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對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的期望是巨大的。美國的盟國希望看到一個更加友善的領導者，而不是火力全開的拆台者。美國的“對手”希望看到一個更加理性的交往者，而不是情緒化、非理性的冒險者。中國則希望看到一個更加穩定、可預測的夥伴，而不是拋卻歷史、出爾反爾、不斷掀起中美關係狂風惡浪的攻擊者。可以說，特朗普對現行國際秩序的拆解有多深，對中美關係的創傷有多大，拜登背負的期待和責任就有多重。然而，拜登能抓住中美關係再出發的機遇嗎？
當地時間5月18日，美國前副總統、民主黨人喬·拜登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舉行的集會上發表演說（圖：新華社）
拜登在參議院任職36年，擔任奧巴馬總統的副總統8年，從政經驗豐富。據美國媒體稱，拜登競選期間組建的人才庫有2,000多人，分為20個工作組，在內外政策準備上做了扎實的工作。與特朗普讓自己的團隊充滿局外人的做法不同，拜登準備用尊重政府職能、在相關領域有數十年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士填充政府崗位。這主要包括四類人——長期追隨拜登的“嫡系”親信、奧巴馬政府時期的高官和企業家、民主黨建制派裡的外交人才骨幹以及一部分反對特朗普的職業外交家和共和黨人。可以預期，拜登將更加依靠團隊，更加重視共識，特朗普時期那種總統外交言行和政府政策相互脫節的現象可能會減少，美國對外政策會更加理性、穩定、可預測。
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拜登在制定對華政策時可能會遵循一般外交原則，外交語調有望變得更為職業，對華競爭將更加有序，對敏感議題如台灣問題的處理也將更加謹慎。雖然拜登不大會推翻特朗普的對華政策，但也不大可能實施超常規的極端行動。發生類似關閉領館、限制媒體等事件的概率降低，這將有助於部分降低中美戰略誤判的風險。
從政策理念看，拜登及其民主黨團隊繼承民主黨的傳統自由國際主義，對華態度更加穩健、務實，注重塑造整體性的對華戰略，這可能為中美關係帶來一定轉圜空間。雖然拜登與特朗普一樣，也認同中國是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者”，主張“美國必須對中國採取強硬措施”，但他認為用極限施壓的手段不僅無法使中國屈服，還會造成冷戰式災難，關注點從對中國“下絆子”轉向增強美國自身實力。隨著更多主流經濟學家進入白宮，這些人並不主張打對華關稅戰或是把金融系統當作遏制中國的工具，並且反對用簡單化的“一刀切”辦法來認定對美國國家安全有威脅的高科技產品和供應鏈。如果美方重新考慮對華貿易戰，降低某些產品關稅稅率或豁免某些行業，比如放寬對TikTok的限制、歡迎中國留學生，這將有助於部分釋放中美經濟、科技關係及人文交往的活力。
最大的變化在於，拜登及其團隊願意與中國開展嚴肅的戰略對話，進行合作，以便從中獲利。2020年4月，100多位美國前政要和學者發表聲明，在將新冠肺炎疫情歸咎於中國的同時，稱“美國不能把這次全球危機交給中國處理”，“中美應合作對抗疫情”。當時，拜登團隊的國務卿熱門人選安東尼．布林肯、蘇珊．賴斯、國防部長人選米歇爾．弗盧努瓦等人均簽署了這份聲明。8月公布的民主黨新綱領也寫明，為防止“中美競爭使全球穩定陷入風險”，“美國將尋求與中國在氣候變化、防擴散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領域進行合作。”拜登還在多個場合談及，美國將“與盟友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一同推進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這些合作議題若能落地，可能成為中美關係穩定之錨。
美國奉行對華“戰略競爭”的路線已確立，這既是特朗普執政遺產，也是美國兩黨共識，繼任者難以推翻。特朗普執政後的各項政策主張充滿爭議，但他確立對華競爭路線卻贏得普遍認同，被美國媒體譽為“第一個敢對中國示強的美國總統”。國會兩黨惡鬥不止，處處叫板，卻能以少有的跨黨派一致，順利通過十數項反華議案，用法律手段鞏固了對華政策措施。在美國政府、保守派媒體和自媒體的洗腦攻勢下，美國對華民意迅速惡化。2020年7月30日皮尤民調顯示，高達73%的受訪者對中國持負面看法，比僅僅三個月之前高出7個百分點，比三年前同期高26個百分點。這進一步約束了繼任者政策轉圜的空間。
