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蜀永：早年中國共產黨與香港

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紫荊文化集團主辦，紫荊雜誌社承辦的百年大黨國際學術研討會6月16日在香港君悅酒店舉行。香港嶺南大學高級研究員劉蜀永應邀參加下午的圓桌會議並討論發言，以下是發言全文。

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源遠流長，與中共建黨初期的活動有關、為數不多的幾個中國城市之中，就有香港。1920年12月，三位香港年輕人林昌熾（林君蔚）、張仁道、李義寳在香港碼頭的輪船上會見陳獨秀之後，就在跑馬地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1923年，他們在香港建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以後，又建立香港中共黨小組。1925年初，香港的中共黨支部成立，黃平為書記，成員也有以上三位。

產業工人是中共建立的社會基礎。香港海員是中國近代最早的產業工人之一。香港早期的中共黨員林昌熾等很重視在海員中開展工作。他們曾多次到海員中演講，宣傳革命的道理。20世紀初，在香港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工人運動。一次是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一次是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香港的工人運動，特別是香港的海員工會為中國共產黨鍛煉和培養了一批骨幹，林偉民、蘇兆徵、陳郁、曾生是他們的傑出代表。林偉民和蘇兆徵是早期中國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郁歷任燃料工業部部長、煤炭工業部部長、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等職務。抗戰時期，曾生是華南地區規模最大的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的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過交通部部長。

1927年4月15日，發生“四·一五”政變。蔣介石在廣州展開“清黨”行動，大肆逮捕共產黨員，知名共產黨人蕭楚女等被殺害。作為中共廣東省領導機關的中共廣東區委立即遷往香港。同年“八七”會議後，根據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第一屆中共廣東省委正式在香港成立，張太雷出任省委書記兼中央南方局書記。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廣東省委的名稱幾經變更，但領導機關一直設在香港。香港也就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廣東甚至華南地區革命鬥爭的指揮中心。

1930年秋冬，在南方局和廣東省委的支持下，中共中央開闢一條由上海—香港—汕頭—大埔—青溪—永定進入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綫。廣東省委選派了一批得力幹部，成功地護送200多位重要領導幹部通過這條交通線進入中央蘇區，其中有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葉劍英、陳雲、博古、任弼時等黨和紅軍的領導人。這條交通綫一直堅持到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廖承志在香港開設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並參與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開展工作。辦事處成立後，接收了大量捐贈物資。

辦事處還印刷《華僑通訊》，向海外華僑報導國內抗戰的消息。不少華僑青年通過辦事處安排，回國加入八路軍和新四軍。辦事處亦曾組織汽車司機和醫務人員回國參加抗戰。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是香港抗戰的中流砥柱。1941年12月日軍進攻香港，英軍抵抗18天就投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隊港九大隊成為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持抗戰的武裝力量。港九大隊前身的幾隻武工隊和港九大隊參與過搶救抗日文化名人的秘密大營救。港九大隊以游擊戰方式四處打擊和牽制日軍，參與營救盟軍飛行員，並且多次協助盟軍獲取日軍情報。日佔期間，港九大隊有 115 名戰士為保衛香港而犧牲。

因為抗戰時期中共與英國曾經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因而戰後初期英國允許中共在香港保持某種程度的“合法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以香港為中心開展城市工作，香港迅即成為中共和民主黨派在南方最重要的活動基地。全面内戰爆發後，中共更加重視利用香港開展工作，建立香港分局管轄南方多個省份及港澳的工作。對中共來說，這時期的香港有多重的功能，包括“反内戰、反獨裁”的文化宣傳陣地；民主黨派及其領袖的避難場所和東山再起之地；以及解放戰爭的後勤保障基地之一。到了内戰後期，香港成為新政協運動的中心；各民主黨派在香港召集會議，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號召，推動新政協的召開。同時，在中共的護送之下，一大批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分批秘密北上參與新政協籌備工作，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帝國主義強加的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這一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從實際出發，尊重歷史，維持現狀，政治上維持香港的穩定，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

1949年10月解放軍抵達廣東之後，中國政府為避免糾紛，毛澤東、周恩來下令野戰軍不得越過羅湖以北40公里的樟木頭一綫，另派保安部隊維持邊界治安。

東江水供港、三趟快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從經濟上支持香港發展的典型事例，也是香港與内地互惠互利的體現。

為解決香港淡水資源嚴重短缺的問題，應香港愛國社團和英國政府的要求，1963年周恩來總理下令修築東江—深圳供水工程，並在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經濟尚未復興的情況下，撥款3800萬元，確保首期工程順利進行。香港大部分淡水一直依靠內地供應。以1997年為例，內地輸往香港的水量7.5億立方米，佔當年香港耗水量（9.13億立方米）的82%。

為了解決供應港澳鮮活商品運輸中的困難，從1962年開始，鐵道部和外經貿部安排了751、753、755等三趟“供應港澳冷凍商品快運貨物列車”，開往深圳，再將貨物運往香港。除農曆正月初一以外，一年364天，天天按時運送。內地低價食品穩定均衡的供應，加上香港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等措施，使得香港的通貨膨脹率和勞動力成本低於西方工業發達國家，提升了香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總結早年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的關係，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共是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發展和壯大自己，為反抗外來侵略和建立新中國開展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共是利用香港獨特的地位，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服務。同時，作為執政黨，它對香港的影響力大為增强，成為香港經濟起飛、繁榮穩定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