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終將迎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

關於這次疫情的全球後果，尤其是對現存世界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影響，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已經做出了判斷。從相對謹慎而積極的角度，我認為也許這次空前巨大的危機將會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儘管目前對疫情的反應或者回應是以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方式為主，但是我們知道，真正能最終克服這場全球危機的只有全球合作、全球行動。我們最終將迎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

文｜新加坡       龐中英

有觀點稱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圖為美國紐約醫護人員將一名患者送入醫院。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截至美國東部時間4月21日，美國確診病例已超80萬例，死亡超4萬例（圖：新華社）

重要人物的判斷在影響世界各地

對危機的理解和應對

關於這次疫情的全球後果，尤其是對現存世界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影響，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已經做出了判斷。在互聯網上搜索，會發現有天文數字的文章聚焦於以下幾個觀點：

一是“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危機”。這一說法來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古特雷斯發出這一判斷前，把新冠病毒危機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等量齊觀的聲音已不絕於耳。倘若真是這樣，二戰結束後75年的世界總體長期和平將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二是“大蕭條”說。該說法認為這次疫情不只會帶來經濟衰退（recession），而是將更加嚴重，甚至帶來類似1929年那樣的“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前者持續時間不長，恢復起來相對容易，但後者則是“重症”，挽救不回來就會造成包括大小經濟體在內的“全球經濟崩潰”。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不同程度的經濟停頓、失業、物價飛漲等初期的混亂。如果各國“重啟”經濟活動失敗，暫時“中斷”的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得不到恢復，並有人為推動的“脫鉤”，那麼“大蕭條”之說將得到更多經濟學家的支持。

三是“現有世界秩序垮塌，不是新的世界秩序，而是新的世界失序（the New World Disorder）正在到來”。署名為近百歲的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美國定要在保護公民免於疾病威脅同時開始緊急工作為新的時代做準備》在《華爾街日報》發出。基辛格並沒有說目前的世界秩序已經解體，但是文中這方面的意思是明確的。

四是這是“對人類存在的威脅”（existential threat），是人類“存在（與否）的時刻”（existential moment），是“存在（與否）的危機”(existential crisis)。

那麼，如同“過去”那樣的世界（不管如何理解“過去”），是不是“回不去”了？被稱為“美國鍾南山”的白宮醫學顧問、著名病毒學家安東尼．福奇認為，我們可能“回不到”這次病毒危機之前我們已知的“正常”世界了。不過，福奇隨後指出，疫情緩解後，“正常生活”將慢慢“回來”。英國女王也發表演講，認為一定能戰勝疫情，“我們大家都還能相見”。

未來，隨著疫情的全球演變，應該還有更多的大人物站出來說話。這裡我要說的是，由各界重要人物做出的重大判斷，在人類的存亡時刻，不管未來是否經得起證實，都在影響或者塑造著世界每一個角落對當前危機的理解和應對。

 

根據英國國家經濟社會研究院的模型研究，疫情至少會使2020年全球經濟總量相對基準水平下降4%。圖爲4月13日，在英國倫敦，一名戴口罩的男子經過關閉的店鋪（圖：新華社）

世界正在經歷著兩大“斷裂”

在恐怖的本體危機下，世界正在經歷著兩大“斷裂”。

第一個是“大中斷”（disruption），是結構性的、體系性的、突發性的。我們目前遭遇的就是這種大中斷。麥肯錫研究院早在2019年1月就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發布了題為《為一個中斷的世界導航》（NAVIGATING A WORLD OF DISRUPTION）的報告。該報告詳細研究了一些導致世界經濟發生“中斷”的“勢力”（the disruptive forces）。人們要了解或者理解什麼是這樣的大中斷，看看由於全球大疫情導致的世界變化就明白了。2019年9月16日，我發表了題為《中國應高度重視全球經濟中的系統性“中斷”》的文章，強烈建議中國要未雨綢繆，為世界經濟系統中的“中斷”情況做最壞準備，並為世界經濟系統的“中斷”提供解決方案和行動。

第二是“大阻斷”，為了解決上述的“大中斷”，而不得不中斷一些重大的經濟活動和普遍的社會聯繫。必要的“大阻斷”（circuit breaker），包括強制性的“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需要建立，原來密切的人際關係突然不得不發生大改變。

