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兆佳​：只有認清暴亂危害並努力補救 香港才能避免長期衰敗

去年中香港爆發“修例風波”，曠日持久的社會動蕩對香港社會的根基造成廣泛和難以修復的侵蝕。只有當大部分香港人清楚明了這場動亂對香港的根本性禍害、並願意採取措施和行動作出補救，香港才能避免走上長期衰敗之路。

 

文｜香港      劉兆佳

劉兆佳

 

主要制度和價值觀是

香港的寶貴“家底”

 

去年中開始，香港由“修例風波”觸動而爆發了一場回歸後最大規模的政治動亂，迄今尚未完結。這場動亂已經對香港的經濟、社會、民生、政治與管治、投資與營商環境以及國際聲譽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和傷害。更為嚴重而後遺症又更為長久和深遠的，是這場為時甚久的動亂對香港社會的根基所帶來的廣泛和難以修復的侵蝕。如果動亂不儘快戢止，長遠而言香港的生機更會被嚴重斲喪。

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大都會，香港的生存和發展建築在一系列現代制度和價值觀之上。那些制度和價值觀構成了香港社會的根基，也可以說是香港人長期以來引以為傲的香港寶貴“家底”。如果這個根基因為受到猛烈衝擊而動搖，香港社會也難以如過去般正常運作，而香港的繁榮穩定、生活方式、國際地位乃至對國家的價值亦將不保。

 

可惜的是，當不少香港人仍然沉湎於政治鬥爭的時候，他們尚未能察覺到自己社會的根基愈趨不穩所衍生的危機。只有當大部分香港人清楚明了這場動亂對香港的根本性禍害、並願意採取措施和行動作出補救，香港才能避免走上長期衰敗之路。

 

構成香港社會的根基的主要制度包括：法律和司法制度、管治架構（包括執法力量）、私有財產制度和專業體系。主要的價值觀則包括：守法意識、對政府和執法機關的信任、理性務實、互信包容、和平非暴力、尊重知識和真相。這些制度和價值觀關係密切，互為依托，共同構成現代社會的本質。它們是香港社會經過長年累月的歷史發展和艱苦實踐後才逐步形成的寶貴財產和文化傳承。從近年來民粹主義和種族主義興起重創西方社會原有的制度和價值觀等事態可知，香港原有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其實也是難得而易失，一旦失去了便難以尋回。

 

動亂損害香港重要制度

香港這場動亂對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的殘酷打擊是顯而易見的。為數眾多的抗爭者和暴徒特別是年輕人肆無忌憚地從事各種違法行為，比如進行非法遊行、示威和集會，堵塞道路，散播謠言，抹黑和攻擊政府官員、警察和公眾人物，甚至從事打、砸、燒等暴力行為，企圖以恐怖主義行動在社會上製造恐慌，悍然視法律法規和社會規範如無物。他們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乃正義公義之舉，能夠迫使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屈服，而且有利於推進香港的民主進程，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甚至可以把香港變成“獨立政治實體”乃至“獨立國家”。

更為令人揪心的是不少香港人乃至部分法律界和司法界人士對各類違法行為採取姑息、包容、同情乃至鼓勵的態度。部分法律界人士甚至鼓吹“違法達義”“公民抗命”和“暴力能夠解決問題”等歪理，策動年輕人以違法手段來促進香港的民主和人權，並吹捧那些年輕人為香港的“英雄”和“義士”。香港經過長年累月才得以建立起來的法治社會的形象和實質遭受了殘酷的打擊。

 

2月29日晚，香港又有暴徒聚集於旺角一帶，用雜物堵路及縱火（圖：文匯報）

 

儘管不時有人對香港司法機關的裁決有微言，特別是批評個別法官對一些自詡為“民運人士”“人權分子”或“反政府人士”的犯罪分子“網開一面”或“從輕發落”，但總體來說香港司法機關仍然得到香港人的尊重和信任。然而，這場動亂對香港的司法機關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一些過去慣常捍衛司法權威的反對派法律界人士也不時對司法裁決嚴加批評，特別是那些他們認為對違法抗爭人士“不公平”的裁決。這場動亂在香港社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政治分化和對立，在“敵我”矛盾示威濃烈的氛圍中，任何司法裁決都必然引起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的截然不同的激烈反應，而個別法官更被指名道姓惡意詆毀和攻擊，甚至遇到人身安全的威脅。一些激烈抗爭者更希望以恐嚇手段迫使法官怯於嚴正司法。西方媒體和政客作為這場動亂背後的支持者更屢屢質疑香港的司法機關，並誆稱香港的法官受到政治操縱或香港的法治已死。在這種惡劣和廣闊的政治鬥爭環境下，司法機關的處境十分困難，而其威望也難免受到相當程度的挫傷。

 

