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夸里•帕斯奎諾：中國共產黨以符合絕大多數公民利益的方式來治理國家

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16日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美國紐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帕斯夸里•帕斯奎諾（Pasquale Pasquino）應邀在研討會上做主旨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一百年前，中國共產黨創立於上海法租界的一處寓所。它與德國社會民主黨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現存政黨之一。

中國共產黨在其長期歷史中無可避免地歷經多次轉型，以適當的方式塑造了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發展和深層變化。

此次發言，我將從個人熟悉的政治與憲法理論出發，簡要地討論這場非凡歷程的最後一段時期。至少在西方觀察家，特別是熟知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的人看來，這段時期非常精彩，但并不完全了解。

對於鄧小平時期以來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能夠在經濟發展中取得的成就，我無須提醒參加此次會議的各位，正如偉大的經濟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多年前所寫，鄧時代的中國在摒棄蘇聯經濟模式後，能夠對不發達的經濟加以利用，並真正實現了巨大飛躍。這一點毫無疑問。

將7億甚至更多中國人從貧困中拯救出來，絕對是中國共產黨近幾十年來最偉大而令人驚異的成就。

某種意義上更讓人驚訝的是，蘇聯制度解體後，中國共產黨能夠繼續生存，進行現代化轉型，並產生了新的體制，這個新體制我們仍需要進一步去理解。此處“我們”指的是西方政客及政治學家，也包括中國人自己。對於一種古往今來都沒有同等參照的政治制度，这种理論就好比夜間出動的鳥，若想具體描述其本質仍為時尚早，這在中國或許也是事實。

儘管如此，我將嘗試分享我個人的理解，以及我正在努力思索的重大問題，以期至少能向我和我的學生解釋當代中國政治和憲法制度的本質。

第一點，也是較易理解的一點，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在不明確否認或拒絕其過去的基礎上大幅改變其意識形態和結構。蘇聯在1989年後急於採取激進措施，拋棄和拒絕過去的政治，卻未幫助其改善體制或公民的生活條件。相反，鄧小平推進的中國經濟轉型相當激進，在他講話時，身後卻常常有毛主席的大畫像。這是體現中國古老智慧的一個傑出例子，令我想到英國文化，雖然創立了現代議會制，卻從未拋棄傳統君主制，如他們所言，只是將君主制轉型成為制度中禮儀性和裝飾性的一部分。

另一個重要變化，也是我在到訪中國期間親身體會到的，即中國共產黨身份的持續轉變：從把權力根植於革命意識形態與毛澤東政治經驗的政治角色，變為一個能夠以符合絕大多數公民利益的方式來治理國家的精英政治中的精英。沒有人能否定這一點。

這裡我提到精英政治，只能一帶而過。但對於這一重要卻模糊而矛盾的問題，我仍想略講一二。

精英政治絕對是所有偉大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也是理想的好政府。

舉例說明，古羅馬共和國引以為傲的機制，是選出行使公眾權力的個人的關鍵機制，在拉丁文中被稱作晉升體系。這個表述是説，一名羅馬公民必須擔任過數次下級地方官以顯示其擁有為了公眾利益的治理能力，然後才能按規則進入最高政治職能中心。甚至貴族出身的公民也不能直接跳到最重要的政府職位，只能憑藉一步步晉升，以顯示其有資質和能力承擔更多相關職務。

該模式仍以某種形式存在，而且我認為在內部晉升方面被中國共產黨所推崇。在像中國這般非常古老且語言高度成熟的文化中，精英政治與選拔考試制度息息相關。

再思考一件相對鮮為人知的事。當18世紀末美國引入代議政府時，選擇通過選舉機制選出行使公眾權力的成員。開國元勳們相信，繼經典而著名的亞里士多德學說之後，選舉制度是選出精英（即貴族）的最佳機制，貴族是指群體中更有能力為了公眾利益而統治政治共同體的成員。

主要在20世紀，普選制度引入平等主義維度，戰勝和模糊了原有的強調選舉合法性中的精英元素的概念。不幸的是，在當代西方社會，選舉似乎在當今呈現出其令人擔憂的方面：與詹姆斯·麥迪森（James Madison）和埃馬紐埃爾·西哀士（Emmanuel Sieyes）曾經的設想相反，選民可能選出像安格拉·默克爾這樣的人，也可能選出貝盧斯科尼或特朗普這樣的領袖。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毫不猶豫將後者評為“不適合統治”。

如本人所述，精英政治是一個複雜和較為模糊的概念，但是中國與歐洲、美國一樣，理智之人不希望統治他們的是無法勝任的領導人，或是像某些人只長於重新當選以保住權力地位。中國和西方都需要能夠勝任的政府和領導人，這一點毫無疑問。不幸的是，選舉至少在我所處的時代已不再是作出正確選擇的保障，其結果面臨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