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的香港教育也有希望火種
在這個動蕩的時代，香港的教師們到底懷揣著怎樣的職業理想？
他們如何影響香港的下一代？
他們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環境有著怎樣的期待？
在很多香港人眼裡，教師是一份令人羨慕的穩定、高薪職業，被稱為“最可愛的人”。然而，在去年6月起爆發的修例風波中，有不少年輕學子參與了過激暴力行為，這讓很多人覺得香港的教育有很大的問題，尤其是通識、歷史教育，甚至有人說“香港的教育‘病’了”。但不可否認香港的教育制度仍然有很多好的方面，尤其是它“全人發展、終生學習”的目標，其中一些不足的地方如今暴露出來，我們可以去改善它，對那些好的方面，我們則應該要繼續努力推行下去。
選擇當教師的初衷——用生命影響生命
將軍澳香島中學通識科主任吳壁堅出生於教師家庭，從小就常見父親伏案改卷的身影，父親與學生之間長年保持的師生情誼，讓吳壁堅很是羨慕。因此，大學畢業後，吳壁堅就來到將軍澳香島中學，從歷史老師到通識老師，一幹就是16年。
初執教鞭，吳老師卻發現，現實並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理想。吳壁堅自己是band1中學的畢業生，當年身邊的同學都很勤力，“就算老師不怎麼教，我們自己都搞得定。但等我當了老師之後，想套用我的老師的那一套，卻發現完全行不通，學生們根本不聽。”將軍澳香島中學是一所band2中學，學生程度差異很大，有些學生是吳壁堅在之前的人生中完全沒有遇到過的類型。“當時對我衝擊好大，還好我自己也算有彈性，不斷學習前輩的方法，學著怎麼去‘管教’學生，慢慢調整過來。”如今，吳老師感到最自豪的，是自己和學生的“關係很親密”，“我在一線接觸學生，無論是他們生活上的問題還是學業上的問題，都是我最先了解、最先處理。”
吳老師不僅和學生關係很好，與很多學生的家長也都熟悉。去年香港修例風波沖突最激烈的時候，有一天，一位同學的媽媽找到他，哭著請求他“幫忙看住”自己的孩子，擔心孩子在學校被同學欺淩，也擔心孩子會有情緒問題，因為孩子的爸爸是警察。這讓吳老師很痛心。好在，這位媽媽擔心的情況並沒有出現，“我們學校的學生和老師的關係一般都比較好，大家溝通很多，即使有意見不一致的同學，也懂得尊重學校的背景和文化，同時也不願意令老師為難”。
培僑中學通識科“90後老師”穆家駿，也最以跟學生“亦師亦友”的關係為榮。穆老師在從教之初，堅持的原則之一就是“不加入訓導處”，因為不希望對學生板起面孔說教，“以我自己的經驗，整個中學階段，我最親近的不是教我任何一科的老師，而是參加學生會、課外活動的輔導老師，因為接觸時間特別長，我很多方面的能力、甚至做人的方法和原則，都是跟那些老師學的。”穆家駿希望自己在學生眼中也是可以信賴、可以一起玩的，這樣才能對他們產生更深入的影響，“用生命影響生命”。
“典型”與“非典型”
大學第一年就義無反顧選擇了教育專業的吳智滙現在是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的一名英文科老師，畢業後他滿腔熱情地投入教育事業，希望將自己在大學裡學到的新知識、新理念運用到實踐中。
現實卻給他潑了盆冷水。第一年執教時，吳智滙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研究、推行新的教學法，比如E-learning（電子學習），自己利用課餘時間製作課件、教學生怎麼用。沒想到，家長和學校的反應卻都不太正面。家長委婉地跟他說，這個年齡和程度的學生不太適應用E-learning；其他資深教師同事則直接表示，你一個新老師，根基都沒打好，用這麼多創新的教學方法不合適。
對此，“95後新人”吳智滙雖然感到挺挫敗，不過也逐漸開始理解：“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傳統和文化，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我還是會堅持用一些新的教學法，不過慢慢來，開始的時候，用10%就好了。”
香港大多數本地學校的教師，都是按年資跟著政府的薪級表發薪水，很透明。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對老師來說，其實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激勵或懲罰措施，要不要在工作中創新，要不要給自己進修充電，完全看個人興趣。
選擇老師職業的，大部分是比較喜歡穩定生活的人。因此，穆家駿和吳智滙不約而同地把自己定義為“非Typical”（非典型）。
吳智滙熱愛教育事業，除了在工作上喜歡創新，他還利用一切業餘時間學習：修讀晚間學位課程；擔任各種社會團體的工作；積極參加教師團體組織的交流考察活動，即使要佔用假期、甚至自費，也心甘情願。吳智滙的20多位大學同學，除了個別例外，幾乎都在香港的主流學校當老師。他在同學們眼中顯然是個“異類”：“教師工作已經很穩定，也很累了，為什麼你還要把工餘時間都花在跟教育相關的學習上？”