第一個“大中斷”告訴我們，世界體系，越是複雜的體系，“大中斷”的後果越嚴重。我們生活在一個“大中斷”可能發生的世界。今後還會有其他問題導致的“大中斷”。

第二個“大阻斷”告訴我們，世界需要適當保持距離，即使在平時也是需要的。因為適當的距離不僅是禮儀，而且是相處的正常規範。在這場危機前，全球化已經開始調整，即讓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適當地分開。“去除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勢力甚至要求相互聯繫的世界激進地分開，即“脫鉤”（decoupling）。具有極大諷刺意味的是，有的國家，如美國，激進分子在政治上做不到的“脫鉤”，新冠病毒卻意外做到了。

 

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

暴露了過去被嚴重忽視的問題

“大流行”本身也是大隱喻。這次危機期間，愛讀書的人們翻出了很多關於歷史上的大瘟疫的歷史學、文學等著作。這其中，包括美國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作於1978年的、後來被稱為經典名著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一書。

我們的世界病了。在這次疫情期間，有許多思想家都使用“疾病”之隱喻，為世界存在的問題而痛心疾首。其實世界病了不是新聞。20世紀60年代，諸如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之類的非政府機構就開始強調“全球問題”。時至今日，叫做“全球問題”的問題實在是太多、太複雜了：貧富不均；核武器的擴散、核能的運行安全；海洋的污染導致的生物多樣性喪失；老齡化、少子化；氣候變化；等等。新冠病毒無疑是新的全球問題，與其他“全球問題”一起作用，可能使全球問題到了爆炸的邊緣。

新冠病毒的全球蔓延暴露了過去被嚴重忽視的、缺乏治理的問題。缺少足夠健康保護的在全球尋求生計的勞工，在收入、居住等處境惡劣的情況下，極其容易被病毒擊穿。在新加坡，著名學者許通美（Tommy Kone）仗義執言，指出號稱“第一世界”優秀者的新加坡也存在極易感染病毒的“第三世界”一般的“客工宿舍”。

但是我們要知道，“疾病作為隱喻”的深刻性也透著其荒謬性。因為對疾病及其帶來的社會危機深深恐懼，有人指出桑塔格過分誇大了疫情及其後果。此外，荒謬性還來自於我們出於“人定勝天”而對病毒的過分責難和過分圍攻，卻忽視了對病毒發生、傳播以及我們到底如何對待病毒的“天人合一”審視。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4月14日晚間通過發言人發表聲明說，世界衛生組織必須得到支持，這對全球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的努力絕對關鍵。這是2月11日，世衛組織宣布將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命名爲“COVID-19”（圖：新華社）

 

全球治理的危機正在全球大疫情中加劇

由於英語思維的傳播，中文的“瘟疫”只被理解為英文的病毒（virus）。實際上，“瘟疫”代表了一種中國哲學、中國文化的二分（dichotomy）。“瘟”和“疫”必須區分開來，他們是相互聯繫、相互作用的。前者近似於“天災”，後者近似於“人禍”。“疾病的隱喻”之類的記錄或者反思大疫情的作者寫的更多的不是“瘟”而是“疫”，是“瘟”與“疫”之間的惡性循環，更多不是自然意義上的而是社會意義上的。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當時世界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即5億人感染，1,700萬至5,000萬、甚至可能高達1億人死亡，使其成為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大流行病之一，僅次於歐洲的黑死病。歷史學家一般認為1918年流感大流行導致的死亡人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死的人數還要多。

當時並沒有今天這樣的普及於工業發達國家或者地區的衛生保健制度和在全球層面的衛生治理。當今抗擊疫情，各自為陣，民族主義而不是國際主義似乎佔據上風。在全球各地已經產生了不同的國家為中心的“抗疫模式”。這些模式，有的暫時有某種效果，但是缺乏對疫情的全球治理——全球解決方案，缺乏國際協同，甚至不能全面放下其他分歧、差異、爭端合力抗疫，終於也將使任何“成功”的國內模式難以持續。

這是一個最需要全球治理卻沒有有效及時的全球治理的悲慘時刻。有人認為目前的全球治理、或者全球治理體系瓦解了，不能幫助我們解決諸如新冠病毒這樣的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戰。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聯合國世衛組織的全球治理，“疫”將加劇。

