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會議反復提及加快“新基建”，市場也在高度關注“新基建”這個熱點。現在學術界已經有觀點質疑“新基建”擴張政策會產生擠出效應、造成新的市場扭曲、破壞高新技術產業的生態，而且最終可能無法實現“刺激計劃”的初衷。科學的態度是要把“新基建”內嵌於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使其客觀上發揮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作用。對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應該更多地從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角度理解和認識，而積極推進“新基建”，不能忘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主線，要從優先和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入手。
當前資本市場上流行觀點認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電力物聯網）、高鐵（軌道交通）、充電樁（新能源汽車）、數據中心（雲計算）、人工智能、工業物聯網。圖為施工工人在特高壓鐵塔上進行檢修作業（圖：中新社）
如果把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等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界定為新型基礎設施，那麼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稱“新基建”）並非一個全新的事物。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出：要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我國發展現階段投資需求潛力仍然巨大，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隨後，在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2019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針對下半年經濟工作，再次強調要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甚至，可以把“新基建”上溯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時全球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努力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極大促進了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加速拓展，自此以後上述所謂新型基礎設施一直是全球投資和資本市場追逐的方向。
在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最近中央會議反復提及加快“新基建”，市場也在高度關注“新基建”這個熱點，有人將其作為新的“刺激計劃”。的確，加快“新基建”有擴大內需、保證2020年經濟增長目標實現這方面的功能，但是，“新基建”並不新，實際上更是上述政策的持續。如果“新基建”是作為政府應對疫情衝擊的“刺激計劃”，而不是中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要，我們可能會重蹈2008年推出迄今仍頗具爭議的“四萬億計劃”的舊路。現在學術界已經有觀點質疑“新基建”擴張政策會產生擠出效應、造成新的市場扭曲、破壞高新技術產業的生態。而且由於這種“新基建”無法進行科學準確的產業選擇和規模確定，會產生“刺激不夠”和“刺激過度”兩種可能，最終可能無法實現“刺激計劃”的初衷。科學的態度是要把“新基建”內嵌於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需要，使其客觀上發揮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作用。具體而言，新型基礎設施應該理解為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現代化經濟體系三個層面的基礎設施，“新基建”要能夠服務於高質量工業化、高質量城鎮化戰略，要能夠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才能真正服務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避免回到“大水漫溉”的老路上。
3月5日，中國首個“5G+ 智慧路燈充電樁”在浙江舟山投入使用（圖：新華社）
當前資本市場上流行觀點認為新型基礎設施主要包括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電力物聯網）、高鐵（軌道交通）、充電樁（新能源汽車）、數據中心（雲計算）、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在此之前，一些技術研究機構將新型基礎設施定義為融合感知、傳輸、存儲、計算、處理為一體的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實際上，這些界定雖然比較具體，但內涵還是過於狹窄，無法真正詮釋新型基礎設施之“新型”的全部內涵。
“新型”應是和“傳統”相對應，新型基礎設施應該對應的是傳統基礎設施。傳統基礎設施一般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鐵路、公路、機場、港口、電網、水利設施、城市設施等傳統工業化的基礎設施，基本上是基於上一輪工業革命的機械技術、電氣技術、通信技術等應用的結果。新型基礎設施則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設施，所謂新型工業化則是在傳統工業化基礎上疊加了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等要求，是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的信息技術、智能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產生和應用的結果，新型基礎設施既包括新一代智能化信息基礎設施和新能源基礎設施，也包括傳統基礎設施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改造後的設施。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應該是新型工業化的基礎設施，不僅包括新一代智能信息基礎設施，而且還應該包括與綠色化相關的各類基礎設施；不僅包括上述七大領域，還應包括支撐不斷深化拓展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各種基礎設施。
由於中國是後發現代化國家，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並不是傳統的工業化道路，而是融合了信息化、綠色化等要求的新型工業化道路。2002年中共十六大就提出了新型工業化道路，中共十八大又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道路。在新型工業化道路上中國快速推進了工業化進程，基於工業化理論測評，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步入工業化後期。
但是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還存在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工業化的質量還亟待提升。一是各區域工業化進程不平衡，一些區域的工業化水平不充分。到“十三五”結束，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等已經步入後工業化階段，但仍有相當數量的中西部省份基本還處於工業化中期；二是產業發展的結構不平衡，創新能力和高端產業發展不充分，鋼鐵、石化、建材等行業的低水平產能過剩問題突出並長期存在，而高端產業發展不夠和產業價值鏈高端環節佔有不足，自主創新能力還有待提升；三是工業化速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不平衡，綠色經濟發展不充分，14億人口的快速工業化進程，給資源環境的承載提出了極大挑戰。
