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龍對石虎，金銀萬萬五。誰人識得破，買盡成都府。”一首流傳了數百年的歌謠，一直在訴說著昔日大西國王張獻忠江口沉銀的故事。張獻忠（公元1606年－1647年），與李自成齊名，明朝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參加農民起義，並於清朝順治元年（公元1644年）在成都稱帝，建國號為“大西”。
據明清史料記載，張獻忠曾率領義軍從水路出川。由於當時攜帶的銀兩太多，便把銀兩裝在木頭夾槽內，準備使其隨水漂流而下，等到江流狹窄的地段再打撈上來。但沒想到，張獻忠遭遇了明軍楊展的阻擊，導致大部分金銀被迫沉入江底。
2017年，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的岷江河道，經國家文物部門考古確認，正是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並入選當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由此，張獻忠江口沉銀的百年謎團被揭開，數以萬計沉埋水下的金銀珍寶重現人間……今年4月29日，江口沉銀遺址第三期考古工作順利收官，記者隨即採訪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銀考古項目負責人劉志岩。
文｜本刊記者 馮琳
江口沉銀——四川彭山江口古戰場遺址是2017年度中國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共發現文物42,000餘件，是本世紀明清史領域的重大考古發現。圖為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圖：中新社）
記者：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流傳已久。彭山岷江這一考古現場，最初是怎麼被發現的？
劉志岩：其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住在沿江的一些當地村民，每逢枯水期都會在江邊揀到一些小東西，比如戒指、耳環之類的。但他們並不會把這些和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聯繫起來。
岷江河道內的文物發現被關注是從2005年開始的。當地政府在修建過江管道的時候，在水下挖到了一段木鞘，裡面裝有銀錠。而因為之前村民撿到的一些小東西，我們考古人員沒有見到過，或者說沒有影像記錄，所以是2005年這一次才拍攝了照片，留下了最早的關於江口沉銀遺址的一個影像記錄。
2010年以後，隨著江裡挖沙工程的開展，不斷有一些文物被發現。這在當時就引起了一些犯罪分子的注意，他們開始在遺址內進行盜撈、盜掘。隨後在2015年，公安部破獲了這起盜掘案，之後國家文物部門介入，並開始對遺址展開了搶救性的考古發掘。
江口沉銀遺址岷江河道內發掘出的張獻忠“西王賞功”金幣
記者：那麼這裡又是如何被確認為是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的？
劉志岩：2016年到2017年，我們在岷江河道內開展了第一次考古發掘，通過這次發掘到的一些文物，確認了這個遺址是張獻忠江口沉銀的遺址。因為這些文物裡面有相當一部分是跟張獻忠直接有關的，而且是有獨特標識的，這些文物上面都有文字。
比如說發現的“西王賞功”幣，西王當然指的就是張獻忠，歷史上沒有其他的“西王”，而且文獻也記載“西王賞功”就是張獻忠鑄造的一種特別的錢幣。另外還有一些文物，包括張獻忠大西國冊封妃嬪的金冊、大順通寶銅錢和銘刻大西國國號的銀錠等。因為張獻忠建立了一個大西國，他的國號是“大西”，年號是“大順”。此外，一些文獻上也有相關記載，記載張獻忠曾經在江口這個地方有過沉銀這件事。
通過文獻記載和實物的直接佐證，我們在2017年4月底第一次考古發掘結束後，就最終確認這個遺址就是張獻忠江口沉銀遺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江口沉銀考古項目負責人劉志岩
記者：在考古遺址被確認後，您率領考古團隊開展了哪些工作？
