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11月17日），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以線上線下的方式舉辦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藉此法律高峰論壇致力促進兩地司法法律專業的交流，分享基本法在香港回歸後落實執行的正面發展情況，提高社會大眾正確理解“一國兩制”的初衷，準確認識憲法作為基本法的根本，全面掌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在特區政府律政司舉辦的“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致辭時表示，此次高峰論壇的主題是“追本溯源”，她認為此時此刻用“追本溯源”的態度回顧基本法的制定和實施，既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也非常貼合時勢。林鄭月娥說，如果讓她為“追本溯源”配上下一句，她會選用“毋忘初心”。
林鄭月娥出席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致辭（圖：特區政府新聞公報）
林鄭月娥指出，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前提下，考慮到香港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和優勢，讓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維持不變。這個初心從來沒有改變，也是中央一直以來對香港特區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
林鄭月娥強調，主權問題不容討論、“港獨”主張不能容忍。在具體落實基本法時，我們必須堅守“一國”原則，正確處理特別行政區和中央的關係，維護中央權力，同時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
林鄭月娥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是全國人大的常設機關，擁有解釋基本法和監督基本法實施的權力，也有權處理在基本法落實過程中出現的憲制性問題。過去數月，香港就出現了兩個特區不能自行解決的憲制性問題：一個是特區政府因疫情的關係把立法會換屆選舉押後一年而出現立法會真空期的問題，另外一個是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繼續履行職責的第六屆立法會，四位經選舉主任早前裁定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議員延任資格的問題。
林鄭月娥還說，為履行行政長官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的責任，她先後兩次請求中央人民政府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從憲制層面解決問題。她強調，此做法符合憲法和基本法規定，有理有據，不容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抹黑詆毀。
張曉明以視頻方式在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致辭
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在致辭時表示，以香港國安法出台為標志，香港開啟由亂到治的新局面。他表示，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
張曉明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是關鍵。全面準確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要講“兩點論”，還要講“重點論”。他說，香港回歸以來出現的許多問題都與對“一國兩制”方針理解和貫徹不全面不準確有關。特別是以逼迫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回“8·31”決定為主要訴求的非法“占中”事件和以反對向內地移交逃犯為發端的“修例風波”，不僅危及國家安全，也使香港全社會付出了沉重代價。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和傳媒界、教育界等社會各界都要深入總結過往經驗教訓，加強對“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準確宣介，加強實踐問題研究和理論闡述，共同守護好“一國兩制”。
張曉明表示，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是現實需要。他說，首先要求把基本法當作一部“活的法律”，通過立法解釋等辦法，放大基本法的適應性。其次，我們也需要在基本法之外，通過多種方式，不斷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體系。着眼於確保未來26年乃至更長時期內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系統謀劃“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完善工作，不僅有現實必要，而且條件也基本具備。
張曉明強調，從思想觀念上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是當務之急。在香港的輿論場中，流傳很多非常錯誤的說法，有些甚至是故意混淆是非、誤導公眾。現在已經到了正本清源、把一些習非成是的東西改過來的時候了。思想觀念上的撥亂反正不僅要“破”，還要“立”。愛國愛港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也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範。
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任陳冬致辭時表示，回顧23年來，在基本法的有力保障下，香港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各項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他說，回歸以來香港法治的進步，是中央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結果，也是歷屆特區政府和司法法律界不懈努力的結果。
陳冬指出，維護香港的法治，首先要尊重憲法和基本法在香港法治體系中的至上地位和最高權威，任何對中央全面管治權的挑戰，都是對“一國兩制”憲制秩序的衝擊，都將最終損害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根基。
陳冬強調，維護“一國兩制”憲制秩序，關鍵要落實“愛國者治港”，具體而言就是要求治港者真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他表示，這既是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公職人員必須遵從的政治倫理，也是基本法的明確規定。只有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的界線和標準，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才能得到切實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和港人福祉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一國兩制”實踐才能不斷向前發展。