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發展理念指導下針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經濟發展，與此相適應，中國新型工業化道路也需要從高速度工業化戰略轉向高質量工業化戰略，要以五大發展理念為指導針對上述工業化進程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積極推進高質量工業化戰略。因此，“新基建”需要支撐高質量工業化戰略，針對上述區域發展、產業發展和綠色發展等方面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進行新型基礎設施的項目選擇、融資投資、布局選址等一系列建設決策。這意味著“新基建”絕不僅僅是今年短期的經濟增長問題，而是“十四五”規劃乃至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問題。
伴隨著工業化進程，城鎮化進程會不斷推進，這是一個現代化的普遍規律。隨著中國新型工業化進程的深化，中國也開始不斷推進新型城鎮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明確指出緊緊圍繞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走以人為本、“四化同步”、優化布局、生態文明、文化傳承的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城鎮發展需要大量的城市間和城市內的基礎設施，城鎮化需要大量基礎設施建設，新型基礎設施也應該與新型城鎮化要求相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求“四化同步”發展，也就是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而新型城鎮化要與新型工業化良性互動，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要相協調。從更廣泛的意義上看，新型基礎設施應該是“四化同步”發展的基礎設施，不僅僅要滿足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要求，還要滿足城鎮化與工業化良性互動、與農業現代化協調的要求。
具體而言，新型城鎮化的要求可以體現為建設智慧城市、綠色城市、森林城市、海綿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等一系列類型的現代化城市的要求，還體現在城市群、大都市圈建設的要求，這些要求也是高質量城鎮化戰略的目標，“新基建”就是要建設符合現代化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求的基礎設施。要支撐高質量城鎮化戰略，“新基建”一方面布局全新的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城市基礎設施，如新一代智能信息網絡，包括F5G﹙千兆光纖寬帶﹚、5G、物聯網、雲計算、邊緣計算、新型互聯網交換中心等，另一方面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綠色技術與交通運輸、能源水利、市政、環保、公共衛生等傳統城市基礎設施進行融合，對傳統城市基礎設施進行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而建設形成的新基礎設施，例如通過信息技術與傳統基礎設施的深度融合，形成工業物聯網、車聯網、電力物聯網、城市感知設施、智能化市政等。
高質量城鎮化戰略，不僅包括單體城鎮發展，還包括建設城市群、都市圈的發展，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國務院已經先後批復的城市群包括長江中游城市群、哈長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長江三角洲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北部灣城市群、關中平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蘭西城市群、粵港澳大灣區等。2019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於培育發展現代都市圈的指導意見》，各地紛紛出台了一批都市圈建設規劃。未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量很大，這既包括城市群的城市和城市之間高速、便捷、綠色、智能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還包括都市圈中城市和郊區、中心城市和衛星城市之間交通、信息等基礎設施以及各類公共設施。總之，支撐新型城鎮化戰略，將是“新基建”的一個主戰場。
“新基建”就是要建設符合現代化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要求的基礎設施。圖為作為重慶璧山區海綿城市濕地工程組成部分的小城濕地公園（圖：新華社）
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相應的經濟體系也需要從傳統經濟體系轉向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需要現代化的基礎設施，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都是現代化的方向和要求，因此新型基礎設施是現代化基礎設施，構成了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礎設施。制約傳統經濟體系轉向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矛盾在於供給側質量不高，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要提高經濟體系的供給質量，需要破除無效供給、提高有效供給，以更好地滿足需求，也就是需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需通過“新基建”進行基礎設施創新，從而提高基礎設施供給質量，促進數字經濟、智能經濟和綠色經濟的發展，進而推進經濟轉型升級，從而實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
但是，加快“新基建”並不必然就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5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中國經濟工作主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以改革體制機制的辦法推進供給結構調整、提高供給質量，以更好地滿足需求，進而實現經濟平穩健康發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要求是深化市場化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通過更加完善的市場體制機制這隻手來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而不是用政府這隻手直接干預供給結構、實現經濟結構調整。也就是說，“新基建”如果只是政府投資，試圖通過政府投資來提高經濟供給質量，雖然這可能會大幅度拉動投資、擴大內需，產生直接的從需求側刺激經濟增長的功能，但由於沒有很好地利用市場機制，不能認為“新基建”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基建”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要求“新基建”投資與項目更多地是尊重市場規律、市場機制發生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政府通過選擇性產業政策進行大規模投資刺激的作用的結果。“新基建”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對市場上熱盼通過“新基建”大規模刺激經濟的否定。雖然基礎設施一般具有公共性，也需要大量的資本，這需要政府的超前規劃和投資，但是要想獲得長期經濟效率，基礎設施建設也必須堅持優先和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原則。尤其是新型基礎設施與傳統基礎設施具有很大區別：一方面市場前景不確定性較大，選擇性產業政策的適用性不高，另一方面近些年在市場機制推動下這個領域已經有了很好的發展成就。因此，“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導，但切勿過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當前疫情衝擊、宏觀經濟目標實現壓力增大、地方政府投資熱情高漲的背景下，更需要對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總之，對中央提出加快“新基建”，應該更多地從促進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角度理解和認識，而積極推進“新基建”，不能忘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工作主線，要從優先和充分利用市場機制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