但對吳智滙來說，那些從不給自己進修、充電的人，才是奇怪：“我工作的動力就來自於不斷地學習，如果我只做份內的教學工作，每年的工作內容可能有70~80%都是重複的，那我很快會失去前進的動力。不斷接觸新的東西，才會讓我更有動力去工作。”在吳智滙看來，香港教育“全人發展，終生學習”的目標，決不是一句口號，“你要求學生‘終生學習’，如果自己都做不到，怎麼要求學生呢？”
穆家駿則希望能改變教師這個職業給人的保守印象，“香港社會對教師的品德方面有很高的要求，老師的社交圈子一般都很簡單，我的很多同事連酒吧都沒去過。”剛擔任教聯會副主席一職的穆家駿，對其教聯會工作的其中一個設想，是做“紅娘”，幫青年老師尋找另一半，尤其是小學女老師，因為在香港的小學裡，一般女老師人數都遠遠超過男老師，而這個職業帶來的種種有形或無形的限制，往往讓老師們在工作後難以發展除同行之外的社交圈。
“傳道”的困惑
吳智滙執教的是一所band1中學，因此，他並沒有類似穆家駿和吳壁堅老師那種“尖子生教普通學生”的煩惱，他的煩惱來自另一方面：學生們太現實，“你教他們任何東西，他們首先會問，這個有什麼用？考試考不考？如果不考，也沒有能看得到的實際功用，他們就不會認真對待。”
這與香港“考試導向”的教育體制有關。在這種體制下，公開試幾乎是學生們唯一的出路。這必然導致師生都很現實，一切以考試大綱為準，也令學生很難發展其他方面的能力。
很多人認為香港的通識和中史教材很有問題，兼任過中史和通識科老師的穆家駿和吳壁堅老師卻不認同。在他們看來，問題從來不在於教科書怎麼寫，而在於考試大綱的指引，在於老師怎麼向學生們表達、解釋教科書的內容。比如同樣是講中國上世紀發生的“大躍進”和“文革”，有的老師會說，這是一個社會在發展過程中難免會犯的錯誤，所以我們後來有改革開放，就是一種糾錯；有的老師卻會說，你看，中國從來就是如此。
吳壁堅希望，教育局可以制定一些要求和標準，避免某些科目的老師在解釋教科書內容時太過隨意。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師的首要工作就是“傳道”，是教育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雖然三位老師都提到，在如今資訊發達的香港社會，個別老師對學生的價值觀影響有限，不過校園整體氛圍仍然能夠對學生產生不小的影響。吳智滙回憶自己念小學時，每當學校有大型活動都會奏唱國歌，每周三的周會，頭5分鐘都是國情教育，有時候是介紹國歌、國旗的歷史，有時候是介紹內地在某個方面的發展情況，“所以我的國家觀念一直比較強”。
希望有更多機會“看世界”
作為一名香港教師，除了和學生一起放的公共假期（暑假、聖誕、春節、復活節），其餘時間是很難申請休假的。穆老師笑道：“所以我們每次出去度假時，機票和酒店都很貴。”
即便如此，像吳智滙這樣的年輕老師，寧願犧牲自己的休息時間，也希望能有更多機會去“看世界”，他充滿熱情地回憶起大學期間參加的北師大交流團，回憶起去年在廣東清遠一所職業學校看到、學到的新東西，“那次同行的有一位是獲得過香港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的老師，連他也覺得自己通過考察活動學到很多”。
可惜這樣的機會並不多，去年6月，教聯會曾邀請他參加一個北京的考察團，他很想去，嘗試跟校長請假。當時適逢期末考試，吳智滙那幾天既沒有日常工作，也沒有被安排做監考老師，奈何校長還是不同意。
穆家駿和吳壁堅也提到，即使為了學術交流，學校一般也很難給老師批假。穆家駿曾經帶學生去內地交流考察，學生和老師都從中受益良多。在他看來，一線的年輕老師，尤其是通識、中史科老師，是最有需要去了解內地情況的，遺憾的是，教育局組織的不少“國情班”，只有校長、副校長級別的教師才可以參加。吳壁堅去年9月參加了一次為時一周的交流團，“收獲是很大，但自己也好辛苦”，之前要準備好所有的教案給代課老師，回來之後還要批改學生們積累一周的功課。
三位老師都希望，教育局能夠給學校多些資源或增補人手，讓老師們能撥出專門的時間去進修、學習。
2019年末，吳智滙利用聖誕假期參加了“華夏園丁澳門之旅”活動，獲益良多。活動中，不少內地、澳門老師不無擔憂地問他同樣的問題：香港的教育怎麼辦？這讓他十分感慨。在閉幕式上，吳智滙發表了演講，作為香港2000年教育改革之後培育出來的學生、作為香港教育體系下的新生代教師，他充滿自信地說：“香港的教育制度仍然非常好，尤其是它‘全人發展、終生學習’的目標。當然，這個制度不是盡善盡美的，其中一些不足的地方如今暴露出來，我們可以去改善它，但它有很多好的方面，我們應該告訴全世界，應該要努力繼續推行下去。”
(文章擷取於《紫荊》雜誌2020年3月號，原標題為：生病的香港教育也有希望火種，作者係本刊記者黎知明、羅影，文字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