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赤琰:從“一國兩制”看中國共產黨對全球治理作出的貢獻
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16日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馬來西亞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前系主任鄭赤琰應邀在研討會上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的三百多年,其治理世界採用殖民地辦法,要麼侵用土地用作其遷居的地方,像加拿大、美國、澳洲、新西蘭;要麼,侵用土地用作開發經濟資源的殖民地,其殖民地版圖之大,遍及非洲、亞洲、美洲,其引爆戰亂之慘,史無前例,像印第安人被滅族,販賣非洲黑奴、販賣華裔“豬仔”勞工,都是人類的慘劇。大英帝國衰落後,美國取而代之,其治理世界的手法,非常霸道,為了打壓蘇聯,採用“冷戰”的軍事經濟政治圍堵的戰略,短短50年(由1946—1996)在全球發動284次武裝衝突,其中201場都是由美國發動。2001年至今,美國打著“反恐”旗號,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約80個國家進行軍事行動,造成超過80萬人死亡,其中約33萬人是平民。除了軍事行動外,美國還採用各種手段打壓世界各國,其中所用的經濟制裁不但全面封鎖被制裁國家,連不聽從美國制裁的國家,也一律要被制裁。
面對英美稱霸世界所採用的極之霸道的治理辦法,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心便是立志要建立一個公平、開放、包容、公道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論,相信人類會不斷用“生產力去改善生產關係”,用這樣的“辯證法”,中國共產黨看到資本主義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是可取的,但英美霸權治理的世界促成極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生產關係”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開始便不斷探索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1979年鄧小平復出當政,他看準香港回歸的機會,提出了採用“一國兩制”的辦法治理香港,目的正是用香港的國際地位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借“一國兩制”去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港英的資本主義可以“求同存異”,港英的制度也可延續在“一國兩制”下並存。為了取得國際信心,國家還通過中英和平談判取得政權移交的協議,化解中英對抗,同時也採用制憲諮詢的程序,讓港人參與制訂“香港特區基本法”,還把“一國兩制”向聯合國提呈備案。這個建議正如鄧小平指出是史無前例的,換言之,自經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後的五百多年裡,在西方列強治理的世界,他們實踐的主權是國家的“禁臠”,國家的利益是“零和”關係,國際關係只講霸道,不講公道。與此相反,“一國兩制”起碼有三點,是西方治理下的世界沒有的先例。
在“一國兩制”下,讓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繼續運作。這種做法是積極的包容的。馬克思的歷史辯證論早已指出,資本主義在歷史的定位有其建設性的一面,其中生產力的發展便是建設性的,保留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為的是給年輕的社會主義借長補短,為了吸取資本主義的長處,中國共產黨還特別就近香港開辟四個經濟特區,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巡談話”中特別強調,借鑒香港發展,不會被當成“反革命”,同時還指出:收回香港不但不會打擊香港,還會在國內建一百個香港。鄧這話不是誇張,而是認清到“歷史辯證論”有其歷史承先啟後的一面,革命不是完全否定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發展上的成就,而是傳承其生產力成就,否定其生產關係,結果在中國共產黨治理下,“一國兩制”促成了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互相借鑒,才不過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以深圳為首的特區已在生產力的科技發展方面特別是IT方面成為世界之最,而香港原有的繁榮也繼續發展,可見“一國兩制”已向世界展示,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只要放棄對彼此的偏見,互相包容,是最佳的治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辦法。