回歸以來，不認同香港的新憲制秩序的香港的反對勢力對香港特區政府無休止地攻擊、對抗和阻撓，已經造成了特區管治極為艱難的局面。在這場動亂中，外部和內部反華勢力為了癱瘓特區的管治和奪取管治權力，更全方位和全力向香港特區政府發動猛烈進攻，並利用各種方法煽動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不滿、誤解、懷疑和憤怒。更甚者是部分政府公務員公然批評和反對政府與警察，進一步削弱政府的管治威信。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因為這場動亂而備受衝擊，嚴重削弱了其原來本已不強的管治能力和管治意志。在內外反華勢力的猛烈攻擊下，特區政府動輒得咎、處處挨打、施政乏力，因此在政策制定和政策執行上都步履蹣跚，對推進經濟發展和紓解民生困苦極為不利。

 

2月28日，香港警方通報一宗未經批准集結和一宗刑事恐嚇案件，被拘捕的3人為“叛國亂港四人幫”之一的黎智英，以及反中亂港分子李卓人、楊森。圖為黎智英（中）當日獲准保釋離開警署。三人將於5月5日在東區法院應訊（圖：新華社）

他們的反政府“戰略”的核心，是要打垮一直以來享譽世界和深得香港人信任的香港警察隊伍，主要手法是蠱惑和驅動涉世未深但卻憤世嫉俗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和中學生不斷向警察使用暴力，迫使或“誘使”警察以武力進行遏制，然後混雜於現場的文宣人員有預謀地拍攝剪輯警察執法的片段，造謠誣蔑警察，同時以大量文宣材料抹黑警察，並對警察和其家人與朋友發動網上欺凌。由於不少香港人對年輕人的暴力行為比較包容和寬恕，內外反華勢力遂得以趁機在社會上燃起“仇警”狂飆，並希望藉此瓦解警察的士氣和摧毀香港特區的最重要管治力量。不過，由於香港的警察隊伍訓練有素，而那些人對警察的攻擊和誣陷反而讓警隊在同仇敵愾下更為團結一致。儘管內外反華勢力的意圖沒有得逞，但作為香港執法力量的核心的香港警隊在社會上的聲譽和公信力無疑已經受到不少傷害。這不但造成了香港治安出現明顯惡化的跡象，連帶香港作為治安良好之都的國際美譽也蒙上陰影。

 

作為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香港賴以成功的要素之一是對私有財產的尊重和保護。香港乃至西方的法律體系的核心原則是承認和保衛私有財產。儘管不少香港人對香港的貧富不均的狀況有怨氣，但在尊重私有財產制度的社會共識下，香港社會極少出現響亮的“平均財富”或“劫富濟貧”的呼聲。不過，在這場動亂中，違法暴力分子屢次大肆攻擊、破壞乃至焚燒那些與其政治立場不合的商戶，包括銀行、店鋪和餐廳，企圖讓其難以經營甚至倒閉，從而迫使香港的商人噤聲。雖然警方盡力保護商人的私有財產，但礙於警力不足，難以提供周全保護，以至有一些商號蒙受重大損失。部分商人在無奈之下只好縮減業務、結業乃至搬離香港。大部分商人為了避免麻煩而不敢譴責暴徒，小部分更“虛情假意”地表示肯定動亂分子。暴力分子基於政治理由踐踏私人財產的行徑對香港的投資和營商環境極為不利。既然妥善保護私人財產乃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特徵，這場動亂其實已經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香港的根基。

 

曠日持久的暴力衝擊對年輕人的影響尤為惡劣。香港警方於2月23及29日分別拘捕兩名中學生，他們涉嫌於2月12日在香港仔一間銀行內縱火（圖：香港警務處）

各類專業人士是香港社會的中流砥柱，而高端服務業更是香港作為一個高度現代化國際大都會的支柱。香港的專業人才素來不單以其專業水平能夠與先進國家的同行媲美而得到肯定，其專業道德操守更為各方所讚頌。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疫情，香港醫護人員的承擔、犧牲和忘我精神已經載入史冊。可惜的是，在這場動亂中，部分專業人士在“政治掛帥”和“敵我意識”的驅使下不但遺忘了他們作為專業人士的操守和承諾，反而蓄意從事一些有損社會利益和民眾福祉的勾當。部分法律界人士不斷漠視或美化動亂和暴力分子的違法行為，在法庭上和社會上竭力為他們辯護和開脫，公開在本地和西方媒體上指控香港特區政府和警察非法踐踏人權和自由，並要求西方國家插手香港事務和對香港施加制裁。當香港人面對新型冠狀肺炎的嚴重威脅、社會上瀰漫恐慌情緒之際，個別同情和參與這場動亂的醫護人員尤其是年輕從業員悍然“乘人之危”而策動罷工行動，企圖以病人為“人質”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同時藉機擴大抗爭隊伍，為日後的政治奪權計劃作準備。事實上，同樣的專業失德現象也發生在一些其他專業界別之中。經過漫長時間而形成的香港人對專業人士的信任、尊重和依賴因為這場動亂而受到磨損，而專業服務的可靠性也受到質疑。

