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正值美國大選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與股市巨幅震蕩的雙重壓力下，特朗普政府的當務之急是確保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的經濟穩定。因初期抗疫不力引發廣泛批評，當前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由松入緊，轉向積極抗疫，並不斷加碼，同時也顯露出美國在疫情防控方面的天然優勢與不足。由於尚未做到“應測盡測”，預計美國實際疫情可能比公布的嚴重得多，抗疫形勢面臨嚴峻挑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紐約等疫情嚴重的地區執行多項減少人口聚集的措施，昔日的鬧市如今已冷冷清清（圖：新華社）
美國抗疫的“長”在於，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預警和應急管理能力突出，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全球衛生安全指數”中評分最高。這一方面是因為自然和社會突發事件的頻發，促使美國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體系較為成熟，例如9．11事件、炭疽事件、SARS及甲型H1N1流感等多次考驗並增強了美國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上下聯動的指揮體系高效協調和運作，有助於政府、社會、公民層面出台強有力的整合措施。
美國是聯邦制國家，衛生行政實行聯邦、州和地方三級管理制度。抗擊流行病的責任並不集中在聯邦政府，而是分散在各州2,000多個衛生部門。州內的傳染病突發事件一般由各州先行處理，聯邦政府只是在危機超出州和地方政府的處理能力或者需要跨州協調時，才提供補充性的幫助。目前，全美50個州和華盛頓特區已相繼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進入緊急狀態或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各地出台嚴控措施。例如，紐約州首次設立隔離區，新澤西州、康涅狄格州等地發布宵禁建議，舊金山宣布封城，各州高校幾乎全部暫停面授課程，改為網絡授課。在地方層面，大都市醫療應對系統（MMRS）通過地方的執法部門、醫院、公共衛生機構和其它“第一現場應對人員”之間的協作與互動，使大都市能在城市範圍內管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在全國應急資源被動員起來之前以自身力量控制危機事態。
從聯邦政府層面看，總統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土安全部及其下屬的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以及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和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形成公共衛生應急的決策、協調、執行體系，環保、能源、國防等有關聯邦政府部門給予支持。為應對疫情，特朗普於2月底任命由副總統彭斯牽頭協調的政府工作組。3月13日，他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啟動FEMA“8號緊急支援功能”，敦促各州立即建立緊急行動中心、加快增購醫療設備。3月18日，特朗普自稱“戰時總統”，並援引1950年《國防生產法》，擴大美國國內防護口罩和防護服生產規模。美軍還動員國民警衛隊和美軍預備役，在18個州建立了野戰醫院，出動14個病毒實驗室進行檢測，派遣2艘醫療船馳援地方。與此同時，政府向國會申請多輪救助資金，用於免費開展新冠病毒檢測、支持疫情期間帶薪病假、擴大失業保險、擴大食品補助等，以應對疫情對經濟的影響。此外，各級政府部門還廣泛吸納社會各方廣泛參與，聯合個人、社區、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各方力量，形成夥伴關係，這些有助於增強應對舉措的整體性和精準性。
3月14日，在美國洛杉磯一個超市外，民眾冒雨排隊等候開門購買生活必需品（圖：新華社）
美國抗疫的“短”則在於，儘管制度設計良好，但美國固有的政治文化、經濟偏好、價值觀念等仍是應對新冠疫情的薄弱環節。
