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專稿】劉國深：未來四年兩岸關係的“變”“常”之辯
過去四年，包括蔡英文在內的民進黨要角時常以“中國”稱呼大陸，甚至刪除“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中的“國家統一”文字，中國大陸涉台輿論群情激昂，加上美國政府頻頻介入台灣問題，兩岸關係陷入發生“極限爆炸”臨界點。5月20日上午，蔡英文發表了她的第二任期“就職演講”。引人矚目的是，兩岸論述部分“惜字如金”，篇幅比2016年5月20日的“兩岸論述”少了很多。“就職演說”中不僅沒有以“中國”稱呼大陸方面，還再次表達“持續遵循‘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來處理兩岸事務。這是我們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現狀的一貫立場”。遵循明載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國家統一等規定的“中華民國憲法”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居然成為他們的“一貫立場”。本文認為，我們既不能忽視台灣內部花樣翻新的分離主義浪潮，也不應忘卻台灣內部、兩岸之間和國際社會存在著常態化的制約分離主義力量。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難以溢出這一“變”“常”之道，無論“台獨”浪花如何四濺，終究難逃跌回大海的宿命。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各方最大利益，相信只要當政者沒有失去理性，未來四年兩岸關係仍將在克難中前行。
文｜廈門 劉國深
5月17日，福州市民在福建博物院參觀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創藝術設計大賽作品展（圖：中新社）
兩岸關係之變量：負變量與正變量
對於長期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專家學者來說，台灣問題有如一部高潮迭起的電視連續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網絡時代新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近年來兩岸關係的“劇情”有愈演愈烈之勢，甚至發生驚心動魄的場面。
在正視媒體放大兩岸關係變量效應的同時，我們也要嚴肅面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中的各種“變數”的客觀存在。兩岸關係並非處在真空狀態下的靜默演進，各種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因素無時無刻都處在發展和變化之中。台灣問題是中國境內兩個競爭中國代表權的政權之爭遺留問題，根據 “2758號決議”，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從此，所謂“中華民國”政權不僅在國內的中央政府之爭落敗，而且在國際上的中國代表權之爭中徹底失敗。但是，台灣當局並不甘心接受敗局，從蔣介石到蔣經國，再從李登輝到陳水扁、馬英九，直至今天的蔡英文，台灣當局先後以不同的方式抗拒“被大陸統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三不政策”“對等政治實體”“特殊國與國關係”“一邊一國”“中華民國台灣”等說詞，是不同時期台灣當局與中國大陸抗爭的不同論述。他們之間的本質差別在於是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是否謀求國家統一。
兩蔣時期的台灣當局雖然抗拒中共統一台灣，但始終沒有放棄一個中國原則和國家統一立場。馬英九在台執政期間，大體上延續蔣經國的政治路線。李登輝和民進黨在台執政期間，一個中國原則和國家統一目標在台灣被分離主義思潮遮蓋。“台獨”主張從對抗國民黨舊勢力的政治工具，演變成為對抗中國大陸的政治鬥爭工具。進入政黨政治後的台灣地區，政治成為“高明的騙術”，各種真真假假的政治消息目不暇給，各種極端化信息、以偏概全的敘事、甚至是虛假消息層出不窮。由於這些政治騙術大多經過專業化的精致包裝，不僅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陷入混亂，甚至引起中國大陸民眾的憂心忡忡。
必須予以揭露的是，台灣當局的“去中國化”“文化台獨”“修法台獨”“親美崇日”等各式虛招實招，本質上只是以“極限台獨”向大陸施壓、甚至漫天要價的政治工具，企圖使原本處於弱勢地位的台灣當局翻轉兩岸政治市場，取得兩岸關係的“定價權”。這次蔡英文在“就職演講”中公開論及的“認知戰”花招在台灣政壇早已運用，現在已擴展到兩岸關係領域。總體上，台灣方面對兩岸關係的消息面、技術面運用比中國大陸嚴謹的媒體作風來得更加靈活多變，至少在兩岸輿論場中已接受成功包裝出兩岸關係的“台灣賣方市場”。
在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中，中國大陸是另一個“施動者”，而且是更有影響力的“施動者”。隨著中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中的影響方式也一直在調整和變化之中。中美建交以後，台灣當局的政治角色進一步邊緣化，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主旋律從“解放台灣”轉變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由於中國大陸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上，在兩岸關係中也更多地體現為“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的守護者”角色，肩負起國家民族使命的大陸方面在兩岸關係政策領域不得不更加穩重。40年以後，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大幅上升，台灣當局政治上進一步被邊緣化。中國大陸在兩岸關係問題上展現出從未有過的自信和定力，不僅制定了比台灣當局更加寬松的兩岸交流交往政策，而且在兩岸民間經濟文化交流合作領域出台大量的惠台措施。繼2005年4月國共領導人實現60年後首次會面（“胡連會”）後，2015年11月兩岸領導人實現首次會面（“習馬會”）。顯見兩岸關係的“變量”並非只有台灣方面操弄的負變量，兩岸關係的正變量也在快速累積中。