“一國兩制”也展示了主權對立是沒有談判割讓的餘地,但在一個主權下可實行兩種不同制度共同合作開發。1997年香港回歸後,容許香港原有制度繼續運作,如果用西方主權概念,那是絕對不容許的,因為主權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力,國家的土地、人民與政府就靠主權享有最高的立法權來全方位統治。失去主權便失去統治領土、公民與建立政府的權利。因此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保存行政、立法與司法制度,和內地實行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制度有別。國家採行《基本法》予港制享有除國家行為的事務無權管轄外,其他事務可全權管轄,原有司法制度是普通法體系,照行不變,連司法人員也保留外籍法官、陪審團、律師制度等一概不變,行政長官就職要向中央政府負責,同時也要向港人負責。其產生辦法由代表香港三百多個有代表性的團體組成1200名選委(2021年已改成1500名)投票選出。凡《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只能由人大通過憲法修改才能改變,由此可見香港特區的制度享有國家主權的地位,也因為如此,港英留下來的制度與大陸的制度各行其是,互相不干預,而國家主權行為事務在《基本法》第十九條所列出來只有國防、外交等,其他不屬國家行為的事務概屬香港自理。可見“一國兩制”訂明香港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香港享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發展規劃,連財政與貨幣也保留不變,這是西方主權國家無可包容的,而中國卻以嶄新的主權治理對待這個英倫前殖民地。中國這麼做,不是孤立的事件,處理釣魚島,南海島嶼主權紛爭等,中國都一貫地主張: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這種寬大包容,開放與公道治理主權紛爭,是西方主導的過去幾百年所無,因此西方主權治理的世界不斷釀成人類災難,中國治理主權的辦法,對今後的世界無疑將是人類一大貢獻。
第三,近代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興起由城市(City)帶動,再向周邊地區擴張,這種情況首先在英倫與法國巴黎出現,因為打造城市的當權派是大商家。這“城市國”(City State)不斷助長“資本家”,也不斷向外擴張,先由西歐地區崛起,再向全球擴張,經歷五百多年,最後非洲、亞洲、美洲等都淪為他們的殖民地。這種現象在西方學術界筆下多有討論,其中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托尼(Tawney)直指城市的興起是資本家的“傑作”,馬克思與恩格斯也有類似的看法,不同的是個人的論點有別,韋伯認為城市資本家由新教徒的宗教信仰所促成,馬恩兩人則指出城市結構提供資本家無限累積資本的機會。
與西方近代城市崛起的經驗雷同,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出現大型城市,而且也以商業主導其經濟擴張,其中齊、趙、楚最顯著,但秦國興起後,以商鞅的“重農抑商”為其國本,征服其他六國後,統一中國,力行以農立國,也根絕資本主義城市興起的土壤,以後歷代也曾出現商業型城市,像唐宋,但沿自秦的“抑商”,城市所在只屬政治與軍事中心。這種情況在清末《南京條約》之後,國門被打開,西方列強一湧而至,英國在中國建立城市最落力,沿海各大城市如廣州、香港、廈門、南京、上海、武漢、重慶、天津等,都是英國的產物,其目的正是想通過這些英式資本型的城市來控制中國。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在反資本主義思想主導下,所有城市徹底封閉,直至1978年鄧小平從新加坡得到的經驗,英資本主義型的城市也可用社會主義來加以改造,兩年後收回香港列上了政治日程,正是考慮到如何創造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贏”的條件,“一國兩制” 的設計正是在中國主權下,容許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同時在香港周邊建立四個“經濟特區”,從中吸取香港的資本主義優點,作為特區參考下摸索適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模式。
經過24年的實踐,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不變,私有產權不變,金融條件不變,自由貿易不變,人口多元化不變,社會生活生態不變,司法仍沿用普通法,行政與立法也與中國內地有別。總之,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世界大都會仍然維持其生命活力,生機勃勃。與內地的互動在“港廣深”金融互通,物流相通,航運聯通,在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作為中國內地的中轉站,香港的國際地位冠絕全球。紐約與英倫兩大城市,都比不上香港的開放,起碼在主權狹隘思想的局限下,紐約與倫敦的“移民條例”遠遠比不上香港開放,《基本法》第 24條的規定,在港工作七年取得“香港居民” 身份後,得長期居留香港,並享有選舉投票權,置業與工作自由權。這種待遇,紐約與倫敦都欠奉,經歷二十多年時間“一國兩制”,已證明中國在治理國際大都會方面遠遠比西方“開放、包容與公道”。
此外,仍有不少領域的問題,都能說明香港的“一國兩制”對治理世界的“開放、包容與公道”程度,貢獻巨大,足為世界效法!本文因礙於篇幅,只好割愛,僅討論上述三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