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赤琰：從“一國兩制”看中國共產黨對全球治理作出的貢獻
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16日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馬來西亞大馬新聞資訊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學系前系主任鄭赤琰應邀在研討會上演講，以下是演講全文。
大英帝國稱霸世界的三百多年，其治理世界採用殖民地辦法，要麼侵用土地用作其遷居的地方，像加拿大、美國、澳洲、新西蘭；要麼，侵用土地用作開發經濟資源的殖民地，其殖民地版圖之大，遍及非洲、亞洲、美洲，其引爆戰亂之慘，史無前例，像印第安人被滅族，販賣非洲黑奴、販賣華裔“豬仔”勞工，都是人類的慘劇。大英帝國衰落後，美國取而代之，其治理世界的手法，非常霸道，為了打壓蘇聯，採用“冷戰”的軍事經濟政治圍堵的戰略，短短50年（由1946—1996）在全球發動284次武裝衝突，其中201場都是由美國發動。2001年至今，美國打著“反恐”旗號，在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等約80個國家進行軍事行動，造成超過80萬人死亡，其中約33萬人是平民。除了軍事行動外，美國還採用各種手段打壓世界各國，其中所用的經濟制裁不但全面封鎖被制裁國家，連不聽從美國制裁的國家，也一律要被制裁。
面對英美稱霸世界所採用的極之霸道的治理辦法，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初心便是立志要建立一個公平、開放、包容、公道的社會主義國家，並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辯證論，相信人類會不斷用“生產力去改善生產關係”，用這樣的“辯證法”，中國共產黨看到資本主義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方面是可取的，但英美霸權治理的世界促成極少數人剝削絕大多數人的“生產關係”是不可取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新中國開始便不斷探索一個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模式。1979年鄧小平復出當政，他看準香港回歸的機會，提出了採用“一國兩制”的辦法治理香港，目的正是用香港的國際地位配合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方向，借“一國兩制”去證明中國的社會主義和港英的資本主義可以“求同存異”，港英的制度也可延續在“一國兩制”下並存。為了取得國際信心，國家還通過中英和平談判取得政權移交的協議，化解中英對抗，同時也採用制憲諮詢的程序，讓港人參與制訂“香港特區基本法”，還把“一國兩制”向聯合國提呈備案。這個建議正如鄧小平指出是史無前例的，換言之，自經西方資本主義興起後的五百多年裡，在西方列強治理的世界，他們實踐的主權是國家的“禁臠”，國家的利益是“零和”關係，國際關係只講霸道，不講公道。與此相反，“一國兩制”起碼有三點，是西方治理下的世界沒有的先例。
在“一國兩制”下，讓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繼續運作。這種做法是積極的包容的。馬克思的歷史辯證論早已指出，資本主義在歷史的定位有其建設性的一面，其中生產力的發展便是建設性的，保留香港資本主義運作，為的是給年輕的社會主義借長補短，為了吸取資本主義的長處，中國共產黨還特別就近香港開辟四個經濟特區，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巡談話”中特別強調，借鑒香港發展，不會被當成“反革命”，同時還指出：收回香港不但不會打擊香港，還會在國內建一百個香港。鄧這話不是誇張，而是認清到“歷史辯證論”有其歷史承先啟後的一面，革命不是完全否定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發展上的成就，而是傳承其生產力成就，否定其生產關係，結果在中國共產黨治理下，“一國兩制”促成了資本主義的香港與社會主義的經濟特區互相借鑒，才不過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以深圳為首的特區已在生產力的科技發展方面特別是IT方面成為世界之最，而香港原有的繁榮也繼續發展，可見“一國兩制”已向世界展示，不同意識形態的國家，只要放棄對彼此的偏見，互相包容，是最佳的治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辦法。