劉志岩：我們開展的最主要工作就是調查和發掘。考古前期，我們需要先對遺址做一個周邊調查，來確認遺址的範圍。比如我們通過物理勘探和各種調查勘探，來確認遺址的面積到底有多大。接下來，就是每個年度的發掘工作。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三個年度的考古發掘，總面積達2.5萬餘平方米。我們從左岸向右岸發掘，江裡面發掘的寬度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每年發掘的地點不一樣。我們第一年發掘的地點是在江中間，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地點分別在下游和上游。
另外是研究工作，我們要對這些發掘出來的文物做研究。目前我們已經發表了一系列的學術文章，比如對張獻忠大西國金冊的研究、永昌大元帥金印的研究等等。
此外，我們還要開展對文物的修復和保護工作。這些文物原來是在水裡，現在到了陸地，整個環境發生了變化，我們要使它在陸地的環境能夠保持穩定。另外還有一些文物已經被擠壓變形或者被撕裂了，經過了幾百年後狀態也不是很好，我們還要對它做一個修復。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展示工作。我們已經在國家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做了三站江口沉銀文物的專題展覽，今年年底可能還會在浙江省博物館做第四站展覽。
江口沈銀文物的專題展覽已在國家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院、廣東省博物館舉辦了三站。圖為觀眾在廣東省博物館開展的“沈銀重現——四川江口古戰場遺址考古成果展”上觀看展品（圖：中新社）
記者：與大多數考古項目不同，江口沉銀考古是水下考古。考古工作開展起來有哪些困難和挑戰？您和團隊又是如何順利克服的？
劉志岩：這些文物埋藏在水下，埋藏最深的距離水面約10米。這樣一個客觀條件，使得我們的工作就不能像陸地考古那樣。我們有一套熟悉的陸地考古勘探方法，但這些勘探方法，對於水下埋藏的文物不太適用。
譬如，每一年發掘什麼地點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不太能通過之前的一些經驗或方法，來準確確認哪些區域是文物埋藏的核心區。所以每年應該發掘什麼地點，這個很難確定。
第二個困難是水的問題。雖然我們用了圍堰的方法，把水下考古變成了陸地考古，但還是沒有辦法把水的因素完全排除掉。如果你到現場的話就會有一個更直觀的感受。因為圍堰是一個簡單的沙石結構，所以還是會不斷地有滲水進來。而且還有下雨降水的問題。我們發掘的時候，要給文物拍照、畫圖、定位等，做這樣一些精確的測繪以及記錄工作；如果有水，這些工作都做不精確。所以我們一定要把水的因素排除掉。我們想了各種各樣的辦法，比如挖導流渠，或是在考古現場內部再做一個小的圍堰，然後用小的水泵把水排出去。在整個發掘過程中，我們都是在跟水的問題做鬥爭。
第三個困難是工期的問題。每年我們就只有大概4個月枯水期的時間可以做考古發掘，到5月份汛期來了，我們就做不了水下發掘。所以我們的工作時間很緊張，尤其今年的新冠疫情對我們的工作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們過完春節之後，馬上就回到了考古發掘現場，基本上沒有什麼耽擱，也耽擱不起，因為5月1日我們必須要上岸。過完年之後，我們一天都沒有休息過，一直在做考古發掘。終於在4月28日，算是比較圓滿地結束了今年的發掘工作。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鎮岷江河道“江口沉銀”考古現場
記者：截至今年4月，江口沉銀考古工作已經完成了3期，共取得了哪些重大考古發現？
劉志岩：從考古發現本身角度來講，第一個年度我們取得了一個比較重要的收獲，就是實證了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傳說。因為之前這個民間傳說流傳了很多年，但是大家都覺得是一件虛無縹緲的事情，沒有什麼人真正認為這個地方就是當年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地點。那麼第一年我們在這裡發現了和張獻忠直接相關的一些文物，證實了這裡就是當年張獻忠沉銀的地點。