兩岸關係的正變量不僅讓民進黨及其“獨派”感到驚恐不安，而且驚動了台灣問題的最大外來“施動者”美國。以美國為主的外部勢力對日益密切的兩岸關係始終保持密切關注，唯恐失去“仲裁者”和“調停者”地位，從我們與美方和台方專家學者接觸了解的情況看，美方一直向台灣當局施加“保持兩岸距離”的壓力。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從合作為主的形態轉型到競爭為主的形態，美國政府開始更加急切地、密集地向中國政府打出“台灣牌”。目前，美國政府利用台灣向中國政府施壓，已經成為干擾兩岸關係的顯著變量。從特朗普一當選就與蔡英文通電話，到5月19日蓬佩奧急切地給蔡英文發賀電，美國打“台灣牌”已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對於民進黨當局來說，美國的“加持”雖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他們似乎也清楚“兩只大象打架的受害者是小草”的道理。5月7日，台灣當局“國安局長”邱國正在“立法院”被問到中美新冷戰可能衍生代理人戰爭，屆時台灣是否可能成為代理人時，邱國正明確表示：“無論何種情況，‘我國’都要趨利避害，絕不能捲進去、也沒條件捲入大國紛爭”。
兩岸關係之常量：結構性制約和框限
影響兩岸關係走勢的因素，既有各種變量，也有各種常量，我們在關注兩岸關係的變量時，也要考慮到兩岸關係的常量。相比較兩岸關係的各種變量，兩岸關係的常量是相對靜止和固定的因素。儘管被網絡社會放大的兩岸關係變量更加扣人心弦，但真正決定兩岸關係發展方向和進程的，通常還是兩岸關係的基本面、結構面。本文認為，我們在分析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走勢問題上，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既要充分考慮各種變量帶來的風險和挑戰，也要足夠重視兩岸關係的基本面和結構性因素。兩岸政治關係問題本來就是國共內戰遺留下的一對結構性矛盾，這一結構性因素不因兩岸領導人變更或台灣的政黨輪替而消失。儘管台灣不同政黨和領導人與中國大陸鬥爭的手法不同，但未來四年的兩岸關係性質不可能脫離台灣地區內部的結構性制約和兩岸之間的結構性框限。
首先，台灣地區的政黨政治邏輯決定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所依據的“憲政架構”，並不是任何人、任何政黨可以片面改變的。按照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未經“立法院”四分之三“立委”同意，不能將涉及兩岸領土主權關係的議題提交台灣地區“全民公投”。而這種議題的“全民公投”通過門檻規定，要得到有投票權人口50%以上投票人的支持才能成案。也就是說，如果超過50%有投票權的人口不出席投票，即使公投案得到100%的支持率也是無效投票。可以預期的是，由於這種公投無異於對大陸宣戰，在兩岸軍事力量差距懸殊的情況下，這種沒有任何勝算的政治挑釁安排很難吸引大多數台灣選民的參與。如果某一政黨或領導人未經“公投”擅自宣布更改“國號”和“領土主權範圍”，必將涉及“違憲”“叛國”，台灣地區現有強力部門將別無選擇地採取“護憲”行動。這也就是為什麼陳水扁公開說：“台灣獨立，不可能就是不可能，不要自欺欺人。”
其次，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體現在兩岸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千絲萬縷關係中。儘管民進黨當局大搞“去中國化”“文化台獨”，但所有去過台灣的人都了解，中華文化在台灣早已根深葉茂，民進黨當局搞這些小動作其實並不能改變台灣深厚的中華文化底蘊。進一步來看，40年來，兩岸之間的社會聯結已十分綿密，有數百萬台灣人常年往返於海峽兩岸之間，兩岸關係穩定直接關係到他們的正常生活。2019年，中國大陸經濟總量達到14.4萬億美元；台灣地區的經濟總量6,114.51億美元，只有中國大陸的4.2%，在中國各省市自治區GDP排名中已落在福建省之後。台灣地區對大陸的貨物貿易依存度達到25%左右，順差也達到1,000億美元左右。因此，一旦兩岸關係中斷，台灣的經濟發展將嚴重受挫，直接影響台灣人民的生活。兩岸之間綜合實力對比已經讓兩岸之間的實力不在同一個當量級，相信台灣當局沒有能力片面改變兩岸同屬一個國家的現狀。以兩岸軍事力量對比為例，中國大陸已經具備可信度極高的遏制“台獨”作戰能力。根據台灣前空軍作戰司令李貴發中將的公開描述：兩岸一開戰，台灣全島已沒有前方後方之分，第一時間就已是一片火海，台軍談不上任何反擊，甚至連救火都來不及。對於中國大陸來說，台灣是國家核心利益所在，以非和平方式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賦予的神聖使命，別無選擇。
5月20日，蔡英文面對孫中山肖像宣誓，開啟其作為台灣地方領導人的第二任期
第三，“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一規範性認知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和支持。目前全世界有180個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與台灣維持所謂“外交關係”的國家只有15個，這一國際政治結構是台灣當局不得不面對的政治現實。當前，儘管美國政府為了遏制中國的發展無所不用其極，但仍然不敢放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承認，因為美國政府一旦放棄中美外交關係，轉而承認台灣當局，美國政府不僅將失去其在中國大陸的利益，而且將從此失去對中國打“台灣牌”的機會。中國政府也將不再在台灣問題上顧及美國方面的利益要求，極可以在短期之內以非和平方式完成兩岸最終完全統一。面對這種可能的危機時刻，台灣當局是否願意繼續為了美國的利益，主動配合美國的介入政策？
