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專稿】 梅新育：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國重啟發展之道

確保我國國內經濟和民生穩定發展，從來就是我們應對一切內外衝擊、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自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初步得到遏制起，復工就是中國疫後經濟重啟和社會生活正常化的關鍵。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並急劇轉向、中國之外已成全球疫情擴張“主戰場”且很有可能大面積失控的情況下，中國在保證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儘快實現全面復工，已經成為決定此次全球抗疫成敗的關鍵。

文｜北京 梅新育

中國在保證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儘快實現全面復工，已經成為決定此次全球抗疫成敗的關鍵。圖為3月5日，阿特斯光伏電力（洛陽）有限公司的員工在硅片分選車間作業，當天河南省洛陽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已超90% （圖：新華社）

確保我國國內經濟和民生穩定發展，從來就是我們應對一切內外衝擊、實現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自2月中旬新冠肺炎疫情初步得到遏制起，復工就是中國疫後經濟重啟和社會生活正常化的關鍵。從2月下旬起，我就一再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並急劇轉向、中國之外已成全球疫情擴張“主戰場”且很有可能大面積失控的情況下，中國在保證防疫安全的前提下儘快實現全面復工，已經成為決定此次全球抗疫成敗的關鍵。因為中國本來就是全世界遙遙領先的第一製造業大國和貨物貿易出口大國，早在建國六十周年大慶之前就已經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有工業門類的國家，且十多年來地位越發鞏固，在此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又成為率先走到疫情尾聲的大國，因此是當仁不讓的全球抗疫物資供應“軍工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率先走到疫情尾聲，是此次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中的最大幸事。

 

在危機中奮進崛起的底氣

 

從國際經濟政治競爭的視角來看，長久以來，西方極端勢力一直企圖不擇手段維護西方和美國霸權，打斷中國發展勢頭。自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這些極端勢力絲毫不加隱晦地追求推動美國、乃至整個外部市場與“中國製造”脫鉤，視之為逆轉中國發展勢頭的關鍵，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敵視中國的勢力又在竭力為此推波助瀾。在此背景下，中國2月中旬以來的復工和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環境下的經濟社會生活全面重啟，更攸關整個國家、民族能否保持持續發展勢頭，最終魚躍成龍，而不是就此戛然止步，甚至陷入起飛夭折的境地。

從經濟周期長波來看，2014年以來，世界經濟本來就已經進入低增長階段並可能延續10年左右；在中美貿易戰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雙重打擊之下，世界經濟增長動力進一步顯著衰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追求的經濟發展目標已經不能過度傾注於絕對增長速度，而應當將關注重心更多地轉向相對增長目標，而且我國完全有可能在這場危機衝擊中擴大經濟增速相對於別國的優勢，從而鞏固、增強我國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基礎，提升我國在全球經濟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因為在宏觀層次上，無論是國家，還是行業、公司，其增長前景絕不僅僅取決於絕對指標，更取決於相對指標。由於存在利益分配問題，危機時期各國絕對增長速度都在下降，有潛力的國家和行業儘管絕對增長速度也在下降，但相對增長卻在加快，也就是說其增長率超過競爭對手的幅度擴大了，這樣，在復蘇時期就能夠得到更大的份額，更多的收益。

10年前，國際金融危機高潮時，我就多次講過這樣的道理：比如說，在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這樣的繁榮時期，中國的增長率有13%，主要競爭對手的增長率是8%，中國增長率比對手高5個百分點；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蕭條時期，中國的增長率降到了8%，可能在國內外輿論界引起一片驚呼：哇！中國危機！經濟增長率大幅度降低5個百分點！但這個時候主要競爭對手的增長率降到了1%，甚至是負增長，中國增長率超過對手的幅度有七八個百分點，比繁榮時期反而領先更多了，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提高更快了，在國際經濟利益分配格局中所得的份額更大了。

道理明白了，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這次重演以往在危機衝擊中奮進崛起的底氣何來？來自我國經濟社會韌性強大的基本面，來自我們一騎絕塵、遙遙領先於其它經濟大國和所有發達國家的抗疫實績。

自2月26日海外每日報告新增確診病例數超越中國以來，全球抗疫的“主戰場”迅速轉向中國之外。我設定了“全民確診率”和“全民死亡率”兩項指標衡量各國/地區疫情嚴重程度，分別指累計新冠肺炎確診、死亡病例數佔總人口比例，以4月16日24時中國疫情數據作為判斷各國/地區疫情是否嚴重的標杆，整理計算了7組107個國家的疫情數據。結果發現，截至北京時間4月16日24時，這7組107個國家中，共有82個國家全民確診率超過中國，58個國家全民死亡率超過中國。盎格魯－撒克遜“五眼聯盟”加上日韓、獨聯體外的歐洲國家全民確診率全部超過中國；除澳大利亞、新西蘭之外的“五眼聯盟”國家，韓國，除斯洛伐克、拉脫維亞、梵蒂岡3國之外全部歐洲國家全民死亡率超過中國；西方七國集團（G7）成員國全民確診率全部超過中國，除日本之外的七國集團成員國全民死亡率全部超過中國。而且，發達國家、其它主要經濟大國全民確診率和全民死亡率指標超過中國的倍數，往往是幾十倍甚至百倍以上。隨著疫情發展，全民確診率、全民死亡率超過中國的國家日益增多，上述國家疫情指標相當於中國的倍數持續上升。