第一，政治考量降低了抗疫效率。特朗普自2016年當選總統以來就飽受“合法性”危機，好不容易終結“通俄門”調查、闖過國會彈劾關，以“勝利者”姿態走入大選季，鎖定共和黨提名，正在觀望民主黨初選亂象並試圖從中漁利，此刻爆發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對他而言實在不是好消息。一方面，特朗普擔心疫情攪亂選舉進程和議題，增加自身的政治脆弱性。因此，他一度試圖淡化疫情對美國的影響，堅稱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不斷發出與衛生領域專家、學者相矛盾的信息，表現出對公共衛生事務不專業、不認真的態度。另一方面，黨派利益衝突也把抗疫變成了政治炒作的工具。在特朗普看來，“新冠疫情是民主黨進行競選的政治騙局”，民主黨則指責特朗普對群眾隱瞞重要信息。隨著疫情迅速蔓延並產生經濟社會的連鎖反應，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危機不斷升級。
第二，經濟優先高於公眾健康。經濟增長強勁、失業率水平低是特朗普執政的王牌，也被他視為競選連任的法寶。疫情發生初期，特朗普政府不願在國內採取強有力的阻隔行動，擔心此舉將損害美國經濟和就業增長，因而有預警不足、輕描淡寫、盲目樂觀的表現。2月底，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出資金短缺預警，而在兩個星期之後，白宮才向國會提出應急資金申請。反應脫節可能使美國錯過最佳控制時期，導致社區傳染不斷增加。在股市暴跌後，聯邦政府的應對重點也是放在經濟刺激方案上，試圖推進降低工資稅以刺激消費的計劃，而非為全力抗疫做準備。
第三，疾控體系改革存在漏洞。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政府極力推動廢除奧巴馬醫保法案，反對“全民醫保”理念，鼓勵購買商業保險解決個人醫療問題，大幅削減公共衛生預算和社會福利，減少公共衛生投入。這些主張和政策的弊端已在應對疫情中暴露出來。例如，在2014年非洲埃博拉疫情爆發後，奧巴馬政府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辦公室和國土安全部分別設立了追蹤和應對疫情威脅的協調中心，這兩個機構已在2018年被解散，導致美國應對流行病的準備程度遠不如以往。在2021財年預算申請中，CDC預算同比減少約16%，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減少10%，國立衛生研究院減少30億美元。這意味著製藥企業在疫苗和相關藥物研製方面缺乏激勵措施。3月11日，CDC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在眾議院預算聽證會上表示，資金短缺阻礙了聯邦政府對疫情的反應。
第四，個人自由權利高於公共利益。美國有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傳統，很難像中國那樣防控疫情，無論從法律還是文化上都對“細致跟蹤”和“嚴格隔離”有抵觸。例如，美國法律規定，可以對接觸過相關病毒的人進行強制隔離，但這需要有醫學依據。對除此以外的更多人進行檢疫隔離，則會被視為施加國家權力的一種極端形式，是公共利益對個人權利的侵蝕。這就使得那些看起來不太可能接觸到病毒的大多數民眾，被認為只有很小的直接危險，但實際上，人們可能成為連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的病毒傳播者。
當前美國防疫政策還有一個特點是“內松外緊”。這主要是因為，特朗普政府基於“美國優先”，奉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試圖將注意力向外轉移，既掩蓋國內選情困境和股市風暴，也把自身牢牢鎖定在大國競爭的軌道上。例如，自中國疫情開始受到世界關注，美國的反應最激烈，首先做出關閉領事館、大面積停止航線、全面限制中國公民入境的舉動，並且發出對中國抗疫的種種負面言論。一些美國政客指責中國抗疫“不透明”“不及時”“不合作”，炮製病毒來源“陰謀論”，要求中國人民“道歉”。中美關係“脫鉤論”者利用中國因停工造成以中國為中心的製造業供應鏈吃緊這一暫時局面，渲染西方的脆弱和中國的“不可靠”。特朗普本人還專門強調“中國病毒”，加劇了兩國外交摩擦，引發民間針對華裔的種族主義言論和攻擊行為。這可能是特朗普複製2016年大選時將攻擊移民與少數族裔作為拉動選情的一個策略，運用歧視性的種族語言，製造分裂性的政治話題，激起民眾情緒對立，從而鼓舞本黨選民的投票熱情，傷害的卻是美國抗疫和中美關係發展的大局。
歸根結底，新冠肺炎疫情以一場全球危機的方式表明，人類是命脈相連、興衰相依、禍福與共的相互依賴體。全球相互依賴的深化，意味著國家間零和的生存競爭關係走向正和的共生關係。病毒無國界，抗疫如戰爭，保護人民健康利益和人類福祉應當是國際社會的集體自覺。世界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協調合作、守望相助，合作才是人類抗擊大規模傳染病的唯一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