雖然拜登屬民主黨溫和派，但他的團隊裡既有重視地緣政治博弈的強硬派，也有更重視意識形態和人權問題的自由派，將在這些領域加大對中國打壓的力度，對華強硬路線仍會延續。雖然拜登表面上不說“美國優先”，但他宣稱打造“服務中產階級”的外交承襲了一些特朗普元素。例如，拜登也強調所謂與中國“公平”“對等”交易，推動製造業回流和“購買美國貨”，保護就業和創新，擺脫在關鍵供應鏈上的對華依賴。他也承認大國競爭不可避免，尋求遏制中國，將技術競爭置於對華競爭的前沿，旨在確保美國在攸關未來的基礎科技方面擁有超出中國的絕對優勢。因此，拜登可能不會立刻全面取消對華關稅，不會放鬆針對中國高科技公司的出口管制和投資限制，而是將實施更有分寸、更有選擇性的經濟和科技脫鉤計劃。由於拜登代表著美國大企業、金融公司和高科技公司的利益，他可能會更強勢地要求中國進行經濟制度的結構性改革。上述相關領域的“特朗普遺產”在很大程度上會成為“拜登資產”，成為拜登向中國施壓的槓桿。
拜登還將更新對華政策“工具箱”，把此前針對中國的雙邊、力量型對抗轉向多邊、制度性圍堵。新增“工具”之一是與聯盟關係的修復與和解。與特朗普把盟友視為“包袱”不同，拜登把盟友視為“力量倍增器”，外交第一要務是修復一段時間以來受損的聯盟關係，可能停止四面出擊的貿易戰。在此基礎上，美國將把“建立美國盟友和夥伴的同一陣線”作為“應對中國挑戰最有效的辦法”，提升美國的影響力。
“工具”之二是用規則、價值觀、意識形態等因素“捆綁”中國，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拜登也從所謂“民主”與“專制”的角度看待中美分歧，稱要與亞太地區民主國家形成更緊密的捆綁，“在這個決定美國未來的區域推進共同價值觀”。可見，印太戰略仍將是拜登對華外交的重點支柱。歸根結底，美國“不能讓數字時代的規則由中國來書寫”，要讓環境、勞工、貿易、技術、透明度等規則“繼續反映民主國家的利益和價值觀，確保民主社會繁榮”。如果拜登能推出一項得到盟友支持的多邊戰略，以美國力量、西方規則、盟友體系為基礎，聯手對華施壓，中美競爭將進入一種更深刻、對中國來說處理起來更棘手的狀態。
此外，從現在到拜登上台並非“真空期”，美國大選爭議仍存，中美關係仍有可能成為美國黨爭的“附帶損傷”。從普選票數量看，特朗普和拜登分別得到了有投票資格選民中一半的支持，成為史上總統大選中得票最多的落敗者和勝選者。這既反映出美國社會分裂、政治極化因大選而更加惡化；同時也折射出，在美國疫情以每日新增10萬例、死亡總人數超過25萬的背景下，“特朗普主義”依然強勁，說明美國國內反全球化的社會基礎依然強大。特朗普除了對選舉結果發起法律挑戰，仍有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來鞏固執政成果，打壓民主黨，並框定下一屆政府的政策走向。特別是反華鷹派人物盤踞在特朗普政府中高層，他們尋求綁架新政府對華政策，以此積累自身的政治資本，繼續在國內權力結構中佔有一席之地，因此可能加大對“中國議題”的政治操弄。11月17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在明知行動時間已不夠用的情況下，發布《中國挑戰的方方面面》報告，提出美國處理對華關係要完成的十大任務，就是意在給特朗普政府塗脂抹粉，並給繼任者劃定軌道。
拜登承諾要癒合美國的分裂，他上任後的四個優先事項是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經濟復甦、種族平等和氣候變化，外交方向上當務之急可能是修復聯盟關係、重返國際議程、重建美國聲譽、恢復盟友對美國的信心，對華政策短期內不大可能成為他的優先。這就使得中美關係相對於前一個時期的急速下跌而言，可能存在一個時間上的“喘息期”。如果中美能夠圍繞抗疫、經濟復甦、氣候變化等開展務實合作，可能還會帶來雙邊關係轉圜的新空間。
2019年5月22日，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參加畢業典禮時拍照（圖：中新社）
另一方面，拜登執政後將面臨艱巨的內部整合任務。如果屆時佐治亞州的兩場補選結果使共和黨人控制聯邦參議院，這將使他陷入在國會共和黨人、民主黨建制派和進步派之間“走鋼絲”的困境，嚴重制約他推進外交雄心、調整對華政策的能力，甚至會影響他能否得到國會批准他的內閣最高職位人選。如果拜登不得不更加內顧，外交重點又不完全集中在中國，那麼中美競爭的對抗程度有望暫時得到部分緩解。
無論從短期還是中長期看，拜登上台都為中美關係走出“特朗普式”的震盪、重塑關係模式帶來了新的機遇。中美雙方政府應當抓住機會，主動作為，建立日常聯繫，重啟高層戰略對話，聚焦雙邊和多邊議題合作，加強政策協調和溝通，力爭實現中美關係“軟著陸”。最起碼，當今世界力量格局正在迅速演變，當拜登解決國內問題時，包括中國在內的外部世界不會原地等待，而這也將是世界各國拉住美國、促其回到國際合作中來的重要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