全球治理，尤其是全球衛生治理，可能成為這次全球大危機的一個犧牲品。在這場危機之前，一系列全球機構，包括幾個“世界”開頭的國際組織，已經受到削弱，甚至陷入危機。我們需要清醒地意識到，全球治理的危機正在全球大疫情中加劇。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3月11日宣布本次疫情為全球大流行。這一宣布一個多月後的今天，新冠病毒已經重創全球212個國家與地區，許多人都在關心各自國家的“峰值”何時到來，何時其國家曲線被“壓平”，卻不關心“全球峰值”何時到來、如何“壓平”全球曲線。亞洲、非洲、拉美等地的疫情局勢正在嚴峻。

令人憂心的是，解決全球問題的全球集體行動從來都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這次在克服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也沒有例外。1918年如果有世衛組織的話，也不會那麼悲慘。世衛組織在二戰後的誕生，本來是世界和平與進步的標誌之一。而當前世衛組織陷入全球風暴的中心。近80億的全球人口如果徹底陷入疫情，全球死亡人數可能超過1918年大流感。

 

也許這次空前巨大的危機

將帶來嶄新的世界秩序

這場全球危機可能持續很長時間。全球的決策者、攸關者、行動者、執行者都要考慮世界新的生路。

瘟疫在無情地終結歷史，同時，瘟疫又在令人興奮地開啟歷史。這是復合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的。羅森所著的《查士丁尼的跳蚤：瘟疫、帝國與歐洲的誕生》一書告訴我們，正是黑死病催生了歐洲文明。從相對謹慎而積極的角度，我認為也許這次空前巨大的危機將會帶來一個嶄新的世界秩序，儘管目前對疫情的反應或者回應是以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方式為主，但是，我們知道，真正能最終克服這場全球危機的只有全球合作、全球行動。我們最終將迎來全球合作的新時代。

這裡不得不評論幾句中美關係的未來。截止目前，這次遭受最大創傷的國家或者地區是中國、歐洲和北美。這三大地區是全球經濟的重心之中心，對世界經濟具有絕對的系統重要性。中美關係向何處去決定著疫情之後的世界向何處去。不過，與對中美關係的悲觀論不同，我認為，這次疫情其實提供了一個解決目前中美貿易戰的折中範式。未來，這個範式意味著中美可避免傷筋斷骨、甚至“修昔底德陷阱”之悲劇的“脫鉤”，也不會回到以前的那種缺少必要的“防護”的深刻相互依存。從現在起，在中美貫徹2020年1月15日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基礎上，建立和維持一段時間的中美的“社交距離”，如同各國政府目前的國內“封城”，然後，等疫情大體結束，重建中美關係。保持“社交距離”，如同聯合國維和行動採取措施讓暴力衝突的雙方“脫離接觸”，雖然是痛苦的，卻可能有助於中美關係的未來之健康。

有關全球治理，不管有人如何批評世衛組織，我們都知道，世衛組織作為不是世界衛生當局的全球層次上的協同機構，在各國、各社會、各種族之間高度聯繫的情況下，是不可或缺、無法替代的。氣候變化只能全球治理，傳染病毒也只能全球治理，因為氣候變化和病毒並不知曉或者尊重國家或者國家集團的“邊界”。疫情中，對世衛組織的批評，不管對錯，世衛組織都要反思，在新的改革中再造自身，變成真正的全球衛生組織。當前的危機，是世衛組織浴火重生的起點。但是，任何狹隘地弱化、打擊、取消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政策都是對本國人和全人類不負責的，是大錯特錯的。中美應該在世衛組織重建諒解、信任與合作。

有關世界秩序，如同基辛格所說，這次世界秩序受到的改變是永久性的。其實，任何重大危機對世界秩序的改變都是永久的。問題是，這種改變如果是1945年以後建立的聯合國及其體系、國際經濟組織，尤其是那些帶著“世界”二字的國際組織的徹底崩潰，世界的代價將太大，無法承受。我們應該堅決反對解體聯合國、積極預防聯合國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解體。這次危機前，美國等一些國家退出一些重要國際組織或者國際協定。危機後，美國可能繼續“退群”。不過，我們要清楚，“退群”是美國政府所為，並不代表著整個美國離開了現有施行全球治理的國際組織。以氣候變化為例，美國的一些州政府、新興產業、科技創新、公民社會組織、個人等，都繼續在困難的情況下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我們也預期，疫情之後的美國，終歸不會全民孤立於全球治理之外，美國人民終歸要與其他國民一道重建世界秩序。

 

（作者係中國海洋大學國際關係學特聘教授、

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訪問高級研究員；

大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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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莫潔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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