 

動亂令香港人主要價值觀

經受嚴峻考驗

這場動亂除了損害了香港重要制度之外，香港人的主要價值觀也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側面反映了香港人的所謂“核心”價值其實基礎並不穩固，也並未得到香港人的篤信。在恐懼、仇恨、偏執、不安和“敵我”意識的籠罩下，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動亂和暴力分子已經在思想和行為上從自己一直以來賴以“自律”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讓自已公開或暗地裡“放膽”做一些過去自己不敢想和不敢幹的事。對那些人來說，“守法”與否視乎相關法律是否對自已的“政治陣營”有利、是否有助於打擊“對手”、是否符合自己對“公平公義”和“法治”的“理解”。由是，“違法達義”“公民抗命”和促進社會公平公義民主人權成為了違法行為的“理據”、護身符和道德授權。

 

“包容”在香港這個多元化社會素來被視為香港社會的本質。不過，過去幾十年來，連綿不斷的政治鬥爭早已讓“包容”在政治領域“蒙塵”。“黨同伐異”在不同政治派系之間已經成為常態。這場動亂不但進一步擴大了不同政治派系的鴻溝，使得他們之間的鬥爭更為激烈和惡毒，更讓政治鬥爭在社會上全面滲透擴散。家人、親戚、同事、朋友、生意夥伴等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時生齟齬，彼此甚至形同陌路。暴力分子更對持不同意見者經常以殘酷手法相向，持異議者容易被他們界定為 “敵人”“異類”甚至“不是人”。“包容互信”在香港社會大幅減少，社會關係、日常生活和機構運作受到嚴重損害。在這種環境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備受質疑，“對手”的公益慈善行動容易被批評為懷有不軌政治意圖，集體利益經常被個體利益所凌駕。同情與關懷變成了奢侈品。

 

在“包容互信”匱乏的情況下，香港人過去廣受國際社會讚譽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也大為遜色。作為一個典型的利潤掛帥的資本主義社會，錙銖必較、實事求是和客觀研判一直以來乃不少香港人的個性特質。可是，在這場動亂下，大量的非理性、情緒化、政治化和劣質化的言行充斥於市面。事實與真相讓路予虛假信息。很多人尤其是動亂分子按照自己的主觀喜好、政見、偏見、仇恨和鬥爭需要而判斷是非、對錯和真偽，甚至刻意炮製用以打擊對手的虛假新聞。種種極為反智和集體失智的現象十分普遍，就連不少知識水平較高的人也不能倖免。

 

港鐵大學站在“修例風波”中被暴徒嚴重損毀。圖為被火燒燬的車廂（圖：新華社）

曠日持久的暴力衝擊和本土恐怖主義的抬頭，成為了某種“暴力文化”滋生的溫床，對年輕人的影響尤其惡劣，充分表現在大批大學生和中學生因參與暴力衝突被警方拘捕。一向以來，香港人把穩定和秩序視為最高價值，暴力和動亂則是他們最反對和害怕的東西。這場動亂對香港社會造成的最深刻的傷害不單是暴力和恐怖主義所帶來的種種破壞和傷害，更是不少香港人包庇、同情和縱容暴力，甚至相信只有暴力才能迫使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答應他們的奪取管治權力的政治訴求。部分訴諸極端暴力的年輕人更被內外反華勢力大力吹捧，進一步強化了那些年輕人的“救港”使命感。經過大半年的動蕩，某種“暴力文化”在香港已然形成。香港社會容忍暴力的程度比以前明顯上升，而認同暴力能夠解決問題的人的比例也有所增加。這種事態的發展對香港的安定和發展肯定有害無利。

 

越來越多港人開始認真反思，

促使香港實現再出發

香港的主要制度和價值觀毫無疑問是它的寶貴“家底”，必須珍而重之，小心呵護，不能讓其有任何損傷。“家底”如果變薄了，香港社會的根基便不牢固，而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平與秩序也將不保。香港對國家的重要性和所能發揮的作用更將大打折扣。這場動亂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動搖了香港社會的根基，而不少香港年輕人對香港的“家底”既不認識、更不懂得珍惜，無疑已經引起不少香港人的擔憂。諷刺的是，動亂分子稱策動動亂的“初心”是要捍衛香港的制度和“核心價值”，但那些制度和“核心價值”卻反而因為他們所策動的動亂而崩壞。

病毒在動亂時期在香港肆虐，使已經水深火熱的香港陷入更嚴峻的困境。然而，一個積極的發展趨勢卻似乎正在萌芽。越來越多的香港人看來正在開始認真對這場動亂進行反思，並認真思考香港的生存與發展的基礎和條件。從比較樂觀的角度觀察，理性和務實心態有望在香港重新抬頭，並促使香港人開啟修復和重建制度和價值觀的工作，實現香港再出發。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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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莫潔瑩、趙珊

編輯：李博揚、邸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