫水平。
人生無正味 美好出艱難——三位香港中醫師的冷暖人生
溫愛詩(本刊記者 李博揚 攝)
溫愛詩:專注高端中醫市場
對於香港中醫,溫愛詩博士的看法卻和侯平截然不同,“香港中醫藥業仍然充滿活力、發展欣欣向榮。”她對香港中醫未來的發展充滿了信心。
周日下午四點半,記者來到中環擺花街的華杏堂中醫診所時,溫愛詩臨時抽身去看診,那是一位從台北慕名而來的患者。“不好意思,客人要趕飛機,看完診就要飛回台灣,耽誤你們的時間了。”溫愛詩打開房門,一臉歉意地走了進來。她穿著一身時髦的服裝,彷彿剛從某個舞台秀場走下來,這樣的一位都市麗人很難讓我們跟傳統中醫師的形象聯繫在一起。
“我原來學的是語言學,主修法語,後來又念了商業市場學,奇妙的緣分讓我走上了中醫的道路。”溫愛詩露出幹練的笑容。她曾留學法國及美國,說著一口流利的法語、英語,二十多歲就在一家美國著名公司的全球採購部做時裝買手,滿世界飛。但經常倒時差,工作的壓力、旅途的操勞讓溫愛詩的身體出現了胃出血、胃下垂、免疫系統失調等一系列問題。屋漏偏逢連夜雨,溫愛詩的母親此時也被診斷出患了大腸癌。再往後就是不停地在各大醫院之間來回奔波。
溫愛詩每次陪母親做手術,都從開始的充滿希望,到後來的失望。自己的胃病也反覆發作,無法通過西藥徹底根治。這些突如其來的變故,讓溫愛詩有了棄商從醫的想法。當然,溫愛詩學中醫是有基礎的。父親的祖輩都是中醫,小時候在廣州認的乾爹羅致強教授是中山醫科大學中醫教研室主任、嶺南派“西學中”著名的老中醫。在家庭的耳濡目染下,溫愛詩從小就表現出對中醫的喜愛,但一直沒有進行系統的學習。因為母親病重,溫愛詩慢慢重新拾回中醫,並打算系統地學習中醫。1996年9月,溫愛詩開始轉攻中醫醫學,花了差不多15年的時間完成了中醫全科學士、針灸碩士和皮膚學博士。在當時的香港,做金融貿易的工作遠比做中醫的風光,“我是偷偷去讀學位,如果告訴朋友我去學中醫,應該會被他們笑死。”由此開始,她的人生,她的悲歡離合,已在不知不覺中和中醫緊密相連。
喜歡上中醫之後,溫愛詩深深地被羅致強教授“雙手號脈”的獨門秘籍所吸引,“左手號心肝腎,右手號肺脾命”。號脈是行醫的基礎,在羅教授的幫忙下,通過自己不斷的苦練,再加上長時間的臨床實踐,溫愛詩終有所領悟,掌握了其中的竅門。
2003年,溫愛詩開設了自己的第一家中醫診所,專注於皮膚方面的疾病。“皮膚病和其他的疾病不同,香港天氣濕熱,皮膚病患者眾多,且靠西醫無法徹底根治。”為了精益求精,溫愛詩還帶著尚需人照顧的小女兒,赴廣州中醫藥大學進修皮膚學中醫博士,“從興趣開始,變成職業,然後再變成了自己的事業”。
2012年溫愛詩在中環擺花街置業,開創了自己的品牌華杏堂。華杏堂可以算得上是香港最高端的中醫診所之一。除了看病救人外,她還研發一系列中醫藥的保健品。中醫強調的是人的整體,有病治病,無病防病。“中醫並非只能處理簡單病症或是調養補生”,溫愛詩的病人很多是“疑難雜症”,往往試了很多西醫治療無法治愈,抱著試一試的想法來就醫的,這對溫愛詩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溫愛詩天生樂觀,敢於接受挑戰,她就是想透過自身所學,盡自己所能,讓患者儘快恢復健康。
溫愛詩認為,現在香港的中醫良莠不齊。有人才不足的問題,也有中醫藥材的問題,當然更重要的是行業管理的問題。從業這麼多年,她眼見不少的中醫診所規模不斷縮小、甚至倒閉,處境不容樂觀。當年她在香港大學學習中醫的同班同學,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繼續在從事中醫工作。她認為,並不是中醫不行,而是“中醫市場和西醫不同,存在行業間的惡性競爭”。很多中醫師“不是求發展,而是求生存,目光不夠長遠,只能看見眼前的利益”。他們一有壓力,就不斷地砍價,價格低了,藥材質量自然就隨之下降,藥效也不顯著,自然也就阻礙了自身的發展。
溫愛詩診所走的路正好和他們相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她坦承道。目前華杏堂的收費在香港中醫診所中是最貴的之一,因為用的都是頂尖的藥材,僱用的都是受過高等訓練的專業人員。她會多種語言,擅長溝通,也有很多國外的顧客。她想把中醫、中成藥、中醫養生保健推向東南亞、歐美等地。她說,中醫是全人類的財富,她的夢想就是讓中醫“在全世界開更多的花”。人生無正味 美好出艱難——三位香港中醫師的冷暖人生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2月號

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邸倩、余婧、李博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