兩岸關係“極限爆炸”可能性不大
基於上述兩岸關係“變量”與“常量”的分析，本文認為未來四年兩岸關係發生“極限爆炸”的可能性不大。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職演講”重申依照“中華民國憲法”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應該是台灣當局具有指標性意義的理性選擇，也是他們的最佳選擇。兩岸統一不是領土和主權的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這句話已清楚告訴我們兩岸關係的性質。但是，儘管不能排除民進黨當局在未來四年內，有人繼續裝腔作勢地切“法理台獨的香腸”，但在中國大陸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能力和相關準備趨近成熟的今天，任何言語和行動的挑釁冒險行為都極其危險。最近民進黨人主動撤回所謂“刪除國家統一”的“修憲”提案的行為，再次證明以政治騙術遊走於一個中國法理規定與“台獨邊緣”之間的操作餘地已到極限。
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對中國這個核大國進行任何核訛詐都是無濟於事的。在中國大陸領土或周邊海域與人民解放軍進行常規武器戰爭，美軍更無勝算可言。當年尼克松為了美國國家利益突訪北京，正是意識到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在台灣地區，而是在包括台灣在內的整個中國。同樣的，繼續與中國政府保持既合作又競爭的正常關係，更加符合美國的整體國家利益。中國政府無意於挑戰美國的地位，也願意在世界和平穩定中扮演負責任大國的角色。在謀求中國最終統一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也一定會充分照顧美國方面合理合法的利益關切。因此，本文相信中美之間完全可以長期保持互利共贏的關係，對美國來說，為了介入中國國內的政權統一與中國開戰絕非良策。
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地理距離最短只有130公里，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將台灣從中國領土上搬走一步。中國政府在解決台灣問題上充滿自信，也充滿善意，兩岸雙贏的結果是完全可以預期的。5月22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要堅持對台工作大政方針，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行徑。完善促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保障台灣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團結廣大台灣同胞共同反對‘台獨’、促進統一，我們一定能開創民族復興的美好未來”。本文認為，“堅持對台大政方針”，當然包括“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因此，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最終完全統一，仍將是未來四年大陸方面的方針政策。台灣問題的內外環境極其複雜，李克強重申“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行徑”，則再次正告世人，中國政府決不會在台灣問題上承諾放棄武力，因為這樣的承諾只會讓兩岸最終統一變得不可能。
兩岸和平統一之所以如此困難，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兩岸隔絕40年造成的政治亞文化差異。為了爭取和平解決兩岸分歧，中國大陸方面在民進黨在台執政的情況下，依然支持兩岸經濟、文化、社會交流交往，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為台灣經濟社會繼續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從李克強總理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相信，未來四年，大陸方面將繼續以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的完善，保障台灣同胞在中國大陸學習、就業、創業、生活的福祉，在兩岸政治僵局一時無解的情況下，讓兩岸民間社會得以繼續融合，與台灣同胞分享祖國大陸改革開放的成果。
用民間通俗的話來說，未來四年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將繼續朝“軟的更軟，硬的更硬”方向發展。只要民進黨當局認清形勢，不再採取“台獨”冒進行動，不充當美國遏制中國的“棋子”角色，兩岸關係仍然有可能越過重重困難，讓兩岸雙方在和平發展的大局中共享紅利。
（作者係著名台灣問題學者、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特聘教授）
本文發表於《紫荊》雜誌2020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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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莫潔瑩、李博揚
編輯：林知懷、邸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