“一國兩制”也展示了主權對立是沒有談判割讓的餘地，但在一個主權下可實行兩種不同制度共同合作開發。1997年香港回歸後，容許香港原有制度繼續運作，如果用西方主權概念，那是絕對不容許的，因為主權在他們心目中，是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至高無上的立法權力，國家的土地、人民與政府就靠主權享有最高的立法權來全方位統治。失去主權便失去統治領土、公民與建立政府的權利。因此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保存行政、立法與司法制度，和內地實行的行政、立法與司法制度有別。國家採行《基本法》予港制享有除國家行為的事務無權管轄外，其他事務可全權管轄，原有司法制度是普通法體系，照行不變，連司法人員也保留外籍法官、陪審團、律師制度等一概不變，行政長官就職要向中央政府負責，同時也要向港人負責。其產生辦法由代表香港三百多個有代表性的團體組成1200名選委（2021年已改成1500名）投票選出。凡《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只能由人大通過憲法修改才能改變，由此可見香港特區的制度享有國家主權的地位，也因為如此，港英留下來的制度與大陸的制度各行其是，互相不干預，而國家主權行為事務在《基本法》第十九條所列出來只有國防、外交等，其他不屬國家行為的事務概屬香港自理。可見“一國兩制”訂明香港是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外，香港享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發展規劃，連財政與貨幣也保留不變，這是西方主權國家無可包容的，而中國卻以嶄新的主權治理對待這個英倫前殖民地。中國這麼做，不是孤立的事件，處理釣魚島，南海島嶼主權紛爭等，中國都一貫地主張：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這種寬大包容，開放與公道治理主權紛爭，是西方主導的過去幾百年所無，因此西方主權治理的世界不斷釀成人類災難，中國治理主權的辦法，對今後的世界無疑將是人類一大貢獻。
第三，近代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興起由城市（City）帶動，再向周邊地區擴張，這種情況首先在英倫與法國巴黎出現，因為打造城市的當權派是大商家。這“城市國”（City State）不斷助長“資本家”，也不斷向外擴張，先由西歐地區崛起，再向全球擴張，經歷五百多年，最後非洲、亞洲、美洲等都淪為他們的殖民地。這種現象在西方學術界筆下多有討論，其中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托尼（Tawney）直指城市的興起是資本家的“傑作”，馬克思與恩格斯也有類似的看法，不同的是個人的論點有別，韋伯認為城市資本家由新教徒的宗教信仰所促成，馬恩兩人則指出城市結構提供資本家無限累積資本的機會。
與西方近代城市崛起的經驗雷同，中國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已出現大型城市，而且也以商業主導其經濟擴張，其中齊、趙、楚最顯著，但秦國興起後，以商鞅的“重農抑商”為其國本，征服其他六國後，統一中國，力行以農立國，也根絕資本主義城市興起的土壤，以後歷代也曾出現商業型城市，像唐宋，但沿自秦的“抑商”，城市所在只屬政治與軍事中心。這種情況在清末《南京條約》之後，國門被打開，西方列強一湧而至，英國在中國建立城市最落力，沿海各大城市如廣州、香港、廈門、南京、上海、武漢、重慶、天津等，都是英國的產物，其目的正是想通過這些英式資本型的城市來控制中國。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成功，在反資本主義思想主導下，所有城市徹底封閉，直至1978年鄧小平從新加坡得到的經驗，英資本主義型的城市也可用社會主義來加以改造，兩年後收回香港列上了政治日程，正是考慮到如何創造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贏”的條件，“一國兩制” 的設計正是在中國主權下，容許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同時在香港周邊建立四個“經濟特區”，從中吸取香港的資本主義優點，作為特區參考下摸索適合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模式。
經過24年的實踐，香港這個資本主義城市不變，私有產權不變，金融條件不變，自由貿易不變，人口多元化不變，社會生活生態不變，司法仍沿用普通法，行政與立法也與中國內地有別。總之，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世界大都會仍然維持其生命活力，生機勃勃。與內地的互動在“港廣深”金融互通，物流相通，航運聯通，在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發展，作為中國內地的中轉站，香港的國際地位冠絕全球。紐約與英倫兩大城市，都比不上香港的開放，起碼在主權狹隘思想的局限下，紐約與倫敦的“移民條例”遠遠比不上香港開放，《基本法》第 24條的規定，在港工作七年取得“香港居民” 身份後，得長期居留香港，並享有選舉投票權，置業與工作自由權。這種待遇，紐約與倫敦都欠奉，經歷二十多年時間“一國兩制”，已證明中國在治理國際大都會方面遠遠比西方“開放、包容與公道”。
此外，仍有不少領域的問題，都能說明香港的“一國兩制”對治理世界的“開放、包容與公道”程度，貢獻巨大，足為世界效法！本文因礙於篇幅，只好割愛，僅討論上述三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