第二年的一個主要收獲就是不僅僅證明了它是張獻忠沉銀的地點，而且進一步證明了它是一個古代戰場遺址，是張獻忠和楊展發生戰爭的遺址。之前也有爭論，這個遺址到底是張獻忠主動沉銀的地點，還是因為發生了一場戰爭張獻忠被迫沉銀的地點。經過第二年的考古發掘，我們發現了一些兵器以及和火攻戰場相關的一些被燒熔的金器和銀器，證實了遺址的性質是一個古代戰場。
第三年的比較重要的收獲，是進一步了解了或者是認識到了遺址裡面文物的分布規律，即文物在江裡是怎麼分布的。
從文物發現角度來講，目前我們已經發現了5萬件左右的文物，不僅數量非常大，而且主要都是金銀器，所以在價值方面也都是比較珍貴的。其中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文物發現，比如我剛才講到的“西王賞功”金幣和銀幣，金封冊和銀封冊，還有蜀王和蜀王世子金印。這都是和皇室直接有關的高等級文物，非常珍貴。
除了皇室的文物是和政治有關的，還有大量的白銀，白銀上面會刻有稅種以及監造它的官吏。這類文物對當時的經濟研究也有比較重要的意義。銀錠上面還有一些地點的記載，和張獻忠當時轉站的路線直接相關，這對當時的軍事史研究也很重要。所以說，這批文物從它的歷史價值來講，對當時的政治史、經濟史與軍事史都有很重要的研究價值。
還有從藝術價值來講，我們發現了大量的金銀首飾，它們的紋樣以及造型，對於我們認識明代的審美情趣有很重要的意義。
記者：這個項目在整個中國考古事業中，您怎麼看待它的份量和影響力？
劉志岩：從考古史來講，我認為它開創了一種新的類型考古。嚴格來說，它既不是水下考古，也不是陸地考古，它是把水下考古轉變成了陸地考古。這種考古發掘之前是沒有過的，所以說它開創了中國考古發掘的一個特殊類型的門類。這對以後同類型的考古發掘，可能會有比較重要的借鑒意義，這是它在中國考古史上的價值體現。
2019至2020年度江口沉銀遺址考古發掘共出土以金銀器為主的文物10,000餘件，其中一枚“蜀世子寶”是國內首次發現世子金寶實物。圖為該枚“蜀世子寶”金印（圖：新華社）
劉志岩：這需要經過科學的評估來確定。根據目前我們已有的發掘情況，我們是不是還有新的課題，或者新的需要解決的學術問題，來對它繼續考古發掘，這要有一個評估過程。一般我們會在每年的10月份或之前把這個評估完成，然後在11月份確定是不是進行新的發掘。
今年的發掘工作也是剛剛結束，可能接下來會對明年的發掘工作做一個工作方案。然後就這個工作方案邀請專家以及文物部門來做一個詳細的評估，看是否有進一步發掘的必要。
記者：按照我非專業人士的理解，比如水下可能還埋著很多東西，不需要把它們繼續挖掘出來嗎？
劉志岩：考古不是挖寶，我們專業角度可能和公眾的出發點不太一樣。公眾可能認為，應該把下面的寶貝全部挖出來。但是從考古發掘的角度來講，每年的發掘都是帶有學術目的的，就是每年我們都要想今年的發掘能解決什麼問題。如果解決不了什麼問題，或者沒有什麼學術問題要解決了，並且如果埋藏在水下的文物能夠保護得很好又沒有什麼風險的話，不發掘我覺得也挺好，讓它就在下面埋著。如果解決不了問題，或者是保護手段達不到的話，挖還不如不挖。
記者：您作為該考古項目負責人，全程參與工作至今有何感受？
劉志岩：我從2016年開始負責這個項目，一直到現在。我始終覺得能主持這麼一個重大的、有意義的考古工作，可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人生中一種難得的際遇。因為項目重大，當然也會給你帶來一種巨大的成就感，但是成就感背後是各種艱辛和辛苦。
因為這樣的一個考古工作之前沒有人做過，這種開創性的工作都會很難，我們也沒有參考，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我們也是不斷地在吸取各種經驗教訓，不斷地在摸索中前進。既然沒有參考沒有借鑒，就難免會遇到很多問題，需要自己去思考、獨自去解決，或者是請大家一起來商量去解決。如果沒有想出特別好的方法，內心就會很焦慮。而且因為這個項目很重大，這種焦慮就會伴隨整個發掘過程的始終。尤其是第一年有了重要的考古發現後，社會期望值很高，這就給我們造成了一種無形中的更大的壓力。所以我們在整個考古發掘過程中，成就感、艱辛、焦慮和壓力這幾種不同的感受都會交織在一起。
劉志岩：希望有機會能把江口沉銀的珍貴文物帶去香港展示交流。我們每年度會有一個展出計劃，另外也要看香港的博物館是不是有相關的意向邀請我們進行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