他續指，在“一國兩制”下，行政長官在特區政權機構中處於核心地位，是特別行政區和特區政府的“雙首長”，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雙負責”。當前，在香港尚未走出新冠疫情困局，經濟民生亟待恢復和改善的情況下，更要堅定維護行政主導體制，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有效施政，避免無謂的爭拗和掣肘，導致空轉內耗、錯失良機。
他說，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就涉港事務作出了一系列立法、釋法和決定，使“一國兩制”實踐適應了香港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始終保持了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品格。面對“修例風波”造成的嚴峻局面，今年以來，中央主動出手，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連續作出涉港重要決定，推動香港局勢由亂轉治。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澳門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今天在特區政府律政司主辦的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發表題為《憲法和基本法：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的主題演講。
張勇說，基本法構建特別行政區制度時，遵循了兩大原則，第一項原則是要構建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不是什麼人都可以成為治港者，當然更不是外國人治港。張勇引述鄧小平30多年前的表述，指愛國者一是真心誠意擁護香港回歸祖國，二是不做損害香港利益的事情，三是不做損害國家民族利益的事情。
張勇續指，第二項原則是實行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他表示，香港不是實行完全自治，而是依照法定授權而自治，強調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規定了特別行政區的制度，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各種制度以基本法為依據。張勇還強調，中央對特區的監督權源於憲法，具備的方式包括工作溝通、表達關切、制定法律、解釋法律、修改法律和作出決定決議，而這些決定決議都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作出，有不可質疑的法律效力。
基本法委員會原主任喬曉陽今日出席基本法頒布30周年法律高峰論壇時表示，去年6月修例風波對香港的危害越演越烈，突破“一國兩制”的底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他指中央是“一忍再忍，忍無可忍，不能再忍，再忍下去會犯歷史性錯誤”才出手，是維護“一國兩制”及基本法根本宗旨，和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責任所在。
喬曉陽又提到，香港內外敵對勢力造成香港長時間亂局，中央制定和通過的相關法律亦是出於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安全，以及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是中央對香港的責任，也是設立基本法的根本宗旨。
至於香港奉行的政治制度，喬曉陽指是實施行政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透過基本法確立授權，而不是中央與特區分權，強調特區權力不能對抗中央的權力。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指，香港的憲制架構從來沒有“三權分立”，是三權分治，屬真正行政主導體制，在行政、立法及司法權外，還有主權。
至於“三權分立”及“司法獨大”的爭議，譚惠珠不認為香港出現“司法獨大”的局面。她指司法獨立是指審判獨立，不受干預及不可動搖。
譚惠珠說，不少人引用法官指香港是“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認為有關言論是斷章取義，因為香港政治體制一定是行政主導，有些法官“太浪漫”，才讓人有感覺是“司法獨大”，例如量刑沒有阻嚇作用等，才給人造成“司法獨大”的感覺，希望法律界人士不要將尊重法院的傳統提升到“三權分立”。
譚惠珠相信，法官所言的“separation of powers”，所指的是普通法下審判的原則“Judicial deference”（司法謙讓／司法順從原則），即法官審案時尊重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的權力，不予以裁決。她強調，香港實行的是「三權分治」，重申香港沒有“三權分立”。
至於“司法至上”的問題，譚惠珠指，這代表香港在高度自治範圍內的決定沒人能挑戰，但在有關中央與地方關係的情況下，全國人大有解釋權及決定權。
基本法委員會前副主任、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在座談會上提到，分析立法原意時，最清楚的是1990年3月時任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提交草案時的說明，當中清楚提到何謂“一國兩制”。她認為“三權分立”本來有很多不同解釋，英美所言亦有不同，所以最重要是看基本法如何寫。
她解釋，基本法將製定政策權交給行政機關，而財政權及立法權都在立法會手上，不同權在不同機構之中，基本法內已清楚寫出來，“三權分治”很清楚。
梁愛詩認為，終審法院雖然是香港最高的司法機關，但在全國人大之下，終審法院不能質疑全國最高機關的決定。
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今日在基本法頒布三十周年法律高峰論壇上表示，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立法解釋權，不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尤其是法官獨立判案的權力。
陳弘毅表示，司法獨立在香港是有制度性的保障，令法官不會隨便被罷免，判決過程是不會受到任何外來干預。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是立法的解釋，立法解釋是立法的行為，當香港法院運用人大常委會的解釋來判案時，等如運用任何其他法律判案。他又指，當法院已進行判決，人大常委會不可以通過解釋基本法來推翻法院的判決，例如吳嘉玲案，當事人權益完全沒有受到人大釋法的影響。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鄒平學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是香港法治的組成部分，不存在破壞香港法治的問題，人大釋法不損害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受香港司法權的限制，全國人大常委會依法有權主動釋法。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續說，人大常委會解釋權，和香港法院的解釋權之間的關係，是授權及被授權的關係，人大常委會享有對法律和基本法的解釋權，並授予特區法院有權解釋基本法。他續指，中央雖有全面管治權，但人大常委會行使時很謹慎，次數也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