根據我國國內復工、經濟社會生活正常化進展，根據海外疫情的這種發展情況，可以有把握地說，儘管我們受到了很大衝擊，但中國在國際經濟政治體系中地位上升的趨勢不變，而且還有可能加快。相信今年我們的出口絕對額即使比去年減少，但出口在全球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完全有可能明顯上升。就像2009年我國出口絕對額減少，卻由此躍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國。

 

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

全面經濟重啟，一要借助財政貨幣政策調控宏觀需求，二要做好產業發展和市場機制的秩序整頓與疏導。在調控宏觀需求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應該圍繞以下幾點展開：要有助於推動幫助新興產業、特別是高技術新興產業搶佔前沿；要有助於讓我們的已有的產業鞏固在國際經濟體系當中的“江湖地位”；要能夠更有效地帶動我們的消費；可以朝著改善我們的營商環境的方向發展。

首先，搶佔新興產業前沿。特別是ICT高新技術產業方面，從這幾年我走訪了解的情況看，IT產業，像芯片，恰好走到了目前有利於發揮我們舉國體制優勢攻關的階段。像芯片製造和光刻機等方面，目前正在逼近現有理論下的物理極限，在可預見的未來，新的根本理論創新一下子又出不來，對於領先國家而言，這種狀況不利於它保持領先地位，但對於我們這種動員能力特別強、舉國體制優勢強大的國家來說，恰好是我們加緊趕超的時候，在這個時候，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往這個方向上投，這是更加積極有為。

其次，我國已連續十多年是全球第一的出口大國，但現在面臨著考驗，美國的極端勢力想讓外部市場和我們脫鉤，我國又想保供應鏈穩定。我們怎樣能夠不但保住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地位、最好還能夠提升呢？這不僅僅是需要傳統的競爭優勢，還要利用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優勢，鞏固做強，發展轉口貿易和過境貿易。基礎設施不僅僅是國內直接的外貿使用，還讓周邊貿易夥伴的貿易也利用我們的基礎設施進行，從而與我們的經濟體系更牢固地捆綁在一起，你想脫鉤？我通過這些方面讓你不能脫鉤，反而和我們更緊密地綁在一起。

第三，近兩年我走訪了一些老房子、老小區的改造，我問了一下居民的情況，中部省份的大城市，基本上老房子改造之後，內部裝修每家要花二三十萬元人民幣，甚至更多，花在室內裝修和換電梯上。這幾十年來我們的投資已經積累了大量固定資產存量，在推動老舊小區住宅改造方面，它不是原來的大拆大建的方式，而是更新改造的方式，它的推動實施是能夠帶動很大一筆消費的。

 

老舊小區改造的推動實施能夠帶動很大一筆消費。圖為施工中的陝西西安老舊小區改造工程（圖：新華社）

第四，“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為”，並不意味著在所有方向上都要增加和擴大財政支出，相反，在某些方面，在已被證明是效率比較低下、甚至是負效率、或者是該功成身退的領域，我們要收縮投資，這意味著要減少轉移支付，優化轉移支付形式。

為什麼要減少轉移支付？現行超強力度跨地區轉移支付體制從1990年代中期建立實施，至今20餘年，已逾一代人。當初要實現的目標已經實現，負面作用則越來越大。一個地方的產出不高，高度依賴轉移支付，必然人為抬升這個地方的要素成本，使得產業發展不起來。同時，這個地方大部分經濟資源不是靠市場競爭來分配，而是靠無償援助來分配的，在這種分配體系下，聰明才智和自我奮鬥精神不是優勢，必然造成地方上整個人口結構、幹部隊伍構成的逆向淘汰和逆向選擇，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這種情況。因此，我們需要適度減少財政政策轉移，讓原來受援的地區把重點轉向吸引企業招商引資上來，優化招商環境，清理氾濫成災的過度優惠，這也是比較好的。現在甚至有些生產麵條和做牛羊肉的產業，也享受了高新產業的財稅優惠，這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從三個方面入手擴大內需

在擴大內需方面，國家可以從這樣幾個方面來做：

一是發展二手商品市場，包括二手商品出口市場，為居民家庭購買新消費品、企業更換新設備消除障礙。擴大消費和增加投資的一大障礙是大部分家庭大件消費品持有量已經飽和，很多企業設備也非常多，抑制了他們更新大件消費品或投資新設備的欲望。如能發展二手商品市場，讓個人、家庭、企業能夠更便利地對舊消費品、設備“斷捨離”，他們更換新消費品和新設備的決心就會容易下得多。

二是投入更多精力拓展更新改造投資。總體來看，這些年來，我們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下降非常快，1980年到“十二五”每個五年計劃期間，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都是兩位數，“十二五”之後的2015年跌破10%，2019年跌至5%左右。但是這幾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下降當中，有一個亮點，就是更新改造投資保持了比較快的增長。在更新改造投資方面，遇到的障礙不少在司法和商業爭議方面，我們要從這方面來下工夫解決。

三是減少過多管制，降低投資門檻。我們不能搞過多管制，提高了消費和投資的門檻。這幾年，我們一些政策對企業額外管制太多，以至於扼殺了許多企業的活力，而且消滅了很多本來可以有的就業機會。特別是一些過度的環保要求，給我們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對養豬、煤炭等產業影響尤其巨大，現在又不得不回過頭來糾偏。希望我們不要重蹈覆轍，避免帶來其他非常大的、甚至是顛覆性的經濟與政治風險。

(作者係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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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莫潔瑩、李博揚

編輯：林知懷、邸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